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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中心地与粤北客家的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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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9 17:18: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岭南的文化中心,两千多年来,曾发生过多次的转移,其中,由于地缘与历史的原因,自南北朝至唐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粤北韶关一带,一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关于岭南文化中心的转移,多年前曾在广州若干报刊上发生过争论,开过专栏,一派认为,岭南文化中心,自古以来,便在广州(番禺)定位不移;而我与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一批学者,则认为,随着岭南行政治所的变化,文化沉积的程度,其文化中心是必发生变换或转移。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说服力的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本着“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宗旨,把岭南的治所,设在交趾刺史部的广信(其名源自于“广布恩信”之圣旨),统管包括南海、交趾、象郡、合浦等9个郡,延续达375年之久,而岭南文化中心,则由于广信出色的文化表现,更为后来如罗香林等大学者所认定。广信,即今梧州、封开,位于两广交界,后来,梧州亦有100多年设有两广总督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边稍加阐释。​
  同样,南北朝至唐宋年间,由于中原移民一越过南岭,便首先落脚在粤北,并停留上很多代。他们带来了中原深厚的文化,在粤北生根发芽,从而令粤北有了更出色的文化表现。尤其是张九龄打开了大庾岭的通道之后,更是如此。刘禹锡、韩愈之于连州、张九龄、惠能之于曲江。这对于广东,都是了不得的文化大事,盖过了这之前的广东文化业绩。当然,还有更多的理据,所以,说粤北继广信之后,亦一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应是无可辩驳的。本文坚持当年在广州众报刊争论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即粤北,同样因地缘、文化诸种原因,岭南文化中心曾向此转移,并持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正因为这样,由于粤北自古以来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今日作为广东重要的客家属地,具有不可低估的厚实的文化底蕴。这不仅影响了已有的历史,更在今天,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之际,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发挥自身重大的作用,跻身于全省的文化强市之列,乘势而上,正逢其时。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广信一度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历史。
  赵伦经营了93年的南越国,几番臣服,又几番反叛,终于在公元前111年即元鼎六年,为汉武帝的10万大军所攻破。汉武帝平南越后,将原南越故地分为7个郡,即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与日南。为了落实汉武帝“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旨意,在今封开、梧州——即贺、漓两江入西江处,设立了其管辖岭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并给此地命名为“广信”——取“广布恩信”之义。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出广信位置之重要——自灵渠沿漓江而下,正是在广信这个地方,进入珠江的主干之——西江,也就进入了广府腹地,这正是秦50万大军后勤粮草得以顺利入粤之处。汉武帝设“刺史部”于此,自是一番苦心。如再取番禺作南方的政治中心,显然危机四伏,而位于广信这里,则与中央政权相对接近,易于联系。作为中央政权统辖岭南的首府,广信持续了300多年,一直延续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因龙编侯、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孙权采纳了吕岱的意见,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治番禺—即历337年后;但不久,吕诛杀了拒不成命的士徽兄弟,又撤广州,复为交州。直到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才又复分交州置广州,这更有375年,近四个世纪了。
  大量的史实证明,当日的广信,是中原文化大规模南下,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交汇点。在漫长达375年间,这里始终是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碰撞的热点。这对于广府文化的定型,有着相当大的分量。我们不难看到,正是这个时期内,广信出现了开岭南经学之先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人,陈钦甚至自命其著作为《陈氏春秋》,可见当日接受中原文化却不以中原文化为尊的傲气。而后的士燮,一度游学京师,权献帝时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吴志》中说他“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于是,往南方避难的士人,纷纷投奔他而去—由此可以证实,当日广信作为南方的文化学术中心,当非虚言。著名学者罗香林曾撰文指出,当日的岭南(交趾)已成为了“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反复考证所得出的结论。
  尽管上面印证的史料,只是片鳞只爪,甚至不成系统,有待日后更多的搜集。但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也在不少处提到。汉和帝时,南海杨孚著《南海异物赞》;惠帝时,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晋时,高州冯融,更吸引文华士与诗歌;可见当日文化活动之活跃。
  综上所述,375年其后年间,广信在岭南作为首府的地位是应予以确认的,它不仅作为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
  吴初汝南名士程秉,亦避乱广信,博通五经,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蜚声杏坛。而北方名儒刘熙,更著有《孟子注》,与程秉等考证经学大义。
  因为重点不在论证广信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于汉代的定位,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了。
  可以说,从两汉到南北朝乃至唐初,广信经历了一个鼎盛走向渐衰的阶段,这其间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原人不再只走潇水——封水这一通道,而灵渠也几经兴废,特别是大庚通道打开后,中原进入南粤,也就更便捷得多了。
  仅从汉唐两代统治者对广信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个孰轻孰重来。汉代是着意依托广信经营岭南的,尤其在广信周遭大规模地置县。而到了唐代,由朝廷贬滴到封州的官员则越来越多,广信也就成了贬滴、流放之所,其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最后失落了。
  而从南北朝到唐宋,粤北文化的演进,则恰好与广信文化由盛至衰,成了鲜明的对照。粤北之兴,当是南北朝,尤其是南朝后期即陈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记载有,在陈朝:
    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
  这里,从阴铿等一直到张九龄(子寿),无疑描绘了诗歌在粤北始兴起直至“沛然”。阴铿是五言律诗的开创者,所以,唐代诗圣杜甫专门有“颇学阴何苦用心”之句,阴乃阴铿也。
  而我们从阴铿的诗中,也能看到粤北文化之兴旺。《和侯司空登楼望乡》有“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对岭南自有一片深情。而《游始兴道馆》更有:
紫台高不极,清溪千仞余。
坛边逢药铫,洞里阅仙书。
庭舞经乘鹤,池游被控鱼。
稍昏蕙叶敛,欲暝槿花疎。
徒教斧柯烂,会自不凌虚。
  今日,始兴道馆已不复得,当初,始兴的治所是在曲江。而曲江,日后则有张九龄、惠能等中国乃至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出现,只是在阴铿吟此诗之后100多年之后。而整个岭南,迄今无论是诗人或是思想家,恐很少有人能与他们媲美。
  粤北,古代即韶州、连州,当然,亦有分出雄(南雄)州等,但大致与今天差不多,只是归属上有变化,这就不—细述了。名称上,也有过变化,如始兴郡,在三国吴时,含南、韶、连在内。在广信衰落后,这里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当是最近捷,也是最密切的。所以,来自中原的人流,一过南岭,便大都落籍于此,不遇战乱,便在这里开基发迹,也与广信一样,有几百年的人丁之旺。据广东人口的相关统计,我们不难看到,贞观年间(公元639年),韶连二州,人口近8万,户口1. 4万,而广州虽辖县达13个之多,但人口不到6万,户口为1. 2万。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至开元年间(公元710年,即上次统计之后70年》韶、连二州共9县,户口为4万,广州仍不到2万。及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即又32年后)韶、连二州人口已30余万,户口6万多,而广州人口则为22万,户口4万。这些,当然是官方的统计,脱漏很多,数字实际偏低,只能反映大致情况,但也说明,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原人进入到连、韶二州并落户的,比广州多得多。
  人口、户籍是一个重要证明,虽说连韶二州,以山地为主,而广州,则以珠三角的溺谷平地为主,显然,如人们所知,在南雄珠玑巷人于南宋大规模南下之际,珠三角并未曾大面积开发,韶州“地狭人稠”,广州周围,则“土广人稀”——这是率众南下的首领罗贵在呈县府报告以批得路引所用的表述辞,可见,上述的人口、户籍的比例,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人口分布密度状况的。
  当然,并不能说人口聚集得多,就足以形成文化中心。正如一所名校,不在于人多、楼高,而在于拥有多少名师、大师。所以,粤北之所以继广信之后成为岭南又一个文化中心,关键在于其文化发展的程度,尤其是出现了多少文化名人。
  从面上说,自隋始开科举,唐代得到长足发展,粤北重文教、重科举,则首先走在了整个岭南的前列。南雄,有了广东的第一个孔林书院,元和中,大诗人刘禹锡为连州刺吏,注重文教,扶持后学,在他率领下,连州文风一时蔚起。韩愈贬到潮州前,亦两度到过粤北,一是大历十二年(777)随兄赴韶州贬所,二是贞元十九年(793)左迁连州阳山县令,对当地“人文蔚起”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仅以唐代广东登进士科者为例,全广东有36人,其中韶州9人,连州8人,名列全粤榜首,而广州仅得8人,其他州均在3人以下。韶、连二州人数最多,说明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高,尤其是地区文化教育之发达。
  而以彪炳史册的文化名人为例,此时的粤北,当可称得上空前绝后的,仅一个张九龄、一个惠能,就冠盖整个岭南古史。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盛世的名相,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进入仕途后,虽几起几落,尤以力陈“安禄山不可免死,而让后人景仰,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被迫逃亡巴蜀,这才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忠言,为之痛哭。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更记载下唐玄宗称许张九龄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元帅。”评价之高当之无愧也。
  他的名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传诵,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澄明开阔的胸怀,是无以写出如此高远的境界的。他的诗文,在初唐及盛唐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李杜正是继他的传统而光焰万丈,成为中国诗歌无以超越的巅峰。而他开凿的大庾通道,更为中原文明进入岭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他同时代稍后的,还有韶州曲江的刘柯,元和十三年(818),以韶州籍登进士第,曾任宏文馆学史、史馆修撰等。“文章与韩、柳齐名”,诗文之造诣可见一斑,后人评说有:“其行文不如韩子(愈)之汪洋恣肆,而谨严则过之;其文在韩子之下,欧阳(詹)诸子之上,若中山(刘禹锡)、文泉(刘蜕),瞠于其后矣。”他对史学、经学和儒学造诣亦很深。
  而这里提到的文泉,即刘蜕,也是粤北连州人,是晚唐前期的诗人与文学家。《文家铭》一篇为世人所传诵,《览陈拾遗集》诗一首,亦为不俗。晚唐邵渴,韶州翁源人,是其时的著名诗人,诗多为五言古诗,有思想、有内容,风格沉雄,激情四溅。以直抒胸臆见长,自成一格,故后人称:“谒以晚唐一介士,获其永名,与诸名家并行,其诗当不下人矣。“
  大诗人,文章大家,粤北的当还可以列数上十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而作为南禅宗的创始人,中国大思想家的感能,则是在韶州宝林寺开坛说法30余年,成为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的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顿悟一说,更是人类思维方式上的一大飞跃,从而让佛教平民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且自成一宗,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天下言禅道者,以曹溪为口实矣。“南宗亦因他而成为禅宗的正统。
  可以说,如果没有粤北在这个历史时期深厚的文化积淀,就不足以推出诸如张九龄这样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亦不足以推出诸如惠能这样的宗教领袖、大思想家。
  反过来,也正是这样一批历史文化名人的出现,足以支撑起了粤北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这一片灿烂的天空。
  因此,继广信之后,粤北成为古代岭南文化又一个中心地的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学术界的考证。
  随着两宋积弱,元兵南下,粤北爆发了以罗贵为首率众南下,跨越北回归线,到达珠江三角洲,垦殖开拓,成为广府人的又一主体。
  而留下未走的,与明、清两朝,辗转迁来的客家人融为了一体,从而令粤北成为了当今岭南客家人又一重要的聚居地。后来的客家人,本身就带来唐宋两朝辉煌的文化传统,与留在当地的包括阴铿、张九龄,以及惠能等文化大师的历史影响结合在一起,使韶州的文化始终保持住其厚重与光辉。
  虽然自宋以后,粤北战乱频繁,尤其是广州从南方的商业中心、海贸中心,渐渐成为了广东的经济中心、文化重心,岭南文化中心,便位移到了肇庆(两广总督府驻地)、广州一线,取代粤北。而粤中一带人口,也因珠玑巷移民南下,迅速超过了粤北,后来居上了。
但入清之后,粤北客家人中,仍出了诸如廖燕这样的大思想家、著名学者、诗人。后人称“虽欲不推为古文第一手不可”。至于其他文化名人,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粤北客家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此可以确认下来。
  今天,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粤北客家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果能充分加以发掘,其后发优势当不可估量。
(作者: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作者简介
  谭元亨(1948一),男,广东顺德人,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客家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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