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父亲 江一真是 连城庙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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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舟（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编辑江上舟，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海南建省初期最早的一批闯海人曾担任三亚市副市长，他也是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2011年6月27日下午因病去世。



中文名江上舟


国    籍中国



逝世日期2011年6月27日


职    业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目录

1基本简介

2在沪逝世

3生平经历

4从政之路

5洋浦四年

6领导名单

1基本简介编辑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江上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海南建省初期最早的一批闯海人，他也是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1991年，担任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93年，出任海南省洋浦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洋浦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1997年调往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工业党委副书记等职。200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上海化学工业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3年，成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
2006年，江上舟接替邓朴方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同年，他被委任为中芯国际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即江上舟的妻子。中芯国际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代工企业。

2在沪逝世编辑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江上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27日上午6时45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64岁。[1]
由于江上舟辞世，公司第二名授权代表职务已出现空缺，公司将尽快采取行动安排委任第二名授权代表。[2]

3生平经历编辑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
62岁的中芯国际新任董事长江上舟。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为什么去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4从政之路编辑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江上舟
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 动 通 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 动 通 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
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现在看来，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现在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
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5洋浦四年编辑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江上舟
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
江上舟
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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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猜错的话，风口浪头上的人。有胆有才，可惜英年去了。
芯片和飞机发动机都是我国科技最重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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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78年又回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攻读信息专业硕士学位。1979年通过国家考试，赴瑞士进修；1987年获苏黎世理工学院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博士学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1991年出任三亚市副市长，1993年出任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局长，海南建省后首批拓荒者，“第一批上《东方之子》的政府官员”，“新中国第一位博士市长”。1997年起历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专项组组长、中芯国际董事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走了。像扁舟远行消失在地平线尽头。沿着他劈波斩浪之后的水路，他生前关注、筛选、扶助、投身的一个又一个国家重大科研专项，百舸竞渡。[1]

折叠编辑本段引领中国芯片
1997年，50岁的江上舟拿到了一个新职务，上海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他也是那个时代少见的留学生官员，被国家公派到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那里最著名的校友，叫作爱因斯坦。这一次，他拿到了一局难下的棋。彼时，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正经历转型的阵痛。纺织、钢铁、石化……这些上海的昔日荣耀，正逐渐成为上海的“包袱”。

在中央的开发规划中，上海的未来要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作为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最核心的任务，是筛选出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他的答案之一，正是集成电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集成电路工程始终走走停停。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下，中国只能购买已被发达国家淘汰的“二手产线”。加上拖延和落地消化的时间，产线一拿手，就落后了三代，无论如何走不出“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自主的908/909工程陆续失败，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一片压抑气息。再加上当时全球芯片产业不景气，行业利润已大打折扣。

因此，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主流的调子是：芯片要搞，五年时间，搞两条8英寸生产线。但当话筒交到江上舟手里时，他面对全场专家，说出了上海的计划：“十五”期间，8英寸芯片生产线，上海要建十条。作为有专业背景的技术型官员，江上舟的话，自有来由。在他看来，芯片是我国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再难也得拿下。到2000年前后，芯片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矿产、粮食）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

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带着这个计划，江上舟回到了上海。通过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历史，并比较上海的优劣势后，他向上海决策层建言：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在江上舟看来：在半导体产业内，华人是一个奇妙的群体，它有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才积累和关系网。而上海既是最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又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筑巢引凤，未来一定能超越中国台湾。

江上舟因此不遗余力地奔赴中国台湾，专门招揽人才。他找到了芯片业鼎鼎大名的张汝京。在上海，张汝京得到了最有力的承诺：张江的地，你想要哪块都可以。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工艺，要想建10条生产线，至少还需上百亿的投入，钱从何而来？江上舟想到了引进外资。按照外资企业打造的中芯国际，非常分散地引入了大量中外资本，甚至包括美国高盛与华登。这个精妙筹算，不仅使中芯获得了资本，也绕开了西方封锁的限定，获得了大量半导体设备，从而快速加入赛道。

2000年8月24日，他带领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13个月就实现投片试产，3年内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在江上舟的努力下，一批芯片人才进驻上海开办企业，不到5年，上海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IC生产线达到18条，超额完成预期目标。江上舟坚信，照此速度，自己1998年预言的“大陆芯片产业2015年－2020年超过台湾”，一定能实现。

折叠编辑本段落地大飞机
和集成电路相比，江上舟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商用大飞机。江上舟与大飞机结缘，是在2003年，那时，他出任了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但没人知道的是，这是他确诊肺癌的第三年。在论证组组长任上，“大型民用飞机”成为他选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论证最为艰难的“硬骨头”。

长达半世纪以来，在造民用大飞机的路程中，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从运－10到C919，几经波折。彼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议论甚嚣尘上，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当时我国商用飞机研发面临成本高企、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况且大飞机项目还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博弈。然而江上舟明白，大型商用飞机是现代工业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大飞机非发展不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

实际上，发达国家真正想遏制的并非某款飞机技术，而是一整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平台，江上舟早早看到了大飞机项目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深远意义。“你有100个技术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大飞机，相反如果造了大飞机可以带动100个技术的开发。”发展大飞机，能够带动新材料、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还将带动流体力学等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

因此，将大飞机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就是为中国的机械、电子、材料、冶金等所有相关产业安了龙头。更重要的是，江上舟看到了上海拥有制造大飞机的实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就自主生产过运－10大型民用客机，与美国麦道公司展开过多次合作，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为此，他力排众议，在学界和业界组织了一场长达三年的讨论。三年间，江上舟不断往返于上海与北京，直到2006年2月26日，国务院批准立项，将“大飞机”列入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C919客机项目，迈开了它的第一步。

折叠编辑本段仕途
江上舟做的都是大事，但这又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他的仕途，可谓一波三折。40岁之前，江上舟只是个“书生”。1965年，江上舟就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因“文革”他仅在学校呆了9个多月。十多年来他从未停止学习，和同学也是后来的夫人吴启迪（教育部原副部长）自学大学课程，1978年，俩人双双考回母校。日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赴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1987年，江上舟来到了海南三亚。这是一个刚刚从县级市升格的新城市，因此有着让人想象不到的落后——因为全三亚的电话也没超过1000部，这里的电话号码甚至只有三位数。八年海外求学的经历，赋予了江上舟前瞻性战略眼光，然而也正因“超前”，他时常饱受争议、不被理解。比如，他想在三亚建设科学城，建设中国的“夏威夷”。

然而1990年，大陆地区的GDP只有3878亿美元，当时只有500多万人口的香港GDP高达大陆的20%。那时中国要解决的是11亿人的温饱问题，高科技产业和旅游经济的重要性还难为大多数人理解。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建立土地交易制度等概念，今天早已应用于城市管理，但在当时也因“超前”而遭遇不少阻力。因此，江上舟在1989年的选举中，落选三亚副市长，当时，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还是“海南开发促进会”副会长，而同在海南任职的儿子却落选了。有趣的是，落选的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以市长助理的身份继续工作，努力推动三亚向国际旅游城市转向。

凭借这份实干，江上舟在1991年的选举中高票当选副市长。那一年是江上舟进入仕途的第三年，43岁的他，像23岁的小伙子一般精力充沛，总是马不停蹄地奔赴基层各地调研。遗憾的是，在“搞旅游”还是“搞农业”的路线中，当时的三亚选择了后者，江上舟只得离开，而今日三亚的事实，无疑证明了江上舟的眼光。

在时任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的挽留下，江上舟就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1993年的洋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那里，江上舟带来了“找市场不找市长”“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等理念。洋浦当时所积累的经验，如首创公务员招考制度，以及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在随后10年间陆续登上了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台。然而也因“太过超前”，江上舟再次折戟洋浦。直到2007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洋浦开发迎来新的机遇，这似乎是对江上舟当年开拓洋浦的肯定，但这时江上舟早已离开海南前往上海了。

折叠编辑本段幕后英雄
因为太具有威胁性，中芯国际从成立开始，连续遭遇行业老大台积电多次狙击，面临高额赔偿。2009年，创始人之一的张汝京被迫从公司离职，江上舟临危受命出任董事长，但没人知道的是，此时的他，已是肺癌晚期。面对困局，江上舟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已是苦苦支撑，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芯片行业发展的思考。

“在半导体工艺方面，我们不一定要样样精通，只要有几样走在国外前面，就可以走出我们的发展道路。”这可能是江上舟在生命最后岁月里，留给中国芯片行业的忠告。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就因病去世。此后，中芯国际迅速陷入混乱，长达两年的内斗期间，高层相继出走，发展几近停滞。同一时期，全国芯片产业也正经历着至暗时刻。

直到2014年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整个产业才逐渐走出阴霾，开启新的辉煌征程。然而，无论是ARJ21新支线飞机（2015年正式进入市场运营），还是C919客机，江上舟都没能等到它们真正翱翔蓝天的日子。回顾江上舟的一生，从世俗角度看，他或许是个充满悲情的“失败者”，然而，他也是个真正的幕后英雄。

靠着江上舟当年打下的基础，今天的上海已成为集成电路和中国商用航空的排头兵。2021年，上海的集成电路产值达2500亿元，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1/4。如今上海已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芯片产业链五大关键领域，上海均有龙头企业布局。中芯国际、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紫光展锐、上海新昇……这些或多或少曾受江上舟“扶持”过的企业，代表了中国芯片产业在不同领域突破封锁的希望。就在今年，江上舟首倡落地的大飞机项目，离交付首家客户——东航只差最后一步。国产客用大飞机的商业化新时代也将随之开启。回溯过往，江上舟从未“赶时髦”，而是对上海的定位和实业经济保持着异常冷静的态度。江上舟认为，上海作为全世界制造业资源最密集区域之一，应该努力占领工业高地，带动全国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