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似乎總是這樣，在治亂的賽跑間進行，也不知道治與亂到底誰先跑，但總是不分伯仲，難分高下，時而治勝亂，時而亂壓治，無論什麽緣由，總會在一段時間後被追上。這就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週期律。

假設以治為先，天下太平，社會溫飽得以解決，於是生口日繁、商賈繁榮、政通人和、文治武功，於是天下皆稱頌為太平盛世。繼而出現人多地少、商業壟斷、官員沉迷聲色犬馬的現象，亂，在這個時候就悄然趕上，土地兼併，百姓失地，商人貪婪重重壓榨、政府官員貪腐成風、軍隊紀律鬆弛散漫、邊疆鄰國騷擾不斷，一時眾亂齊出，百姓飽受其苦之虞，心中不免忿忿，此等外不可制敵，內無以安民之國，留之何用，不如早亡！此時治亂已是等身向前，這個時候，如果君王有魄力有膽識，知賢善任，以殷實之國力尚能應付；如果君王無能，國家秩序立馬就會亂掉。縱觀中國歷史，沒有一個王朝能經歷著幾次打擊而不滅亡的。大多王朝只有一兩個所謂的盛世，然後都在這些盛世之後的大亂中走向滅亡。

亂終於追上了治，於是大發淫威，宮廷內亂，宦官外戚文臣武將，個個覬覦權力；民間起義，奴隸農民三教九流，隻隻割據一方；周圍國家，東夷西戎北狄南蠻；四面攻城略地。一時間人口巨減、土地荒蕪、經濟凋敝、社稷失秩、國土分裂，百姓民不聊生，天下亂塵紛擾，四方疲敝，必然人心思定。這個時候，優秀的地方割據者或農民起義首領，甚至異族首領便可順應民意，逐步統一九州，於是天下大治……一部中國歷史，就在這跌治亂賽跑的跌宕起伏間寫就。

以上文字，不過是站在遠處陳述一個模糊的歷史，但通過其間，我們總要思考，無論是廟堂江湖，都希望天下長治久安，卻為何希望治卻總會轉化成亂，又常常通過亂，來達到治。跳出這個歷史週期律，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最大心願。這裡，我們不妨縮小歷史的鏡頭，把視野聚集到由治而亂的環節上來。在亂世時對治的祈望，在天下一統後終於實現，但在接下來的日子裏，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老百姓，都自覺不自覺地對“治”進行了異化。在此，先解釋一下這裡“異化”的概念，也即思想或行動偏離原來的方向。天下初定，與民生息。此時大家都只要有吃有穿就好，并無過份的奢求妄想，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但隨著經濟的恢復、社會秩序的建立，社會上層的人們已經處於有利於攫取社會資源的地位。譬如分蛋糕，無論第一次分蛋糕之前，大家商量得如何如何科學，推出如何如何一個可信賴之人執刀，執刀之人，很難不去想如何為自己多分一點。每一次行使完分蛋糕的權力，貪欲便容易增加一分，所有分蛋糕的人你看我我看你，發現彼此彼此，便開始心照不宣，給自己分的越來越多，而此時被分蛋糕的人中的狡猾份子，見當權者權力在身，而無人能管，便起巴結之心，悄悄對有權者說，分我多一點，多分的那部份再給一部份孝敬大人云云，其他老實人見狀茅塞頓開，於是紛紛巴結，頓時失去秩序，執刀者見自己如此呼雲喚雨，好不得意，便為所欲為……此時的執刀者，哪裡還記得自己是可信賴之人？早已經把思維放在每次分蛋糕時如何攫取更多更大而絞盡腦汁了。世道之亂，也常常如此，先由上層社會私利心起，繼而帶動中下層一起將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秩序破壞掉，所以，由治而亂，其實也是很快的，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趙佶的當政時期便是典型。私利心是人皆有之的，無論我們如何提倡大公無私的道德觀念，但我們無法把私利心從人們的心裡徹底拿掉，正因為人們一直以來都沒找到克服私利心的良方，世道治亂才如此更替無常。

執刀者的變本加厲，當然會被忍無可忍者和圖謀執刀者合夥最終推翻，但中國的歷史卻在重複著這個循環的故事，變本加厲的，為了避免被推翻，執刀者想到了一個絕佳的主意，那就是尋找固定的打手，給予相對豐厚的報酬，幫忙擺平那些有異心之人，這樣一來，最底層的人即便餓死也難有反抗之力了，但執刀者總有擔心，因為這些打手本身就是可怕的人，所以尋找一個提拔沒有野心想法而能打的打手的機制便非常重要，自明以來，中國就進入了這條軌道，也就是我們常常提起的——被加強了的——專制。在專制制度之下，首先要消除異己，培養奴才式的忠臣順民，於是有了明清兩代的文字獄，民國的清黨，建國後的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其次要有直接聽令于最高統治者的私家打手，明朝的錦衣衛、東廠和西廠，民國時的中統，現在的中紀委和反貪局都是在文武百官體例之外的特殊打手系統，這個系統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如此高壓政治之下，大家都噤聲了，天下表現出太平的表像，但太平之下卻是暗流湧動，潛藏著諸多不安分因素，這些因素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則絕難收拾。終明清之世，局部地區的叛亂此起彼伏，便是明證。而這兩朝，也實在是被這些規模越來越大的內亂所耗滅的。所以，專制，并沒有帶來長治久安，相反，他帶來了長久的禍亂，對老百姓而言，這種高壓統治則意味著長久的壓抑感、不信任感和被奴役感，使得人們對國家的統治者并沒有多少好感，官民對立情緒嚴重，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形成了違心的奉承，所以當外敵入侵時，社會秩序便立刻亂掉，國家子民難以團結對外，也無力對外，南明之散，晚清之亂，都屬此類，但這種專制傳統卻一直延續至今。

相反，在遙遠的英國出現了另一種情況，當國王的搜刮讓貴族無法忍受，貴族們便群起而攻之，不是為了把國王趕下臺，而是逼著國王簽訂平衡國王與貴族之間權力的契約——《大憲章》，根據大憲章精神，國王貴族各執其利而不互犯，否則，權益遭到侵害的一方都有權進行反抗。這樣一來，最高統治者的私利心就受到了約束，亂從此不再被甩掉，而是如影隨形，似乎時時處處在威脅著治，卻幾乎不會成為主題。只在治出現問題的時候，跳出來約束之。這種尊重契約的精神，以蝴蝶效應影響了未來的整個世界。今天成熟的西方民主國家，其統治者皆難以像專制統治者那樣自在，其社會亦不像專制國家那樣平靜，但其百姓之安居樂業，國家之富饒強盛，卻為世界人所追求。

回顧近百年來的中國，每一個新的政治力量掌握國家政權後後，都試圖著以絕對權力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自以為革了命，殊不知卻是為自己掘下墳墓，六十年前老蔣沒有逃脫治亂週期律，逃到了台灣，他的兒子最終結束了專制，開啟台灣新時代；大陸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中國經濟經歷偉大變革的三十年，也是社會各階層力量膨脹的三十年，今天，又到了治亂相逐的時候，是加強專制還是還權于民，是準備跳脫治亂賽跑週期而迎來長久的盛世，還是繼續治亂賽跑而迎來天下紛爭的亂世，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0年4月13日起稿，27日擱筆

                                                                                                            竹海聽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