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语惠州话的归属

不以物喜

客语惠州话的归属


　　1.惠州方言论


　　水源话群是以惠城话为代表，把惠城话说成惠州话，实在不是笔者偷换概念，主要由于惠城是惠州（府/市）传统的行政中心所在，因而惠城话也称惠州话。但是，传统上出了惠城几公里的地方，已经不能用惠城话沟通了。水源话群是流行于东江中、上游地域的一种本地方言，包括现在的惠城区、博罗，乃至河源、龙川、和平、连平等市县（区）和东莞，香港少部分地区的特殊方言。有些学者认为水源话群可以定名为惠州方言系统，独立于客家方言系或粤语系之外。惠州方言以“本地话”区别于“客家话”，但也不属于粤、闽等广东主要的几种地方语种。


　　是以惠州话为代表的方言片与一个古文明片，惠州的文明发展史悠久源长，从秦汉时期的百越族和传说中的缚娄国开始，惠州一带就形成了一块文化较为发达的文明片。在这个文明片中，从古罗阳开始溯东江而上，有惠州（古循州）、归善县，以及至今未能定址但确信在此文明片之中的东官郡、酉平县、欣乐县等文明点，最后到佗城（龙川古郡）一带，以上所包含的地域恰恰就是现在的以水源话为代表的方言片。这样一块连结在一起的文明片，必定有较为独特和原始的方言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从而影响着惠州的文化特色。这种较为独特和原始的方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方言呢？是否就是现在的惠州方言？这个较为独特和原始的方言，至少和现在的惠州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或者直接就是现在的惠州方言形成的基础方言之一。学界争议三种观点截然不同在语言学界里，惠州方言究竟归属粤语还是客家语，一直在争议当中。20余年来，越来越多的方言学者投身其中，并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深受粤语影响的客家方言第一种也是最早的学术观点，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由一些客家学界或语言学界学者提出的。他们通过在音韵方面和粤语、客家语的比较，认为惠州方言比粤语更接近客家方言，因而惠州方言是一种深受粤语影响的特殊的客家方言。深受客家话影响的粤语方言第二种观点则是中国著名方言学家刘叔新和杨烈雄教授提出的。他们重点从词汇的角度入手，将粤、客、惠语言深入比较，并从东江流域的东莞、博罗，一直往东江上游作了细致的方言调查，得出惠州方言是一种深受客家方言影响的特殊的粤语（白话）方言。此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刘叔新教授还将惠州、博罗、河源、龙川、和平、连平、东莞等地的“本地话”整合，将这些语音相近的本地话统归为一个相近的方言系列，提出“惠河语系”之说。不粤不客归属不明第三种观点最早由中山大学资深语言学家李新魁教授（已故）提出，他认为惠州话“不粤不客”，“归属不明”。进入21世纪，刘镇发教授通过史学、方言学等更宽阔的视野综合调查研究分析认为，惠州方言与广东东部和北部、江西南部的一些方言群如水源话、尖米话等，以及东江中上游一带相近的一些本地话统称为“惠州水源话群”，它的区域多集中于东江江畔以及北江流域的部分地区，人口总共接近300万人。而这种“惠州水源话群”，语言发音最接近，历史最为悠久，是早于粤语、客家语到广东，基础于宋代官话的一种“本地话”，但属几百年来“受客语、粤语包围而改造的方言”。新论可能是缚娄古国“国语”在这场有关归属之争的“论战”中，我市文史学者何志成在其所著的《失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缚娄古国》中提出一个新颖且大胆的论断：惠州方言有可能是缚娄古国“国语”。秦汉时外地语言的影响甚微何志成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和缺乏文字记录，秦汉时期惠州古方言的音韵特点己无从稽考。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秦始皇将中原人民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但“中县人”（中原人）大多居住在桂林、象郡及南海郡西部，到东江流域的很少，再加上赵佗在岭南称王，闭关锁国近百年，故秦汉时外地语言对惠州古方言影响很微。成于客家语系形成之前在何志成看来，神秘的缚娄古国应该是被秦将赵佗平定东江流域时所灭的，而惠州方言所集中的归善、博罗、河源、龙川等四县城区，恰恰是缚娄古国的所在地，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


　　就历史地理学的观点而言，既然东江流域在先秦时期有缚娄古国，就应该有相应的古民系和古语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


　　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至惠州，深受语言障碍之苦。随同而来的苏轼之子苏过为此写了两首反映听不懂惠州方言的诗，其中有几句曰：“茅茨谁氏居，鸡鸣隔林丘……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未著绝交书，已叹交游绝；门前空罗雀，巷语纷鴃舌。”也就是说苏轼父子来到惠州，尽管左邻右舍“巷语纷鴃舌”，非常热闹，但他们因不懂“南蛮鴃舌”的惠州方言，无法与惠州父老“相酬”交往，自家门前空可罗雀。基于很多学者认为四海话（客家话粤台片）是源于宋朝的正音，苏轼应该会懂得客家话，因此以上事例足以说明，早在客家语系形成之前，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本地方言。


　　由此判断，惠州话（水源语群），并不属于客家方言系，而应该属于岭南土语，历史比粤语广州话和客家话（四海话）都要久远。


　　2.粤语论


　　现代惠州话的声调同客家方言声调的差异比较大，客家方言无论是可作为代表的梅州话还是广东其它各地的客家话，都只有六个调类，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惠州话的声调却是另一种模式……这里不仅以去声分阴阳，有七个声类而别于客家方言……重要的是，上声、阳去的调型分别和客家的上声、去声完全相反。如果说，惠州话属于客家方言，那么在它周围各地客家话的声调十分近同之中，竟然有它这种殊异的声调格局，是难以解释的。惠州话的声调与邻近的、作为粤方言代表的广州话有许多重要的近同处。


　　通过上面声调、声母、韵母的观察，可以看到惠州话的语音既有近同客家话的成份，又有近同于广州话的成份。两种方向的近同都是规则的现象。惠州话与广州话相近之处更多，因此，惠州话的语音略像广州话倾斜，与广州音近些，距客家话语音较远，在话语声音的语感上，尽管惠广之间同惠客之间有着差不多同样大的差距，但是惠州话与粤语四邑系的台山话却很相像。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惠州话略近于广州话之外，还从它与惠州话广州话及客家话那些较为特殊的基本词语423个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说:“在惠州话和广州话里，它们涵意一致，语音形式近似或相同，充分表明了历史来源上的同一。这些特殊的基本词语，已占了惠州话、广州话常用词语中相当大的比例数，成为两种话的基本词汇特色的主要体现部分；它们的类别又很广，除了大多数是动、形、名性的单位之外，还有时间、副词、代词和量词。如此数量和性质的特殊基本词语的近同，对两个一般邻近的(非户相融合的，非一方包围另一方的)方言来说，不可能由搬借所造成。”当然，惠州话中也有一部分的词语与客家话相同。惠州话的词缀和广州话的相当一致，不仅构词法体系，构形法体系也表明惠州话和广州话的极相近而和客家方言的距离感较远。惠州话有着和广州话大体一致的体范畴——有同样类别和语法意义内涵的‘体’，而且这些体的构形法成份又在语音形式上和广州话十分接近：而无论体的类别还是体的构形法的成份，都和客家话大不一样(只有小部分一致)。


　　惠州话同广州话接近而与客家话疏远，它是一种粤方言可以没有疑问。大量特殊基本词语、大量语法成份和语法结构同广州话的一致和近似，不仅否定了惠州话属于客家话的可能，而且也排除了把惠州话看作一种不属粤方言和客家话的独立方言的可能性。


　　惠州话的归属问题，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目前看来，已经出现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我们对这个问题现在仍持谨慎的态度，但有些资料似乎有助刘氏的说法，不妨引证如下。明人王氏性在《广志缝》一书中说: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逐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为是。……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相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这里，王氏拿潮汕话来与“惠”(即指原来的惠州府)音比较，认为惠州的方言“作广音”，这个广音显然是指流传较为广泛的粤方言，不会是指客家话，因为福建的汀、漳之间也有大量的客家居民存在，他们讲的也是客音，“广音”应该是指与“闽音”有较大差距的粤方言语音，不会是指福建与广东共有的客家音。从王氏的话来看，惠州一带在明代大概还是使用特点比较明显的粤方言而不是客家话。《广东通志.舆地略(十)》也说:省会(指广州)音柔而直，歌声清婉可听，洏东、新各邑，平韵多作去声；韶南、连州地连楚豫，言语大略相通,其声重以急。惠之近广者，其音轻以柔，唯齐与灰、庚与阳四韵音同莫辨。兴宁、长乐(指五华)音近于韶。“这里所说的韶南、连州所用的方言，显系客家话，所以兴宁、五华一带的语音与之相近。而惠州之音则近于省城之音，其声较为轻柔，与客家话之“重以急”不同。由清人的这段叙述可知，当时的惠州话可能也是接近于省城话，也就是比较接近于粤方言。


　　3.客家话论


　　也有人认为，惠州话就是客家话。


　　惠州属于东江客家文化亚区，惠州话应属于客家话语种


　　在古代，生活在惠州的是古越人。据史载，春秋、战国时期，惠州一带有个缚娄国，应为南越人的某个部落。前几年从博罗园洲梅花墩挖掘的春秋古墓群和罗阳横岭山挖掘大型西周——战国墓葬群中出土的文物可以佐证。当时的惠州人以土著居民和境外少数民族为主体，主要是畲人和瑶人。西汉以降，中原的客家人开始南迁；到了唐末，藩镇割据、战争频频，又一次引起汉民族的大迁移，客家人抵达闽、广；到了宋、元之际，更多的客家人进入岭南，定居于粤北和粤东，此时，客家人已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


　　惠州地处东江中、下游，东江上游的寻乌水为粤、赣孔道，中原移民一部分由此南下，定居东江流域；另外，从福建汀江入韩江，溯梅江上源，可抵东江上游。唐末中原第二次移民，一部分由此而来，进入河源、惠州。惠州扼东江流域水陆交通要冲，又是广州东南屏障，移民云集，已逐步形成一座以客家文化为主，兼具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特点的多元化文化中心。宋代惠州的采冶业和陶瓷业很发达，从惠州市区东平出土的北宋窑址的遗留便是明证，这乃客家文化占领当地的结果。虽然中原移民进入岭南先到粤北、粤东的南雄、梅州，再到东江流域，但惠州毕竟是东江客家文化亚区，居住者以中原客家人为主，惠州话属于客家话语种无疑。


　　惠州话经过变异、融合，已不是纯正的客家话


　　在社会交往中，各种方言都是互相影响、渗透和借用的。处在粤、客交界的惠州，与客家文化的策源地中原和客家文化核心区的梅州相隔较远，而与文化势能很强的广府为邻，又接受了潮汕文化和江西文化的影响，故其语言发生了变化。顺着东江水的流势，河源话、惠州话、东莞话既相通，又小异，反映出过去移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只，移民顺着东江水而下的时间先后与当地人语言交融、变化的轨迹可见一斑。惠州由于受粤语影响较深，反映在地名上，粤语地区常用的地名如“沥”，惠州就有沥林、横沥等，而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就不会出现“沥”的名称。反映在日常用语上，吃饭，客家话叫“系饭”，粤语叫“食饭”；睡觉，客家话叫“睡目”，粤语叫“训觉”；骗，客家话叫“踹”，粤语叫“呃”；媳妇，客家话叫“心舅”，粤语叫“心抱”；干什么，客家话叫“做嘛芥”，粤语叫“做乜野”。以上日常用语，惠州话近似粤语而有别客家。但由于惠州话毕竟是客家话语种，大量保留、沿用了中原古语和中州音韵，只是经过了相互掺杂、交融和变异，韵尾已有别梅州标准客家话，形成了独特的惠州方言。


　　惠州话的现状


　　随着时代变迁、老一代的惠州人离世、惠州行政区域的调整、移民增加、以及相关部门和年轻一代的不重视等因素，惠州话逐渐萎缩、被边缘化。


　　应关注和保护惠州话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人类文明最初的记忆，是地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语言的变化，往往是一个地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素质发生变化的重要指标。一个地方的语言既是某一地域特定文化信息的载体，是特定历史过程移民、习俗、宗教及文化风貌的缩影，也是一张无形的保护网。尤其是作为移民，为了生存，为了增强内聚力，尽可能聚族而居，使用同一语言。惠州话蕴含着惠州历史的民俗、宗教、艺术等文化个性与特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移民的增加、区划的调整，惠州话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建国初期，大批南下干部，以及驻惠部队，对惠州推广普及普通话功不可没。由于惠州俚语上不了桌，在广播、电视、报纸、文艺节目等几乎绝迹，因此惠州话过若干年后很可能会慢慢消失，这决非危言耸听。


　　惠州话急需挖掘、复兴和传承，提高惠州地域文化，彰显惠州城市地方特色，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整理、研究和保存。


　　台湾的“惠州话”


　　与大陆所说的惠州话含义不同，在台湾，惠州话是指台湾本省籍族群之中，客家族群使用的一种语言，也叫海陆话（Hoiliuk），使用人口不下150万。虽然台湾海陆客家人的语言也叫海陆话，但他们的原籍，不仅是原来惠州府的海丰县、陆丰县两个县，还有来自龙川县、河源县、永安县、长寜县、归善县、博罗县、和平县、连平县等地。海陆话习称为讲海陆（Gong-Hoi-Liuk）；在祖籍认同上，又并不单单指海丰县、陆丰县，而是指整个惠州府。换句话说，讲海陆的客家人，一般自称惠州人。而称海陆话为惠州话，更是相当平常的事。


　　台湾人一般认为大陆地区原惠州府、嘉应州、汀州府、韶州府等四处，是纯客家地区，是客家族群的原乡；而广东省潮州府和福建省漳州府、泉州府，是闽南族群的原乡，但也混居著一些客家人。客家族群主要来自广东，广东旧称粤东，故在台湾的客家人，过去称粤东人；粤东客家、闽南福佬，成为对称。汀州府虽则行政上属于福建省，却常以粤东人自居，也是因为语言的缘故。潮州府虽然隶属广东省，却跟福建省漳州府、泉州府一様，是闽南族群占多数的地区，台湾祖籍潮州府的人，大多都是客家人，原籍大埔县、饶平县、丰顺县、揭阳县等地；早期少量原本行闽南话的潮州府人，也以粤东人自居，融入客家族群；1949年以后来台有一部分行潮州当地闽南语者，目前大多融入闽南族群。


　　台湾的海陆话、惠州话，与大陆地区的海陆客、惠州话，不完全等同。大陆的海陆客，特指海丰县、陆丰县附近的客家话；大陆的惠州话，一般是指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特有的客家话口音，那是吸收了不少香港、澳门、广州等粤中地区粤语（Cantonese）特点的客家话，与一般的客家话差别较大。台湾的海陆话与大陆的惠州话，倒有不少地方相似，比如大陆惠州市惠城区的惠州话，第一人称读作ngoi（轻声调），台湾讲海陆话的惠州人，第一人称的读法，很多也是如此。而大陆地区的海陆客，第一人称这样读的也为数不少，比如汕尾市陆河县、揭阳市揭西县等地。


　　大陆地区的惠州话，分布区域仅限于惠州市惠城区，似乎应该称为“惠城话”，才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