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施正鋒：母語傳承與母語地位

天狼吼

来源：http://mail.tku.edu.tw/cfshih/seminar/20021213/20021213.htm
母語傳承與母語地位*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 . . , language is always a political issue, overt or covert, since it clearly involves questions of different power.

Helen Ó Murchú[1] (2000: 82)

  壹、前言

我國追求民主鞏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的任務眾多[2]，其中又以多元族群的整合最具挑戰性挑戰，特別是在總統直選後，族群票源的動向被視為左右大局的關鍵。弔詭的是，過去威權體制下的「國語政策」，雖然已在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抬頭的潮流中逐漸退位，不過，經過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包裝的過度商業化媒體，似乎讓少數族群又萌生相對剝奪感 (relative deprivation)，特別是佔有台灣人口至少百分之十五（四百萬）以上的客家人[3]，長期以來面對下意識的同化壓力，感受到因為語言、文化消失所產生的強烈危機感，並未因為民主化而有所稍逝。

        一般人常說：「語言只不過是一種溝通的工具」，這種「語言＝媒介」的說法，雖然不能算是錯誤，卻也只能算是呈現局部的事實，因為語言除了是個人所擁有的一種能力[4] (capability)，也是傳承文化的負載者 (carrier)，因此，可以視為一個族群所擁有的特色、或是資產 (property)，甚至於，語言往往是被用來當作辨識集體認同的一種重要指標 (signifier、indicator)[5]。所以，一個人能否自由而舒坦地使用自己的語言，除了是一種基本的權利 (right)[6] 以外，更代表著族群的集體尊嚴。特別是在一個有多元族群的國家裡，對於少數族群來說，不僅語言的有無代表著集體生存的命脈，語言的地位更象徵著族群之間的權力 (power) 關係是否平等；其實，當語言被用來區隔為「自己人」(insider)、以及「旁人」(outsider) 之際，只要有人佔有優勢，就會有人居於相對劣勢，衝突自是難免 (Packer, 2002)，也因此，語言的多元不免被視為社會衝突的根源，或者至少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如果從語言政策說「權力」的觀點隱含著政治現實上分配的無奈、或是鬥爭，「權利」的觀點則有立足點平等的規範性期待。就具體的語言政策目標來看，我們可以根據Annamalai (2002)，以光譜分布的方式歸類為消滅 (elimination)、容忍 (toleration)、以及推動 (promotion)。消滅性的語言政策就是以處罰的方式禁止某語言在公開場合、甚至於私下使用，用意是讓使用者覺得該語言是一種負債，轉而採取被認可的語言，最後達到語言轉移 (language shift)，也就是同化的地步。顧名思義，容忍性的語言政策就是保持現狀，並未刻意去扶助弱勢族群的語言，也不想去扭轉跟隨語言而來的結構性不平等，甚至於就是令其自生自滅。推動性的語言政策就是想辦法避免任何語言的消失，包括鼓勵私下使用、或是確保公開使用而不被歧視。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將討論「母語」(mother tongue) 一詞的涵義。從1980年代開始，不管是客家族群的「新个客家人運動」、「原住民運動」、或是鶴佬族群的各種「母語運動[7]」，大致上是以「媽媽講的話」來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尊國語」政策。其實，這樣的訴求之所以對一般人有相當的說服力，除了以崇高的「母親」來抗蠻橫的「政府」外，背後還有一個條件式的修飾詞故意被隱藏起來，也就是「本土的」(native)、「被支配」(subordinate) 族群的母語，至於「支配性[8]」(dominant) 族群的母語是否需要保障，前者並沒有權力／權利去置喙，除非兩者的角色互易。因此，我們以為，表面上看來中性的、全稱式的母語一詞，如果用在嚴肅的討論，恐有誤導的可能。此外，不少少數族群的成員因為被迫選擇、或是硬加的他族語言，他們母語已經不是原本的族語，此時，嚴格來說，此時所謂的母語已經失去號召族人的道德正當性。

在學術上，相關的用語有「區域／地方性語言」(regional language)、「鮮少用語言」(lesser used language)、「次要語言」(minor language)、或是「少數族群語言」(minority language)。「區域／地方性」是相對於「全國性」、「鮮少用」是相對於「時常用」、「次要」是相對於「主要」，唯有「少數族群」相對應於「多數族群」，除了比較沒有明顯的相對重要性暗示，甚至於有規範上需要國家／政府加以正面復育 (revitalization)、維護 (maintenance)、或是發展 (development) 的期待，在下面的行文，我們將把「少數族群語言」當作一般人所了解的「母語」的同義詞。也就是說，就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言，「少數族群」並非人數較少的族群，而是「被支配的族群」。

在下面，我們先將簡短說明，一個國家內部多元語言／多元族群[9]的現象，與該國是否會有衝突／和平，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接著，我們將從人權的觀點來切入少數族群語言，提出幾個可以用來衡量其地位的指標。再來，我們要考察客家話對於建構客家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其次，我們將提出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最後，我們會將研擬中的『語言公平法草案』放在附錄中作為拋磚引玉。

  

貳、少數族群的語言權與族群衝突的化解

在過去，統治者傾向於將一個國家內部的多元族群 (ethnic diversity) 當作是衝突的亂源，因此，一定要想辦法來加以淨化 (cleanse)，不管是驅逐、滅種、還是同化；相關的，語言多元 (linguistic diversity) 當然也不免會被當作是妨礙國家團結的障礙。也就是在這樣的錯誤認知下，被壓抑的少數族群即使被迫習得支配性語言，年幼時期的羞辱經驗徘徊不去，這才是日後政治齟齬的真正病痾。我們把多元族群／語言與衝突／和平的關係，整理成下列的概念架構（圖1）。


圖1：多元族群的概念架構
在戰後，西歐／北歐國家逐漸認識到，語言權 (linguistic rights) 是少數族群權利 (minority rights) 的一種──不管是個人的權利 (individual right)、還是集體的權利 (collective right)──絕對不能加以限制。他們的基本假設是這樣子的：國家採用的國家語言、或是官方語言，雖然出發點可能是善意的，也就是想要透過一個共同的語言來進行整合 (integration)，然而，這種對差異 (differences) 不寬容的作法，往往是社會衝突的來源；為了避免族群間的衝突，對於少數族群的語言作起碼的保障是必要的，甚至於要求僅可能去推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國際潮流對於多元語言的看法有重大變動，也就是在超越宿命式的衝突觀、發展到對於差異的起碼接受，進而企盼進行正面的合作，把語言當作是化解族群衝突 (conflict resolution) 的調和劑[10]。

        以北愛爾蘭為例，自從1969年的「動亂」(the Trouble) 以來，在30年的內戰中，超過3,600人喪生、30,000人受傷。如果我們比較北愛爾蘭在1970、1990年代分別進行和解，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著重權力的分配，後者則兼顧語言的公平性、以及對於族群認同的尊重。自從北愛爾蘭、英國、以及愛爾蘭三方在1998年簽署『北愛爾蘭和平協定』(Northern Ireland Peace Agreement 1998) 以來，除了設立相關的語言振復機構外，「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更是積極地在草擬中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 裡頭規劃「語言權條款」。

        有關語言權的規範，大致出現在國際條約／規約、非政府組織的宣言、或是各國的憲法／法規[11]，譬如聯合國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12]、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1992)[13]、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OSCE) 的 Document of the Copenhagen Meeting of the CSCE (1990)[14]、Hagu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Education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6)[15]、Oslo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Explanatory Note (1998)[16]、歐洲理事會的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1992)[17]、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1995)、以及民間推動的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1996)[18]。在這裡，我們根據OSCE (n.d.) 的一項報告，從七個面向來觀察少數族群語言在公共領域的地位，也就是教育、媒體、以及公家機構。

        一、這個國家是否有國家語言、或是官方語言？少數族群語言是否具有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或是其他特別的地位？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地位？甚至於，是否根本不承認有少數族群存在？

        二、少數族群語言是否通行於國家文書、司法單位、或是一般公家機構？要有怎樣的資格？是否有區域性的限制？是透過憲法、立法、或行政命令來保障？

        三、學校是否充分提供學習少數族群語言的機會？此外，一般科目是否用少數族群語言來教學？學習的時機是從國民教育、中學、還是大學開始？是全國性的、還是局部性的？是否非少數族群也有學習這些語言的機會？是否在學校以外，也有更大的學習環境？

         四、學校的課本是否涵蓋少數族群的觀點？是限於少數族群自己、還是傳遞給所有人？是放在一般性的課本、還是擺在特別的教材裡頭？

        五、政府是否允許少數族群成立自己的私立學校？政府是否願意加以補助？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的關係為何？父母是否有權決定將小孩送往何種學校？

        六、公共媒體是否有少數族群的空間？是由政府提供、還是少數族群自己出資設立？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的？是多語的、還是單語的？少數族群對於社論、或是輿論版是否有主導權？

        七、是否允許少數族群用自己的語言來命名？身分證件、或是其他證照是否可以用少數族群的語言來申請？公務人員是否被要求會使用少數族群語言？政府是否設立特別的單位來處理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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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客家族群的認同

圖2：客家人的身分
a：自認為是客家人、不會說客語、有客家血緣

b：自認為是客家人、會說客語、有客家血緣

c：不認為是客家人、會說客語（ψ）、有客家血緣

d：不認為是客家人、會說客語、沒有客家血緣

在台灣的諸多族群現象中，客家議題大致以政治權力的分配、以及集體認同的維持為要。不過，到底客家人是誰？這牽涉到要成為客家身分的資格為何，也就是客家成員如何來辨識（或識別）的標準何在[19]。一般而言，一群人的族群認同不外建立於某些共同的客觀條件，不管是具體的血緣、語言、或宗教上的特徵，或是抽象的共同經驗、歷史、或是記憶；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離不開集體認同，也就是說，這群人必須在主觀上有共同的認同感，覺得彼此福禍與共。

大體而言，語言是最為方便的族群區別標幟，譬如說台灣的四大族群，大致上可以說各自有特別的母語。外省族群的父母可能來自中國不同的省份，甚且可能非為漢人，但家中大概以北京話為通用語；鶴佬、客家族群或以鶴佬話、或是客家話為家庭用語，但也不盡然如此，尤其是都會區者為然；原住民各族也各自有母語，但流失的情況更嚴重。因此，語言並不是最有效的族群辨識方式。不過到目前為止，台灣的客家族群強調以語言來作認同的指標，傾向於以會不會說客家話來辨識一個人的客家「純度」。譬如說，前總統李登輝自許為客家人，卻因不諳客語，是否被接受為客家人？至若於那些世居彰化、雲林、嘉義、台南的「福佬客」[20]，也就是已被鶴佬人同化、沒學過客語的客家人，不論是在客觀上不知道、還是在主觀上不願意承認是客家人，是不是就因此失去客家的身分了？又如台北、台中、高雄的都會區客家人，儘管他們過去沒有機會、或缺乏學習客語的誘因，現在主觀上希望取得客家人認同，是不是會被接受呢？根據國際潮流，認同應該是由自我作認定，決定權在客家族群自己。

根據建構論的說法，集體認同概為建構出來的，尤其是菁英覺得族人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或是社會地位上，遭到歧視、排斥、甚或打壓之際，因而以想像的歷史記憶、或共同經驗來作集體動員。果爾，客家人認同是人為打造出來的，要經過萌芽、成長、及成熟的階段。不論在中國廣東、或是台灣，客家人的認同是經過與他者 (other) 的對照才成形的，不管是廣東人、還是鶴佬人[21]。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認同，應該是早在清季開發時期與鶴佬人競爭資源，為保衛家園而凝聚而成，尤其是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以及分類械鬥，面對鶴佬人的壓力、歧視、排擠、以及資源上的競爭，「義民精神」就是台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當六堆客家人為保鄉衛土而對日軍進行武力抗爭之際，台灣的客家人不再是這塊土地的「客」了；此後，現代化的台灣意識，儼然已經是客家人刻骨銘心的認同基礎。一直到自由化開始進行的1980年代，弱勢者以社會運動的面貌來呈現自己、挑戰國家的政治支配，客家人的族群運動便以弱勢者的方式作試金石。在這段時期，在野運動對國民黨的挑戰，往往帶有強烈的族群正義色彩，也就是要求台灣人當家做主、取代外省人壟斷的政經結構。由於「台灣人」的意涵有意無意中被解釋為鶴老人，客家人未免懷疑是否被排除在本土主人 (natives) 之外[22]，跨越全台灣的客家認同才明顯地凝聚起來。

儘管如此，集體認同也不能憑空杜撰，必得起碼建立在些許的客觀基礎，而如前所言，客家人的認同一向強調客家話。近年來，全球性的客家「離散」(diaspora)運動方興未艾[23]，卻仍停留在精英的參與，尚無法深入台灣客家人的民心，主要在這種超越國界 (cross-national) 的「泛客家」認同，尚難與民族國家 (nation-state)相庭抗禮，因為在當前的國際體系裡，每個人的認同，還是要有一個終將倦鳥歸巢的父祖之國。也就是說，台灣的客家人已把這裡當作是他們的國家；也因此，即使是台美人 (Taiwanese-American) 之間有客家人，這些離散的客家人，魂縈夢牽的母國已是台灣，其原鄉已是六堆、桃園、新竹、苗栗，甚或花蓮、台東了。

即使沒有台灣以及中國間的主權糾葛，也並非所有的客語使用者都具有共同的認同感，因為自從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出現以來，離散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已有迥然不同的經歷，除了語言／文化以外，很難想像其集體認同如何凝聚／想像而成。同樣地，台灣的外省族群內部也有客家人，卻未能廣為本省籍的客家人所認同，因為彼此的歷史記憶不同：前者有中華民國肇建、對日抗戰、跟隨國民黨退走台灣的共同經驗；相較之下，後者雖然來自原鄉不同地方，分別聚居高屏六堆、桃竹苗、花東等地，卻有開疆闢土、閩客械鬥、馬關條約、太平洋戰爭等共同經驗。尤其是經過1980年代「客家運動」的洗禮，領導者揭櫫「新義民精神」、「新个客家人」，就是努力著去塑造「台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目前，本省人中的的客家人，大致是舒坦地依違於客家人、以及本省人的認同，取得兩者的平衡。因此，台灣的客家人應該已是台灣人中的客家族群，即客家裔台灣人 (Hakka-Taiwanese)，而非客居台灣的客家人 (Taiwanese Hakka)。

  

肆、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政策走向

國人對於族群議題一向諱醫忌疾、甚至於視而不見。在過去「國語」(北京話) 的支配下，再加上鶴佬族群在人數上的相對優勢，客家話在非客語區要注定淪為非通用語，除非政府主動推行多元官方語言、並且在義務教育中推行多語政策。如此一來，客家族群勢必要隨著語言的衰退而沒落，也難怪，近年來客家運動的訴求，最憂心的是文化及語言的傳承，也就是自我文化認同的定位。

社運界、以及族群生存發展的少數族群學界人士，長期以來對於少數族群語言的地位付出相當的關注。不過，教育部近年來所推動的「母語教學」，大致上仍然把客語得學習當作父母家庭的責任，吝於挹注國家資源，也就是以消極應付來取代過去的「獨尊國語」；在一般化「鄉土教學」的遮掩之下，客語雖然不再是被污名化的「方言」，還是被當作是點綴式的「鄉土語言[24]」。

如果依照目前聽任「自然發展」的語言政策趨勢來看，未來台灣的語言版圖將是三分天下的態勢（圖3）：在無限上綱的國際化要求下，英語再將來會在政治、經濟上扮演獨大的地位，特別是政府正在考慮將英語當作第二官方語言，甚至於有要求公務人員檢定英語程度，也有大學開始要求必須通過英語資格考才能畢業，更不用說從幼稚園到小學對英語無條件的接受。北京話將會有普通語言 (general language) 的地位，特別是在都會區、或是公家機關，因為歷史結構的支配性很難調整。


鶴佬話將是民間多數通用的混合語言 (lingua franca)，理由很間單，因為鶴佬族群的人口最多，純粹就日常生活的經濟消費行為而言，以鶴佬話當媒介的商機自然最高，特別是點子媒體（包括有線／無線電視、以及廣播）。除非客家族群有意識地施加強力政治壓力，客家話才勉強有可能與其他三個優勢語言有起碼的立足點平等，別是在客家人自己的原鄉（桃竹苗、六堆）。至於原住民各族語的復育，原本就是治絲而棼，若要並駕齊驅，挑戰恐怕難於客語千百倍。

儘管如此，這樣的語言結構並非不可能扭轉，最困難的還是人心的改變。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真正的服膺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也就是說，不管族群人數多寡、實用性多少，每個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國家的文化資產，應該都享有同等的地位。

短程而言，客語應該立即在公共領域取得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說，除了現有大眾運輸工具的播報外[25]，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場合[26]、以及前往公部門洽公，也多要求能讓少數族群的母語有自由使用的空間，因此，特別會強調公務人員使用多種語言的能力，進而要求符合起碼的語言檢定資格、甚至於積極以語言加給作正面的鼓勵。下面幾項是可以努力的目標：

一、新進公務人員經過考試、在訓練過程當中，除了共通語言（國語、北京話）應該增加其個人母語以外的其他族群語言；發聘任職以後，公務人員必須限期取得進階的語言檢定。

二、公務人員前往特定族群聚居的任職，必須在一定期限內取得該區多數人所使用母語的語言檢定。

三、在多元族群混居的地區，特別是都會區，公家機關必須能以各族群的母語來服務百姓，特別是擔任接待工作、或是服務台人員，必須有雙語、或是多語能力。為鼓勵公務人員取得語言檢定資格，政府或可積極採取語言加給。

四、公務人員如果是因為少數族群的身分獲得保障錄取，必須事先取得相當程度的語言檢定資格。

中程而言，除了要確保每個人使用自己母語的權利外，國家／政府還必須用心在教育、傳播媒體上推動各種母語的復育、以及學習。此外，要確保語言不誓就業歧視的一個藉口。我們以為，應該有制定『語言平等法』的必要性[27]，至少讓客語有平等的「官方語言」地位。

長期而言，客家族群除了有學習母語、以及使用自己的母語的自由，更應該有透過母語接受教育的權利；甚至於，其他族群應該也有充分學習客語的機會，包括在學校、或是社區。與其讓政客在選舉之際以客語討好客家族群，不如讓大家都有學習客語的空間，剩下來的，就看對方的誠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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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語言公平法』草案

語言使用：每個人有權選擇參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或是宗教事務所使用的語言。

國家承認：國家必須容忍、了解、以及尊重語言的多樣性，它們都是台灣的文化資產，特別是少數族群的語言。

定義：國家語言包括北京話（華語）、客家話（客語）、鶴佬話（閩南話）、以及原住民族的各種語言。

權利保障：本法的條文不應限制少數族群、或是原住民族語言的進一步保障

反歧視：每個人有權在公開、還是私人場合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可因此遭到不公平的排斥、或是限制。

有關歧視語言、舉止的罰則，另外以法為之。

國家責任：國家在執行有關語言權的責任之際，必須考量各種語言發展的現況、必要性、需求、以及可行性。

命名：每個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來命名，國家必須加以承認。

少數族群在其聚居的地方，有權以自己的族語來命名。

路標、或是公家機構的招牌，除了漢字以外，應該另外以各種國家語言的羅馬拼音標示。

司法權：每個人在法庭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可因此視為無效。

如果有必要進行傳譯、或是翻譯，不應由當事人承擔。

教育權：國家必須在各級學校提供適切的課程來教導國家語言。

國家必須教導與國家語言相關的歷史、文化。

如果有人願意學習其他族群的語言，國家必須提供適切的課程。

國家必須透過適切的課程來促進族群間的語言溝通。

各族群有權設立以自己族語為教學媒介的各級學校。施行細則另以法為之。

行政措施：每個人在與政府接洽之際，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公家機構因地制宜，必須用相同的語言作答覆。

政府的政令宣導應以各種國家語言發布。

政府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包括語言加給，鼓勵公務人員學習各種國家語言。

公共場合：大眾運輸、醫院、百貨公司、或是其他公共場合的廣播，必須以各種國家語言為之。

傳播：在法律範圍內，每個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來文字出版、電影拍攝、設立廣播電台、電視台、或是其他各種形式的電子媒體。

國家應扶助各族群設立自己專屬的廣播、電視頻道。

除了公共頻道，全國性的廣播、電視頻道應有適當的少數族群時段；平面媒體應有少數族群版面。

語言復育：國家應積極對於少數族群、或是原住民族語言進行復育工作。

相關部會應整合資源，進行語言、及文化的復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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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洲鮮用語言協會」(European Lesser Used Languages Bureau) 前會長，愛爾蘭籍／裔。

[2] 見施正鋒 (2002、1999)。

[3] 在戰前，客家人及鶴佬人（福佬人、閩南人）的人口總數大致可以透過人口普查取得，也就是根據當時漢人的祖籍為廣東省或福建來區分。在日治時代 (1905-40)，曾經有幾次「戶口調查」及「國勢調查」；另外，在昭和元年 (1926)，有過「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如果扣掉原住民、以及日本人，客家人當時的人口在13.7-15.7%之間（連文希，1972：14-16；江運貴，1996: 276）。當外省人於戰後避秦台灣後，「福建 [省] 人＝鶴佬人，廣東 [省] 人＝客家人」的二分法就左支右絀了。在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裡，再度區隔台灣省籍漢人的祖籍，源自廣東的約佔15.05%，大致穩定。不過，誠如連文希（1972：19）所言，廣東省潮州、汕頭人士操閩南語、福建省汀州府則操客語，因此祖籍並非精確的族群歸屬的指標。日後的人口普查更難推斷客家人口，因為本省籍漢人未再以祖籍來分，一般同意15%是合理的估計。

[4] 不管是謀生、求職、或是受教育而言。\r

[5] 見Ó Murchú (2000: 85-86)、以及Packer (2002)。

[6] 見Hamel (1997)、Ó Riagáin (2000)、以及De Varennes (2001、1997、1996)。

[7] 包括拼音的標準化、創作、以及字典／辭典的編纂；我們可以通稱之為語言的現代化。

[8] 我們不願意用「多數族群」(majority group) 是因為，支配性族群的人數可能比較少，譬如過去南非的白人。

[9] 也就是「ethnic diversity」、以及「linguistic diversity」；

[10] 北愛爾蘭在1970、1990年代分別進行和解，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著重權力的分配，後者則兼顧語言的公平性、以及對於族群認同的尊重。自從北愛爾蘭、英國、以及愛爾蘭三方在1998年簽署『北愛爾蘭和平協定』(Northern Ireland Peace Agreement 1998) 以來，除了設立相關的語言振復機構外，「北愛爾蘭人權委員會」更是積極地在草擬中的『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 裡頭規劃「語言權條款」。參考Forced Migration Project (1997) 對於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的考察。

[11] 在我們替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進行的「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2002) 中，其中的一項工作是將外國的相關法規譯介給國人，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ESCO) 所屬的一個網站MOST (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譯為「社會改造管理」) 裡頭，有一部份就針對語言權作了相當周詳的蒐集，這本書大致是將這一部份譯介給國人。見http://www. uneso.org/most/ln.htm。

[12] http://www.hrweb.org/lega/cpr.html。

[13]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d_minori.ftm。

[14] http://www.osce.org/docs/english/1990-1999/hd/cope90e.htm。OSCE的前身為CSCE。

[15] http://www.unesco.org/most/ln2po16.htm。

[16] http://www.unesco.org/most/ln2po17.htm。

[17] http://www.coe.fr/eng/legaltxt/148e.htm。

[18] http://www.troc/es/ciemen/mercator/altres-GB.HTM。

[19] 中國自來有籍貫之別，並沒有族群的區別；籍貫只是一種地域式的認同，再加上血緣關係籍貫並非單純的出生地認同，是來自於家庭（父親），而且並非經由個人的選擇。然而，客家人在中國並非侷限於單一省份而已；此外，並非所有的廣東住民都是客家人。羅肇錦 (1999)、認為，福建省漳州人並不一定都是鶴佬人。如果光以省籍來作族群認定的標準，台灣將只有本省人以及外省人的差別，客家族群同樣地會被虛無化。

[20] 根據莊華堂 (1999: 78) 的估計，台灣的鶴佬客至少有一百萬人。

[21] Leng (1997: 26, 44-45) 以為，客家人的認同是在遷徙的過程中與他族接觸時，才有集體的自覺性意識。譬如在明末時由梅縣到靠海的海豐、惠陽，面對當地人的敵視，經過競爭、動員、衝突的階段，才逐漸由客家「文化集團」(cultural group) 昇華為「客家族群」(ethnic group)；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只有客觀上的共同特徵，後者則已有主觀上的共同認同感。由此可見，客家認同是隨情境而高度變動而偶殊的 (contingent)，特別是遷徙過程、以及墾殖經驗所構成的情境 (context)。

[22] 其實，當台灣的客家人抱怨目前中央政府的五院院長沒有客家人、客籍部會首長過少之際，或可推定認同的原鄉概為台灣，而非遙遠的中國，更非虛無飄渺的客家國度。

[23]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始於1971年，第十五屆大會於1999年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首次國際客家學研討會於1992年在香港舉行，第四屆於1998年舉行於台灣，第五屆同樣在1999年於馬來西亞舉行。見香港崇正總會出版的《崇正報導》57期 (1999/11/27)。

[24] 試想，由「女工」、「女作業員」、到「公主」，由「小弟」到「少爺」，由「番仔」到「原住民」，整體的社會提高了嗎？名稱改進只是必要的第一步而已，並非充分條件。

[25] 諸如媒體、醫院、或公家機構等場所。

[26] 譬如立法院可以考慮使用同步翻譯。

[27] 見附錄筆者所草擬『語言公平法』初稿。http://mail.tku.edu.tw/cfshih/ln/discuss.htm亦有相關討論區。

* 發表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2002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全球化、在地化與客家新世紀」，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002/ 12/13-17。作者通訊：106臺北市郵政信箱26-447號；電子信箱ohio3106@ms8.hine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