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楣杆立起客家百年文风

客家影音

　来源：南方日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千百年来延续“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粤东客家地区梅州都有许多崇文重教的标志，历史久远的有宅第、牌坊、石楣杆等。其中石楣杆是古时客家地区崇文重教特有的象征。

　　明清时科甲鼎盛时期，梅州客家人如中了科举，家族便在祠堂或祖屋前竖立一条楣杆，以示荣耀。至今，梅州不少地区仍可见高高耸立的楣杆。这楣杆被称为客家人的“华表”，是官位、科举的象征，更是客家人崇文重教的历史见证。

　　秉承着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梅州客家地区历代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孕育了近300名进士。近代，梅州又涌现了丁日昌、丘逢甲、黄遵宪、叶剑英、谢晋元等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以来，梅州地区走出了30名中国两院院士、545名将军和340多名大学校长（书记、院长）。

　　南方日报记者 黄思华

　　屹立不倒

　　见证客家人崇文重教

　　走进梅县区丙村镇芦陵村，一条蜿蜒的河流绕村而过，村后重峦叠翠，钟灵毓秀。

　　“芦陵村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据丙村镇文化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芦陵村原有卢、徐两姓定居于此，又称卢徐坑。传说这一带村民，曾以鸬鹚捕鱼为生，最多之时，有竹排十几艘，碧波荡漾，鸬鹚翩翩起舞，颇为壮观，故又有“鸬鹚坑”之称。又因芦陵村仅在清朝就出了十三半举人，因此又被称为“举人村”。

　　所谓十三半举人，其中的“半”是由于其中的一位名叫叶濂的举人，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而是通过“拔贡”，即选拔优秀人才进贡。“13位举人大多官至知县一级，而叶濂官至甘肃州州官，可见其必是德才兼备之人。”丙村镇委委员徐选蔼介绍。

　　除了清朝年间出举人，芦陵村还走出了近代著名的女词人、女教育家叶璧华，叶公武、叶经才、叶伟民、叶绍雄四个将军，以及13个校官和72个尉官等文人武将，芦陵村也因此成为富甲梅州的人文秀区。

　　在芦陵村的白峰公祠前，耸立着两排长长的楣杆夹。走近可见这些楣杆夹都是用花岗岩石条凿成的方形石柱，柱上雕刻各种图案，形状像一支笔，故称为“石笔”。据了解，以前在客家地区，凡是有人中了科举，便可在祠堂、祖屋前竖一对楣杆夹。

　　“这对楣杆夹不是原件，是我们村于2006年按照原有的样子重新打造新的。”芦陵村村民叶伟琛说，因为之前的楣杆夹在文革之时遭到了破坏，为了纪念先人、督促后人积极上进，芦陵村自行筹款打造了新的楣杆夹。

　　丙村镇“举人村”只是梅州崇文重教的一个历史缩影。

　　如今，梅州8个县（市、区）都多多少少留存有一些石楣杆和楣杆夹。如在平远县发现有石楣杆的地方就不少于九处。据介绍，平远在清嘉庆25年后中了科举的进士、举人、贡生、秀才等非常多，如新发现的吴相、林桂云、肖观拔3个进士，他们都有残存在各自祖屋前的楣杆为证；在大埔，自宋代以来，便出了40多位文进士，且有“同榜四进士”、“一腹三翰林”、七组“父子进士”之荣，足见大埔历史的文风之鼎盛。

　　竖石楣杆是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一种见证。那为何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如此重视教育呢？

　　清代咸丰三年（1853）,蕉岭县黄钊所著《石窟一征》云：“盖邑为山县，无田可耕。除读书之外，别无可作生计。”民国初年法国天主教神甫赖理查斯的话就显得更为直白：“为什么梅县的教育会如此发达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它的环境所促成的。因为这个地方山多田少、粮食不足，男子必须外出谋生。而学习谋生技能，必须先知书识字。”因此在当时，唯有读书方能成人成才。

　　耕读传家

　　旧时“学霸”的“证书”

　　古语云：“男建功名树桅杆，女守贞节立牌坊”。作为梅州人崇文重教的历史见证，如今在梅州不少古村落的老围龙屋门前仍可见高高耸立的石楣杆，石楣杆已成为梅州古村落特有的一景。

　　据了解，楣杆有石制和木制之分，梅州地区的楣杆大都为大理石所做，又称石桅杆、古旗杆、石笔。从明末清初开始，客家地区便有专项资金，在每次乡试会试后给新科举人、进士们用于制作石楣杆。某宗族若有人考中进士，便需请名匠精选石料，将条石凿成方形或圆状的石柱，而后雕刻成长五六米的石楣杆，最长的楣杆也有十米，并在每根楣杆之上套斗。民间有个说法：一斗为举人，二斗为进士。如果是考中了举人，只能套一个斗，称作“单斗桅杆”；如果考中进士，便可套两个斗，称为“双斗楣杆”。

　　从远处望，楣杆整个石柱由下至上逐渐收细，像是读书人用的毛笔。石斗穿插于石柱上端约2/3处，用4个石撑固定，4个侧面呈梯形，上下二面为正方形，像是古代官员的帽子一般。“文雕禽类、武刻畜”，有些还会在楣杆上加上龙、凤等吉祥物的装饰品，而后还要凿上时间、姓名、生平和主要功绩，立于家庙、祠堂或祖屋前。

　　到了清朝之后，考上秀才、举人的也可以竖石楣杆。石楣杆就像是如今的大学毕业证书一样，有“学士、硕士、博士”之分。一般来说，秀才、举人、进士的底座龛部分别是四角、六角、八角形状。八角为上等，表明这个家族出了位进士或四品官位以上的人物，相当于如今的“学霸”级别。

　　“之后，有一些买官的也会竖楣杆，其大小、长度和楣杆柱身的设计等会因家族钱财多少、祠堂大小而异。”梅县博物馆馆长朱迪光介绍，“祠堂前的石楣杆数量多，便代表着这个宗族的‘学霸’多，实力强。”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也从农村的老人口中听到一种有趣的说法：在赴考前，有考生的家族一般都先在门前竖起一根旗杆，这就是当地人称之为的“楣”。而到揭榜之时，考生中举了，原来竖着的旗杆便不用拆除；但若没考中的，就要把旗杆撤去，叫作“倒楣”，也是“倒楣”一词的来历。

　　到了后来，科举制度取消，竖石楣杆的做法也就越来越少。“也不排除有一些家族会为那些对家乡建设做出卓著贡献的人，立两条楣杆夹，以示对其功绩的肯定。”朱迪光说。

　　年久失修

　　楣杆亟待保护研究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如今，在梅州地区那些象征着荣耀的石楣杆，有的因为文革时期的破坏已难以恢复，有的因为风雨的侵蚀而变得残缺不全，有的随着城镇化的变迁也不见踪影。

　　那些旧时乡间士子一边耕作以谋生计、一边读书以求晋身而得的石楣杆，现在是否还有价值？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耕读传家是客家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而石楣杆则又是他们曾经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副所长肖文评说。而今，知道石楣杆的人越来越少，有所了解的则更少，有所研究者少之又少，研究比较系统的则几乎为零。

　　据统计，仅在清朝时期梅县一地就有进士90人、举人623人，加上贡生数量就更多了。可见梅州人才辈出，文化之乡名至实归。当时梅城到处可见的石楣杆，如今保留完整的不占多数。

　　“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大家还没有对‘楣杆’进行重视与研究，大部分楣杆已经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变得难以寻觅，再不对它们进行修复保护与研究传承，只怕在不久的将来，楣杆可能会在还未被熟知之前，被众人忘却。”朱迪光说。

　　重立楣杆对于弘扬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具有深远意义。位于梅州嘉应学院亮湖楼后的已故著名作家张资平故居留馀堂，为了留住昔日祖先的荣光、激励后代，决定将曾经竖起的7座石楣杆重建。

　　留馀堂自古人才辈出，在这个有着181年历史的老房子里，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鼻祖、著名作家张资平。历代以来，留馀堂宗族中官至四品者有2人，作古后功名录入《光绪嘉应州志》者5人，其中还有“兄弟父子同登科，三代官费博士家声”的美谈。

　　遗憾的是，这7座石楣杆因为历史原因被摧毁，象征宗族荣耀的物件也从此成为族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在1997年，该族人因缘巧合找回一座原以为被毁尽的楣杆，并将这座清道光二年的残缺楣杆郑重地立在祖屋前西南角。而这件事也让他们萌生了重立七座楣杆的想法。经过一番努力，七座新塑楣杆便在留馀堂管理会倡议下，重新立在了留馀堂禾坪。

　　此外，在梅州市东山教育基地院士广场，也矗立着三根古今结合的石楣杆。据了解，这三根楣杆用花岗石凿成方形，圆锥状石柱，高近15米，分3节，每节接合处有一四方石栌斗。

　　其中，柱上还雕刻有不同的图案：东面楣杆的第一节雕刻了素洁的朵朵莲花，周围祥云缭绕，盘旋而上，蕴含着客家读书人所推崇、所追求的高洁品行和精神境界；西南面楣杆的中段自下而上浮雕盘柱蛟龙，洋溢着世代客家人不甘沉沦、不屈不挠、奋斗不息的精神；西北面楣杆的中段浮雕鱼跃龙门，鲤鱼在浪花飞溅的激流中翻腾跳跃，象征着客家人从古至今的激流勇进和人才辈出。

　　“院士广场的三座石楣杆与其广场之名相呼应，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梅州人杰地灵，两院院士中梅州籍的达30人，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人才辈出。而石楣杆就像一枚功勋章，既是骄傲也是激励，客家人勤劳勇敢、艰苦创业、崇文重教、开拓进取的精神需要得到延续。”肖文评说。

　　■对话

　　如何利用历史“化石”发扬优良传统文化？

　　石楣杆或楣杆夹可以说是客家地区宝贵的历史文物。石楣杆究竟与客家历史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利用这些历史的“化石”，更好地发扬客家优良的传统文化？南方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肖文评。

　　南方日报：目前对于石楣杆，我们是否有一些研究？

　　肖文评：因为客家人历来崇文重教，科举文化盛行，因此自清朝以来，石楣杆是非常普通的一种存在。在乡村，七品以上的官员，甚至买来的功名，都可以立石楣杆，因此数量太多，至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也没有一个专题研究。

　　石楣杆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清朝政府鼓励乡村文教发展的一种激励措施，一般与乡绅阶层联系较密切，在除客家地区的其它乡村也存在。因此，石楣杆是不是具有客家特色，还需要进一步去论证。

　　南方日报：保护石楣杆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何作用？

　　肖文评：客家文化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文化，其中，科举文化是很发达的。石楣杆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典型的一种标志。

　　即使在清末废科举后，还或多或少对宗族教学起着影响。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为改变家乡落后状况，纷纷捐资举办“新学”。如梅县籍印尼华侨丘燮亭，于光绪十九年（1893）就投资兴建了学堂“时习轩”。华侨捐资办学，兴办家乡教育，渐成传统。而今，在很多县区都还留存着奖励、资助优秀学子上学的传统，这也是一种传承。

　　南方日报：对于破损的石楣杆，我们在重修之时应注意些什么？

　　肖文评：重修有个原则，就是要修旧如旧。第一是要在原来的地方修建，不能无中生有；第二是样式不能与原本的石楣杆相差太远，要尊重历史。此外，重修还要注重习俗文化的传承，不能只为了“修”而修。

　　石楣杆的重修，可以将民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扬相连接，能够起到激励年轻一代去思考如何传承家族文化。可以通过重新发掘这些石楣杆里的老故事，把石楣杆的习俗、故事、传说整理出来，流传给后代。如今，乡村的石楣杆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把中断的文化延续下去。

编辑： 唐林珍
资料来源：http://mz.southcn.com/content/2016-09/07/content_1553726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