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曹志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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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曹志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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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语方言中有没有濒危方言?
    1.1 什么是濒危方言?
    汉语方言中究竟有没有濒危方言?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并不明确,或者说并不一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濒危方言,应当如何判断濒危方言。
   “濒危”意为“接近危险的境地”(《现代汉语词典》) ,对语言或方言来说即濒临消亡。据此理解,汉语方言中无疑存在着并非个别的濒危现象。
      从语言的变化消亡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在汉语方言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突变型和渐变型。突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型变化消亡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还要经过一个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的过渡阶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突变型汉语方言的情况通常是这样的:老年人只使用弱势方言;中青年人弱势方言与强势方言并用,其中中年人以弱势方言为主,青年人以强势方言为主;少儿就基本上只用强势方言了。渐变型,是指弱势方言在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演变。
     我们这里所说的濒危汉语方言主要是指处于突变型过程中的方言。不过,实际上,渐变型的方言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濒危方言,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一般不易观察得到。
     1.2 濒危方言与濒危语
     在一些人看来,语言濒危现象只发生在一些使用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当中,而汉语方言使用人口多达数亿,不可能出现濒危现象。或者认为某些汉语方言的濒危以及汉语方言迅速整合趋同的现象只是汉语内部语言调整和标准化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不能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相提并论,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对于第一种看法,我们认为,跟语言濒危与否直接相关的因素并不是使用人口的数量,而是使用群体的势力──尽管这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濒危语言与弱势群体相联系。汉语方言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内部究竟应该如何划分,划分到什么程度算“一种”方言,现在尚无定论。如果把汉语方言当作是一个整体,或即使按现行的办法分成10 种方言,那么可以预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语方言不会有“濒危”之虞。但汉语方言尤其是东南地区汉语方言内部的巨大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吴语”、“闽语”等等,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方言区”,而不能看作是“一种话”。如果我们可以把吴语区各地的方言看作是“许多种话”的话,那么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些“话”之间人口多寡不一,势力强弱不等,生命力大小也不同,其中有些“话”已经处于濒危的状态或濒危的边缘了。当然,我们也承认,在实际操作中,认定濒危方言比认定濒危语言要困难得多。
      对于第二种看法,我们认为,方言是一定地区人民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和一定地区的地域文化相联系的。因此,跟民族语言一样,一种方言的消亡,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那种交际和思维工具的永远丧失,就意味着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那种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永远丧失,也意味着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濒危方言现象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然,由于汉族各地文化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改用其他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人并不至于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濒危方言与濒危语言有所不同。
     1.3 为什么会有濒危方言?
      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不会停止说话。另一方面,任何地方的方言都具有丰富而完善的表达系统。方言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这种方言的“用途”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小,简而言之,是因为这种方言“没用”了。在当今的汉语方言中,方言“没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和严重, “没用”的方言越来越多。事实上,与处于同一境地的那些弱势的民族语言比起来,弱势汉语方言的处境更为艰难,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 语言政策中对方言缺乏明确的规定,方言的语言地位低。
    (2) 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如目前学校、公务、传媒等正规场合一般不允许使用方言,甚至在不少家庭里方言的用途也在减少。
    (3) 有言无文,无书面语和书面文献(粤语除外) 。

二  濒危汉语方言的几种类型

     2.1 如上所说,由于汉语方言内部的划分远未具体化,要认定哪些方言属于濒危方言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某地的一种话”或“一种某地的话”是濒危方言。但濒危汉语方言的具体数量、分布情况以及它们的濒危程度等等,一时还无法描述。在这里,我们只能大概地归纳一下濒危汉语方言的类型,并作一些举例性的说明。
    2. 2 目前,最显眼的濒危方言是那些使用人口较少、处于强势方言包围之中的弱势方言岛,例如笔者所接触过的九姓渔民方言和浙江的一些畲话方言岛。
九姓渔民是我国旧时的一类贱民。他们以浙江省西部三江交汇的建德市梅城镇(旧严州府府治)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七里泷一段)上,即建德、兰溪、桐庐一带。
    传统的九姓渔民在家里使用船上话,跟当地人交往使用当地方言。今天,真正地道的船上话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会说。中年人受当地方言影响很大,常常会不自觉地把当地方言的成分混入船上话。青少年主要生活活动在非九姓渔民社会里,他们已经说不好船上话了,而且使用船上话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估计再过十来年,船上话就会基本消亡。
     绝大部分畲族使用一种接近客家话的汉语方言──畲话。畲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如今,他们生活、学习、工作都必须与当地汉人打交道,必须学习使用当地的强势方言。据笔者观察,现在分布在浙江省金华、遂昌、云和等县的畲族的年轻人使用畲话的机会已越来越少,在一些畲族村青少年已经不学习使用畲话了(如金华县大坑村) ,在个别畲族村已经没有人会讲畲话了(如金华县鸽坞塔村) 。如此发展下去,预计这些地区的畲话方言岛将会逐渐消亡。
    2.3 在两种方言交界的地带,如果这两种方言的势力不均等的话,一般会发生如下的情况: (1) 强势方言影响、冲击弱势方言,弱势方言向强势方言靠拢; (2) 弱势方言萎缩自身的用途和地盘,逐渐被强势方言所“蚕食”; (3) 弱势方言的使用者成为弱势方言和强势方言双语使用者,其中在有些情况下会逐渐向强势方言单语使用者转变。在官话方言与其他方言交界的地带,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原吴语北部与官话交界的地带,现在有些(如南京一带) 已经转变为江淮官话了;在今湘语与官话交界的地带,有些湘语方言正处于“西南官话化”的过程当中,如湘语西北部的吉淑片的调值很接近西南官话系统,而长沙、衡阳、邵阳、益阳、常德等大城市的湘语(即所谓新湘语) 跟西南官话通话更没有什么困难。
     2.4 在多种方言交错分布的地区,由于不同方言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处于弱势的方言很容易成为濒危方言。例如在粤北地区,穿插交错地分布着土话、客家方言、粤语和西南官话,其中客家方言是当地的地区共同语,粤语分布在韶关市区等地,是广东地区的强势方言,土话则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一些原来通行土话的地区,目前有的(如韶关市区)已经变为客家方言区了;有的则正处于转变的过程当中,例如韶关市西河镇向阳村(土话村)的人与外地人交往时都能使用流利的客家方言或粤语,即使在说土话的人内部,年轻人之间基本上也已经不用土话而改用粤语了。(邝永辉2000)
     2.5 在单一方言地区,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强烈冲击,一些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出现了突变型的方言变化消亡,这也是濒危方言的一种类型。例如在浙江淳安、龙游、遂昌、庆元等县的县城,老年人多说当地方言,中青年方言和普通话并用,少年儿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一般都说普通话,在社会上,政治、文化、商贸等场合已经通用普通话。

三  如何看待濒危方言?
    3.1 方言消亡是大势所趋
    变化是语言的本质特点,汉语方言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语方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变化趋势是“趋同”,这主要表现为弱势方言“趋同”于强势方言或普通话,也就是朝着消亡的方向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我们应当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所谓“落花流水春去也”)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人为强行地“抢救方言”、“保护方言”既不符合绝大多数当事人的意愿,也不符合当今语言的自身发展规律,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趁早死了这条心。
     3.2 人为干预不可缺少
     方言消亡不可避免地将会在政治、心理、社会、文化、语言等方面带来各种消极的后果。(曹志耘1999)因此,尽管语言变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面对濒危方言现象和方言走向消亡的形势,我们并不能袖手旁观,放任自流。相反地,我们应该积极干预,而且也可以有所作为。当然,这里所说的“干预”不是指那种简单化的“抢救”或“保护”,而是指在顺应潮流的前提下,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方言变化,并引导方言变化的进程,以尽可能地减弱方言消亡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我们认为,对濒危方言现象进行人为干预,是语言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呢?
    (1) 文化生态自控能力有限。语言是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是文化生态的主体,人为因素在文化生态系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生态系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协调平衡,在文化生态系统的调整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的调整进行强有力的人为干预,以使其朝着有利于民族社会繁荣稳定的方向发展。
    (2) 在语言替换的过程中,语言的工具性往往会掩盖语言的其他特性。语言是交际工具,但绝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古今中外的语言替换事实一再证明,人们在进行语言选择时,由于缺乏远见,往往只看到其工具性,而忽视语言的其他特性如人文性。
    (3)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一种语言或方言一旦消亡,便永远消亡,不可再生,也是人力所无法挽救的。这跟自然环境不同,某些自然生态环境被污染了或被破坏了,日后还可以设法治理。因此,在发生语言替换的时候,作为语言的使用者———人,应该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作出恰当的反应。

四  对策和措施

    4.1 大声呼吁,引起重视
    应在适当的场合(如学术领域、文化领域) 充分说明我国濒危汉语方言的状况及其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在这种呼吁中,除了说明保护、发展濒危语言的一般意义外,还应当强调妥善处理濒危汉语方言现象的特殊意义:
    (1) 汉语方言分布地域广阔,使用人口众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问题。
    (2) 从语言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汉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多采,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相比,其中某些大方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相当于语言甚至语支的地位,汉语方言是我国也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宝贵财富。
此外,保护和发展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重视的问题,我国要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民族各地区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紧跟世界步伐,在保护和发展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方面作出我们特有的贡献。
    当然,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呼吁”绝不是意味着要与我国现行的语言政策相对立,相反,是要在现行语言政策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做好语文工作。
    4.2 开展濒危方言调查和资料抢救工作
     国内外都已经对濒危语言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但我国濒危汉语方言的现状,迄今尚未有人做过调查。目前急需对全国乃至分布在国外的濒危汉语方言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尽可能地抢救原始资料,并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以便掌握情况,认清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
     此外,既带有抢救性,又带有基础建设性质的工作还有:
     (1) 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调查。
     (2) 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
     (3) 编写《汉语方言资料集》。
     (4) 建立《汉语方言语料库》。
     (5) 建立《汉语方言录音资料库》。
     (6) 建立《汉语方言录相资料库》。
     这是汉语方言学界目前最紧迫的工作。
     4.3 建议采取的具体措施
     (1) 在语言政策中明确方言的地位和作用。我国一直缺乏比较明确的有关对汉语方言的政策。许嘉璐同志1997 年12 月23 日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推普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在不少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汉语方言的比较具有针对性的一句话。建议在有关的语言政策中,进一步明确地体现汉语方言在我国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2) 在适当程度上开放方言的使用范围,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和发展。如在电视、广播中播放地方曲艺,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或创作方言文学,在文化教育中进行有关的乡土教学(如介绍当地方言概况,分析当地方言里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 ,等等。
     (3) 把濒危方言和已经消亡的方言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进行保护和开发,例如开发方言艺术旅游,出版方言文艺光盘,建立方言网站,等等。这是文化、旅游、工商界所能做的事情。
     据邓玉荣先生告知,广西贺州有一个村子,原来使用平话方言,后来客家人涌入该地,因此不得不放弃母语而改说客家方言,现在只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仍然使用母语。汉语方言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种只在宗教场合使用的语言,今天自然无法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已经到了对汉语方言中的濒危现象加以关注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简•爱切生1997 《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徐家祯译,语文出版社。
曹志耘1999 生存还是消亡:汉语方言面临的抉择,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华语教学出版社。
邝永辉2000 粤北虱婆声土话区的语言生活,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广东韶关。
(全文完)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12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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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内部不平衡，许多客家方言岛（川湘等地），以及部分靠近强势语言的地区（粤北，粤中，漳州客家，饶平客家，台湾客家等）的客家话面临更替的危险。

大本营地区，尚好。但是有待提升，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部分，要加入现代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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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 保护方言即捍卫文明

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2/17454021482.shtml

2004年08月12日17:42 中国《新闻周刊》 文/于长江(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教授)

　　说到方言，有些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说方言到底算不算一种“土”的标志，这个问题是不能简单回答的。想想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广东话的那种飞黄腾达的地位，就不好以“土”不“土”来评价方言了。

　　谁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后，粤语歌一度成为中国亿万青年的“心声”，最早大约是从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主题歌开始，随后是大量香港歌星的感召，广东话居然成为一种特有的“音乐语言”！

　　一时间，全国人民心荡神摇，原来被贬为“嘎嘎”的粤语，怎么听怎么“来劲”，似乎突然觉得人类的很多微妙复杂的情感，只有用广东话才能“到位”。多少怀着歌星梦想的青年，拿着粤语磁带，苦练广东话，在各种聚会或卡拉OK上能高歌一曲粤语歌，颇能惹人青睐，人气立即攀升。

　　究其理性原因，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最“先进”的地方，香港成为发达和财富的象征，广东、深圳、海南是大陆现代化的前沿和希望，无数仁人志士“下海”一搏的首选……在这种强大的话语霸权暗示下，越来越多的北方人，悄然地在口语中掺进广东口音，比如本来能分清平卷舌的人，硬是改换门庭，把“是不是”说成“四不四”，本来圆滑流畅的口语，一定要变成一字一顿、口型夸张的广东普通话……那几年，普通话在广东话面前，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

　　如果反思一下，古代广东曾经是中国的边陲，甚至是犯错的官员的贬谪之地，那里的语言，被诬称为“蛮语”，当时谁会想到，这种语言，居然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时过境迁，今天广东话的辉煌似乎有点过去——人们在方言上，常常是“势利眼”，随便看看中国喜剧、小品语言的走向，就不难看透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了。早年，说相声多用天津、唐山话逗乐，但90年代后，东北话小品崛起，变成今天小品和闹剧的专用语。这种殊荣，恰逢过去20年东北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从引以为自豪的全国最大的工农业基地，蜕变为需要“扶持”、“振兴”的“老区”……所以尽管小品闹剧横行天下，叫人乐不可支，但很少有人学说东北话，学了也是为了搞笑，没有广东话那种严肃性。因为东北昂首挺胸的气势已成过眼烟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东北人的形象，也从豪放热情、刚健质朴的“建设者”，变成自嘲自讽装傻充愣的“活宝”角色了。

　　看来经济总是基础，没有发达的经济，方言也就只能当笑话。

　　深刻理解这种方言的兴替处境，便于深入探讨方言的本质。方言本来没有优劣之分，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只要有条件获得开发，都会产生惊人的文化力量，但人们通常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到方言的丰富的内涵，仅仅根据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经济发展等来衡量语言，这种肤浅的认识，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仅仅因为一时一地的“发达”之类的考量，而丢弃了或破坏了种种重要的文化价值。

　　没有一种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看一看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

　　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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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方言的话语空间在无形中消失 平等对待才能拯救方言

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2/17424021475.shtml
要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就要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与普通话双轨同行。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

　　新闻周刊：方言对于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

　　钱乃荣(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方言是最自然本质地表达中国多元文化的根基。直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包括北京人)的母语即生下来最初学会的语言(或者说不需学的语言)，都是方言，也就是说，他们最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都是方言。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胡适明确地把中国的语言分成三等，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语言。

　　刘半农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

　　在《<吴歌甲集>序》中，胡适又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如果消灭了各种方言，实现了语言文化的“大一统”，我们的语言文化就不会这样五彩缤纷。一方地域的语言文化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切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

　　新闻周刊：目前汉语方言的生存环境如何？

　　钱乃荣：从大方言来看，北方方言(包括西南方言)的生存环境最好；其次是粤语的生存环境也很稳定；但是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后，没有很好保护吴语方言。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准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播出和方言话剧的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而上海话原来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方言，尤其是近代社会中，从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从出租车到沙发、麦克风、文化、经济、报馆等等，上海话中一时造出和引进大量词语，现在却到需要保护的时候了。

　　上海方言的这种遭遇在国内还有许多地方同样存在。不让一种方言顺其自然发展而受到压制，地方特色就会消失，地方文化也会萎缩。

　　新闻周刊：方言的消失是不是自然的优胜劣汰？

　　钱乃荣：语言的发展和社会、自然一样有个优胜劣汰的问题。但是方言和普通话都是有自己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独立的语言，原来用得都很自在，本身不存在高下。反倒是普通话应该从历史悠久的活方言中吸收补充生动的词汇。

　　长期以来，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在无形中抵消了方言的话语空间。

　　新闻周刊：如何才能够维持方言生态的平衡？

　　钱乃荣：关键是要它顺其自然地去发展。语言的特点就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方言也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方言，除了地域方言，还有年龄、阶层等不同的社会方言。相信语言只要听其自然少加人为干涉，就会越发展越丰富。

　　要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就要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与普通话双轨同行。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

　　上海开埠后100年的方言发展史上就是方言发展的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但产生了胡适认为艺术成就超过《红楼梦》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等大量方言小说曲艺，而且在上海集中传入、诞生和迅速成熟了诸如沪剧、上海说唱、滑稽剧、越剧、锡剧、甬剧、淮剧、扬剧、苏州评弹、评书、浦东说书等那么万紫千红的方言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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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广普通话与保护、发展方言
（注：标题系编者所加）
作者：石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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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乃荣教授的《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提出了相当重要的命题，也掀起了议论（争论）的大潮，最近汪平教授、沈炯教授以及各位朋友发表了许多深入而有意义的意见。我觉得，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把以往大家（尤其是在汉语学界）视为“天经地义”的概念拿出来认真审视，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气可嘉；另外一方面，也促进了对所谓“规范化”的内容等各方面的实在的讨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钱先生的大作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其意义也就不仅限于语言学界的“小圈子”了。这是很有益的讨论，对促进汉语的发展和进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也凑热闹，在这里发表过一些看法。但是因为时间仓促，只能发些粗线条的议论。这里就我提出的一些观点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为什么说普通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造的语言？

现代的普通话和过去的官话，有继承的关系，有许多共同之处。官话可以说是普通话的前身，两者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方言的混合物。基本目的也一样，都是为了方便不同方言区的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但是，官话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一定的语言“规范”（如发音、用词以至语法的规则），肯定带有明显的各地方言的特色，所以有“蓝青官话”之说。而普通话则有官方规定的“标准语”的特殊地位，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人为的“规范化”工作，并公布了种种强制性的语言法规。应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一个“标准语”，并有适当的规范，是好事，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语言自身利益的发展的。

但是，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普通话是一种近似人造的语言。

第一，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明确说：“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多年来，我们都是按照这一定义阐述说明现代汉语的共同语——普通话这一概念的，这也就决定了其人造的性质。北京语音是“标准音”，但不是照单全收；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但是北方话分布地域广大，其内部就是极其复杂、分歧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更是含糊不清的概念，过去说毛和鲁的著作是典范的，现在大概也很少有人能轻易地接受了。朱德熙先生就说过：“我们很难给‘典范的白话文著作’规定明确的标准和范围。不少语法著作从鲁迅、毛泽东、老舍、赵树理、曹禺、巴金、叶圣陶等人的著作里援引例句。可是这些著作的语言远远不是均匀、一致的。……这些著作的语言跟基础方言的北京话的关系或远或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作者本人方言的影响和干扰，甚至还夹杂着作者自己杜撰的句式。”因此，他指出：“作为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普通话，目前还不是十分稳定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1987年第4期）

第二，国家公布的一些有关语言文字的法规，也更加强了其人造的性质。我并不反对有一个比较含糊的定义，也不反对对语言文字的某些方面进行适当的规范处理，只是想证明，正是这些确定了普通话的人造性质和混杂的特点。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含糊”和“混杂”并没有贬义。

第三，从历史来看，普通话本来是由许多说不同方言的人长期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反复议论、甚至导致大闹会场的话题之一，就是决定（！）汉字的读音。当时的做法是，每省一票，对汉字的读音一字一字地表决！现在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似的。如果没有人为加工的必要，何须如此？也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以后，才逐渐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

第四，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也加强了这种人工性。汉语的书面语受到汉语本身特点的强烈影响（这也是汉语无法拼音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书面语（从文言到白话）也一直影响着口语（这里说的是普通话的“口语”）。过去界限相对清楚（？）的各地方言的成分，在各地人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一些“异质”的方言成分被写进文章，最初可能引起外地人的抵触感，但是有很多因为广泛使用，习以为常了，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正式进入了普通话的书面语，成为其有机的组成成分，进而成为普通话的“口语”。应该承认，这样的书面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语”都有明显的人为成分。另一个书面语影响“口语”的例子，就是现在泛滥成灾的误读，如把“供、角”等“统读”为gòng、jiao(上声)。

第五、很多人抱怨普通话的词汇贫乏，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好”普通话。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普通话都是从书面上学来的。可是这些学来的东西往往无法确切、完整地表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细微的动作、情状、感受（我们一般学到的是本方言的说法）。语文课本也好，报刊书籍也好，从哪里能全面地学到相应的普通话说法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普通话的这些性质，决定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是生来就会说普通话的，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而现在我们说某人“普通话好”，更多的只是从其发音来判断的。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普通话和克里奥耳语（Creole）有不少相似之处。（根据哈特曼等编的《语言和语言学词典》，克里奥耳语即混合语，指在各种语言频繁接触的地区出现的一种包含不同语言成分的混合自然语言。）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多方面的内容。

二、到底要不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

首先要肯定，标准语的规范是很必要的。但是要对其含义有个比较明确的理解和比较一致的认识。这里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范的可能性，二是规范的具体方针，三是规范的对象和范围，四是确定规范的具体步骤和方式。这几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我想，钱乃荣先生提出的几个方面，是有道理的。他说：“汉语的音位、音节，语素及表示语素的汉字，是大致封闭性的，可以做到标准化。”封闭性的成分比较好整理，并能有个终极目标。

这里无法全面论述，仅以正音（动宾式）的问题为例来考察。（本节主要根据石汝杰“汉语的正音和汉字的正音”，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63期，2000年）

普通话语音的规范化，首要的问题是，应当区分汉语的正音（偏正式）和汉字的正音这两个概念。

所谓汉语的正音，是指汉族人说话时普遍遵循、共同承认的正确发音，应当是约定俗成的发音。如何得到这样的“正音”呢？这就需要考察各地语音系统中所反映出来的共同特征（当然还要对方言的音系做一些折合对比的工作），同时也要考虑其历史来源（如在《切韵》、《广韵》以至《中原音韵》等韵书中所反映的历史语音面貌）。如“侵”，北京人常读上声，而普通话采用平声的读法，就是因为多数方言读阴平，古代韵书中也读为平声（《广韵》下平声侵韵“七林切”）。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到底把什么作为审音的基本单位，是字，还是词，或者其他什么语言单位。这就需要考虑语言和意义的关系。1985年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过于偏重于消除汉字的多音现象，因而不惜牺牲一些词，“制造”了一些口语中不容易接受的语音形式。如“指”统读为zhi(上声),"芒”统读为máng，“从”统读为cóng，以致改变了“指甲”zhījia、“指头”zhítou、“麦芒”màiwáng、“从容”cōngróng等词原有的发音，违背了以“词”作为考察单位的原则。但是，还有许多同样性质的字音，如“逮”dai(上声)/dài、“葚”shèn/rèn、“颈”jing(上声)/gěng之类，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处理。（当然，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结果是改不胜改，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混乱。）

汉字的正音是指汉字（尤其是有歧异发音的汉字）的正确发音。有歧异发音，主要指两种情况：（1）同一个汉字，在表示不同意义时发音不同，如“角”在“角色、角斗”中读jué，“角落”中则为jiao(上声)，“供”在“供应”中为gōng，“口供”中为gòng;（2）是意义并无区别，但有不同的读音,如“潜”和“惩”，有人读阳平，也有人读上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前者是语言运用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应当得到强调和“保护”，后者才是需要认真考察并加以整理规范的对象。

对于活在人民群众嘴里的词语形式（当然首先是指其语音形式），处理时如果考虑不周的话，很可能犯错误。如“帆”读fān，不读fán（处理的原则与“侵”不同），是迁就了错误读音。这既违反了汉语的文化传统（“帆”、“翻”同音，对于船民是大忌讳），也不合其历史渊源以及方言的实况（《广韵》属凡韵，平声奉母，折合为今音，当是fán;现代许多方言还都是用阳平调）。入声字的处理也要非常谨慎。如“作”字，现在除了保留“作坊”读zuō外，都统读为zuò。这样做对于外地人（尤其是南方人）学普通话可能有一定的方便，但是如果“作料”不说zuóliào，“作弄”不说zuōnòng，词本身的形式变了，在口语中很可能导致误解。

所以，规范化，只能对一些有歧异的现象做整理、指导的工作，决不是修改语言本身。

上述问题也正是从普通话的定义产生的，如果认准北京话的发音是唯一的标准，那么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了，如北京人说“质量zhi(上声)liàng”、“教室jiàoshi(上声)”，那么就规定“质zhi(上声)”、“室shi(上声)”为标准读音，要做的工作就只是从北京人自己的有分歧的读音（如“波”，声母读b还是p之类）中选择一个而已。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所以问题也就复杂化了。

三、各地方言是普通话得以发展、丰富的重要源泉。

现代汉语课本常说，普通话的词汇是通过吸取方言、古语和外来语而丰富起来的。这样的说法没有错误，但是不全面。一是范围不应该只是词汇，二是三者的比例是很不均衡的，最深厚、最丰富的源泉，当然是方言口语。从古白话到现代的白话文，都是这样的。最近100多年来的白话文，大致的情况是：早期的（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的20-30年代）是以白话小说为蓝本形成，但是作者受的都是旧式教育，文言的影响也很强烈，也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语（有自己新创的，但是以外来词语为主），更多的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自己的口语（当然往往是自己说的方言）。而现在我们习惯了的普通话书面语，是在“五四”以来新白话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舆论一律”的大“潮流”），更加速了其形式的统一和内部的相对一致。

叶至善在谈到其父亲叶圣陶的语言时说：“他说他在学校里读的是文言，写的也是文言。‘五四’前后提倡写白话文，写出来的其实是四不像：文言的成分还相当多;又搀杂些外国腔，是从当时那些生硬的翻译文字学来的;再加上些旧小说中的古代口语和别地方人不能懂的苏州方言。”（《〈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叶圣陶〉编后絮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外来的成分并不限于音译外来词。《清稗类钞》卷34讥讽类有“新名词入诗”，说：“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某曾赋诗四首以嘲之。一云：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二云：短衣随彼得，扁帽学卢梭。想设欢迎会，先开预备科。舞台新政府，学界老虔婆。乱拍维新掌，齐听禁步歌。三云：欧风兼美雨，过渡到东方。脑蒂渐开化，眼帘初改良。个人宁腐败，全体要横强。料理支那事，酣眠大剧场。四云：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见解也风流。”我们能感觉到，当时的人对这些“新名词”很敏感，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中大多数现在还在使用，但是，有多少人能察觉其“外来”的性质呢？说不定还想当然，以为是汉语“固有”的呢。

文言的用法这里就不多说了。至于作品中到底有哪些方言成分，本地人习焉不察，一般无法正确判断，一定要让外地人来看。从早期到现代的各种白话文用例，往往明显地带着作者方言的影响。如“三言二拍”有吴语的色彩，《儿女英雄传》则是北京话。如果没有任何口语（其实主要就是方言）的色彩，往往会显得干巴巴，不生动。很多人抱怨鲁迅的文章方言多，不好懂。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文章里文言和旧白话混杂，又有外来成分和方言，语法形式也类似他所谓的“硬译”式的形式（如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从现代书面语的角度来看，鲁迅的白话文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我相信，鲁迅的口语绝对不会像他的文章一样生涩。这也说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虽然是“大跃进”的产物，但材料还比较丰富，可以参考（但是要注意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政治宣传，以及偏见、忌讳外，如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是“善于投机取巧”）。但是此书对于方言在现代普通话的形成中的作用，考察粗疏，估计过低。

有人以为，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不过是输出一些词语而已。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原因可能还是对现代汉语的历史了解不够。这里举几个例子（因手头资料不足，只能大致地说说）。

（一）进行体（aspect）的表示法,《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在“着、呢、在、正、正在”的各项下都提到了，归纳起来，基本的格式为“（正/正在/在）+V（着）+呢”。“在”作为副词，用于表示进行体，是很普通的用法。但是，日本的岩本真理曾引用别人的文章说：过去在日本教汉语的北京人强调，进行体的“正确”形式只有“VP+呢”。（出处待复核）但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已经有不少“正（正在/在）+VP+呢”的用法。

（二）“了1”、“着”。“了1”表示完成，“着”除了表示进行外，还表示持续（拿着一本汉语词典），并能表示后一动作的状态（低着头不作声）。吴语的体助词“仔”大致上和普通话“了1”相当，但同时可表示后一动作的方式，则和“着”相当。普通话里“了1”和“着”的用法有分工，吴语区的人常常搞不明白，以至该用“了”时用了“着”，如：“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茅盾：林家铺子）应该用“着”时用“了”的情况就更多了，如：
　　　我冒了严寒，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故乡）
　　　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鲁迅：阿Q正传）
　　　看见娘伛了腰站在他面前。（茅盾：阿四的故事）

（三）“把”和“拿”。一般来说，“拿”和“把”用法不一样，但是《现代汉语八百词》里，“拿”有介词的用法，第一项就是同“把”（拿黑夜当白天）。这也是和吴语的用法一致的。

（四）“掉”用作补语（擦掉了、跑掉了、死掉了），这也是个很有名的例子，参见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第6章。（吕译本216页，商务印书馆，1979）

以上各种用法，有的已经成为普通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的可能还不能得到广泛的承认。
　
　　四、为什么要提出保护方言的口号？

在方言泛滥、教育相当落后的时代，也许有必要强调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但是过犹不及，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对于方言，就走极端了，不但不说保护方言，反而视为祸害，千方百计地排斥，企图消灭之。这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其副作用（应该说并非其本意）是，全面地否认了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大革命则走到了其极致。推广普通话的活动，无可置疑是积极的。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结果，就是把方言置于对立面的位置，否定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前面已经说过，方言是普通话的重要营养来源，但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其重要性还在于：（1）保存了各地的历史、戏曲、民俗等各种文化要素，语言和这些要素是无法分割开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两者是二而一的关系。方言被消灭了，地方文化也就随之消失，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一点，汪平教授说得很清楚了。（2）是语言学和语言历史的宝库。方言保留着普通话里消失了的各种语言成分，如：语音的成分有浊声母的存在、入声韵尾的各种形态；词汇、语法则保存着历史上的各种演变阶段和似乎早已死去的用法，更是多种多样。举例来说，多位学者争论早期近代汉语中“吃”（其实是“喫”，又作“乞”，发音当为“苦击切”；而“吃”的常用意义则是“口吃”，居乙切，与此无关）表示被动的用法到底来源于遭受义还是给予义，方言资料很清楚地表明是来源于遭受义（后来还扩展到表示不如意的原因），吴语历史上存在过（见于《山歌》和多种戏曲剧本），在现代闽语里还相当广泛地使用着。可是有的学者无视这一事实，硬说和表示给予的“给”（居立切）有关系。这里有音韵知识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方言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太少（也可以说可能没有深入了解的欲望）。潜在的思路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现象只有和现在汉语的正统——北方话联系起来才能安心。（3）方言的知识还可用于了解近代的文献，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型世言》影响很大，但是标点错误很多，根本的原因在于点校者的粗疏和马虎，但是也显示了方言知识的缺失，如15回（215页）“老奴在此两年，已为小主积下数百金，在此尽可供小主用费。”当作“积下数百金在此，尽可……”，又如25回（342页）：“又听得什么撞屋子响，道：‘悔气。现今屋子也难支撑，在这里还禁得甚木植磕哩！’应点为“现今屋子也难支撑在这里，还禁得甚木植磕哩。”点校者不明吴语“在此”或“在这里”表示存在状态的用法，所以有此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也点作“支撑。在这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063页）。（4）各地方言才是真正的口语，能全面地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如果真的口语消灭了，普通话的基础也就没有了，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普通话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成了空话。

所以，我建议，作为定例，在公共场合（尤其是有外地人时）要说普通话，而且要尽量说的合乎标准。学校教学，也要重视普通话的教授。另外一方面，要教育学生正确了解方言的重要性，而不是贬低。我还要呼吁，在各地的中小学里，适当地开设本地方言的课程。并不是开成语言专业的方言理论课，而是要介绍方言的优点，教授正确使用方言的方法，可以说明方言和普通话的分歧，也能介绍本地的方言文化和风俗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也许还能有利于打破中小学教育以升学率为第一目标的风气。
　
　　五、要切实地推广普通话。

可以把能否说好标准语作为衡量一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高低的简单标尺。现在存在的问题的一个侧面是，普通话的普及做得并不是很好。很多官员在公共场合、很多教员在课堂上，说的大多是不怎么样的普通话（但不是方言！）。现在很多地方上的学校里强迫学生说普通话，严格地说，那样的普通话也是“半吊子”的居多。因为从根子上来说，我们的普通话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举例来说，现在的从语文课本到普通话教材，并没有真正全面地教授普通话。无非就是教一些普通话的发音（这方面也还有问题，如把北京女孩子的“咬舌音”叫做“尖音”，然后“推测”在全国各地都有，不遗余力地到处抓所谓的“尖音”），至于词汇、语法的正确用法，很少有人注意。就如数字“110”，南方很多地方都说“一百十”，但是北方人不能接受，非说“一百一（十）”不可；“十来个”到底是多少，《现代汉语八百词》也拿不定主意，说“来”(lai)“一般指不到那个数目，有时也指比那个数稍大或稍小”，但是很多地方的人感觉应该是“十多个”，即多于这个数（这些地方可能并不用这个“来”）。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哪些是方言，哪些不是，界限非常模糊，更容易引起混乱。各地报刊上，使用本地的方言词语的现象有时好像是不得已的措施。如“哈喇”（食油或含油食物日久味道变坏。——《现代汉语词典》）吴语区叫做“蒿”（音），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哈喇”的说法，即使用了也不明白，于是用同音字代替，或造出各种不同的字形来表示。很多方言里，动词“（液体）沸腾溢出”叫做“潽”pū（字形据《现代汉语词典》），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好像还没有人用过“潽”这个字），只好用文言词“溢”来代替。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以为“眼热”是方言，“眼神儿”是普通话，可是一查《现代汉语词典》，正好相反！谁能告诉我一个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呢？

普通话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个语言没有成熟的书面语，是不能算发达的语言的。前面已经说过，普通话是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并丰富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就是书面的语言。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现在的时代，方言的书面语是不必要的，也无法真正升格，进入实用阶段。所以，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共同语的书面形式，以便更好地、更精细地反映现实生活，满足记录和表达各方面的知识的要求。

所以，在主张保护方言的同时，也要大力鼓吹学好普通话，教好普通话。这不是空话，要付诸行动。对于学生，要教育他们同时把普通话和方言都学习好，而且分清两者的异同，不要变成“洋泾浜”。现在我们常见到学生说着混杂的话（大多是说方言时混着普通话），这是最可怕的，就像在国外常见到的那些满嘴夹杂着洋文的中国人（说的是汉语！）一样。可以说，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没有母语了。

作为语言学者，有责任对普通话的教学拿出切实的办法来，虽然这样的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希望能群策群力，找到好的教学方法，真正提高全民的普通话水准。

石汝杰
2004年5月10日 http://chinese.pku.edu.cn/bbs/thread.php?tid=123605

蓝猫

我也认为，普通话只是一种人造的语言，一种现代“文言文”罢啦，其生命力是比较脆弱的。普通话未必比客家话长命。
      客家话要像生存，必须远离白语。广东的客家话是大多没办法生存的啦。

3033e

好帖，好帖啊，先顶顶，

邱家兄弟

严兄：
曹志耘先生的笔记中说，你看到别人手中有大牌时会大叫“射下去射下去！”呵呵，什么时候能和你过过招呢（就不必光看别人打牌过瘾，自己干着急啦）？
曹兄撰有金华珊瑚方言的两篇大作，小弟到CNKI一直无法下载，你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