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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千载，一代代客家先民，一批批中原子孙，渡黄河、跨长江、溯赣江，历尽艰辛来到赣南，在这里放下疲惫的行囊，落脚谋生，繁衍生息，或者从这里溯章贡两江而上，翻南岭，越武夷辗转他乡。赣南因其先天的地利，成为接受自北南迁移民中最早、最多的地区，一个巨大的客家族群从这里发展、壮大……
说到客家民系孕育的“摇篮”，客家研究专家、《赣南客家》杂志副主编廖军说：“赣南当之无愧。”他谈到：赣南的客家问题研究也有十几年了，本地和中外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对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有了充分的认识，其中本地客家研究专家、《赣南客家》杂志主编钟东林的“摇篮论”较有代表性。
十个客家人 一个赣南人
目前，对于客家人口总量和分布均无确凿统计，广为认同的说法是播迁海外８４个国家和地区的有约５００万；祖国大陆客家人口约５２００万，加上台湾、香港和澳门，共约６０９０万。全国有“纯客家县”（客家人超９０％）４４个，其中赣南就有１６个。在赣南，１８个县（市、区）中无一为“非客家县”，仅信丰和章贡区为“非纯客家县” （客家人数多少不一），客家人数达７８０万，约占全球客家人的１２％，占大陆客家人的１５％。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地市级行政区域均无法相比。在整个客家民系中，赣南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额，可以说，全球平均１０个客家人中赣南就占有１个有余，大陆８个客家人中就有１个赣南客家人。
迢迢南迁路 赣南第一站
赣南，古称“虔州”、“虔赣”。在客籍人迁入之前，赣南除有少量当地土著——“赣虞人”居住外，几乎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蛮荒之地。
众所周知，客家“根在中原”，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原汉人的屡次南迁紧密相连。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黄遵宪曾有“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的诗句，它生动而充分地说明了客家源于中原及其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风貌。
对于客家先民的南迁，在学术界有“五次”与“六次”之分歧。主要分歧是：２０００多年前的“秦开五岭”是否属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但不管是“五次南迁”还是“六次南迁”，每一次迁徙赣南都占有重要位置。持“六次南迁”论者认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派屠椎、赵佗率军５０万南下，越五岭平定百越。秦亡而驻军未离，一部分与当地百越民族中的南越人融合，成为粤语地区先民，另一部分便是今天的赣南、粤北和粤东地区客家人的祖先。
持“五次南迁”论者认为，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迁始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及西晋末年历经１８年的“五胡乱华”与“八王之乱”。特别是公元３１１年的“永嘉之乱”，洛阳失陷，晋元帝迁都江南建康（今南京），在百万南迁人流中，有７０多万南渡长江，其中一部分迁往江西北部，再溯赣江而上，来到赣南及赣闽交界处。
此后，唐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黄巢的军队从河南直下安徽、浙江、江西，最后攻陷虔州（今赣州）。受到黄巢军事行动的驱迫，大批江淮人携家带口逃到赣南。
到了宋高宗建炎二年（１１２９年），金兵大举南犯，南宋朝廷节节败退，引发又一轮南迁大潮。宋高宗率百官从东线南撤，往绍兴、宁波。另一路由隆礻右太后率宗室及部分官员西走，从建康先到洪州（今南昌），折而南奔吉州、虔州（赣州）。……
有学者具体考证： 西晋末年的第一次迁徙，百万汉人南迁，主要居住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和江西北部，一部分进入赣南，迁入闽西的只是少数。据载，到唐开元年间（公元７１２—７１４年），开发较早、交通较为便利的赣南已有３７６００户，而此时闽西、粤东一带，仍为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之地，当时闽西汀州仅有４６８０户，而粤东梅州的户数统计尚缺。
唐代末年的第二次大迁徙，大部分南迁汉人进入赣南、闽西定居，后来，还有一部分人从赣南进入粤东、粤北。据载，粤东梅州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９７６—９８４年）为１５７７户，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已增至１２３９０户，闽西汀州增至８１４５４户，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在赣南、闽西和粤东一带的客家聚居区已初具规模。
赣南客家缘 地利是关键
源源不断的客家先民，为什么不约而同流向赣南？专家认为，地利是个关键。史称“扼闽粤之咽喉，据五岭之要会”的赣州，在水陆交通为主的古代，发源于赣州的赣江，是连接内外、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北上，沿赣江通长江，串京杭大运河抵京津；南下，越梅岭入粤穗，出武夷联泉州。学术界公认：南迁汉人最早抵达的最南区域就是赣南。大余梅关正是秦时设关、唐开驿道，成为古代连接长江、珠江水系的最短的陆上通衢要道，中国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衔接点。
同时，大量学者还从地理形势和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两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世居黄河中下游的客家先民，面对北面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西南是青藏高原，东面又是大森林，都是交通壁障，惟一的出路就是向东南迁徙，因此渡江南迁的客家先民一是出鄱阳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南各县；一是出鄱阳湖溯抚河、盱江，进入赣南的宁都、石城、广昌（现属抚州）或闽西的宁化、长汀等县。
当时的赣南，西倚罗霄、东阻武夷、南限五岭，这三条雄伟的山脉所造成的封闭与交通的艰阻不便，使它的东、南、西三面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开口朝北的孕育奇迹的“襁褓”。这片山地面积广大，约占江西山地总面积的５０％，海拔平均在１０００米左右。山岭高峻，河谷深切，夹杂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盆地，适于农业耕作，其间生活着山越和畲、瑶等少数民族。这种生存地域为苦于战乱的客家先民提供了一个驻足、生息、发展相对安定的理想去处，营造出一方多种族群的互动大平台，为客家民系的孕育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北来移民沿着赣江这条南国惟一的纵向水道而朝赣南山区徙移，在那片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崇山峻岭间，处于相对静态的历史河流中，厮守着他们的故土风习与祖宗语言，在山外世情发生急剧变异的情况下处于相对稳定；同时又在自然选择、民族融合以及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推力下，去调整、改变、重新整合自己的心理素质，从而发展成汉民族中的一支新的独特的民系。
命运就这样为客家先民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他们溯赣江而上，一程程，一站站，历尽艰辛来到虔赣，在这里放下疲惫的行囊，有一种龙归故渊的感觉，纷纷在这里落脚谋生，繁衍生息，或者又从这里溯章贡两江而上，跨南岭（大余梅岭梅关），越武夷（石城闽粤通衢），辗转他乡，走向天涯，衍布世界。于是，赣南成为接受自北南迁移民最早、最多的地区，成为孕育客家民系的温床、摇篮和发祥地。
客家民系形成 赣南是摇篮
一个民系的形成，当然不可能像工业生产流水线那样，只要最后贴上商标，就标志着产品生产的所有工序顺利完成，而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孕育和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的交互作用，才能逐步形成。
民系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民族融合的不充分或民族发育不完全；二是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交往障碍以及人口的迁徙运动；三是“生存地域”的差异性。因此民系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去进行，从历史的动态中去了解民系的形成与属性。
关于客家的生存地域，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客家研究所副所长王东林在《论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史上的摇篮地位》中提出，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在空间方面，必须把握赣南，在时间方面则应注意隋唐和两宋。若把赣南称之为客家播迁的“途径小住之地”，或曰“中转站”、“聚散地”、“大本营”，都不足以说明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意义。赣南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
尽管历时千载的辗转迁移头绪纷繁，复杂万端，徙地之先后难以确切稽考，但我们仍可从客家人的谱牒中找到他们发轫于赣南的许多证据。这一点，连号称“客家祖地”的福建宁化石壁，在考证石壁繁衍的族姓中，也公认相当多的姓氏是先在宁都、石城居留数代甚至十几代后才迁入石壁。还有，大余的“梅关古驿道”、石城的“闽粤通衢”及前不久在赣州城南发掘的宋代客家人古墓，这些均是有力的证据。正因如此，在比较赣南、闽西、粤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时，王东林教授精辟地指出：我们有理由说赣南是客家人南迁的集散地、中转站，同时更是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
此外，学者邓凡之、吴泽两先生则分别在其《客家源流研究》和《建立客家学刍议》中不约而同一语中的地指出：“有关客家源流的著述与研究成果以往多集中在粤东客家方面”“而对闽西、赣南以及其它地区，，则未能深究”，虽“亦提及赣南迁至岭东，但均以岭东为主，而对南赣仅视作为途径小住之地。似未注意赣南才是客家人自中原南徙的大本营。梅州是客人再发展的策源地。在未徙往岭东被称为‘客’以前，宅居赣南已将近千年或三五百年。”
谢重光先生在《闽西与客家》一书中则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至于粤东，南宋之前，南迁汉人由中原、江淮直接迁至其地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宋末之后粤东吸收了大量移民成为客家的重镇，那是由于当时赣南、闽西已得到较多的开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形成，而粤东的开发程度很低，地旷人稀，加上元军在赣南、闽西的残酷杀掠，迫使赣南、闽西的客家人纷纷迁入粤东，开基创业，重建家园。不过， 这已是客家民系在赣南、闽西业已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移重心、调整布局的问题了。”
可见，赣南、闽西、粤东，在行政区划上虽分属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但在地理上和人文上却浑然一体，都是客家人的基本住地，在人称“客家大本营”的不同历史时期，它们分别为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及发展壮大做出了各自的特殊贡献，其中赣南的“摇篮”地位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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