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永豐：我的南部意識

著名作词人鐘永豐

　　你怎麼會意識到南部？

　　是因為過年時你怎麼都是先塞南下後塞北上？是因為你在擁擠的台北捷運上突然憶起南方的衰老？是因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結果發現那裏真像外國？還是因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講不聽把他再次送進總統府興風作浪？

　　我開始意識南部，是在1993年一場南台灣水資源研討會上。官員和像官員的學者輪流上台，用不同但互補的觀點論證美濃水庫的迫切性。核心論述是2021年工業高雄的需水量將是目前三倍多，而台灣豐枯比率由北往南遞減，北部是七三或六四比，南部是七至九比一，亦即八、九成雨水下在四至十月，因此需要更多大型水庫以“蓄豐濟枯”。

　　那時我感到胸中被插了一刀。我們幾個人舉手，激楚地申問：既然你們知道南部的水文條件最差，為什麼還把最耗水的工業集中在南部？既然你們知道南部的水文條件快撐不住，為什麼還要增建高耗水的大煉鋼廠與八輕？你們知道美濃水庫大壩離最近村落不到一千公尺、離鎮中心只有三千公尺嗎？你們知道這些工業耗水在南部、污染留南部，卻管理在台北、繳稅在台北嗎？

　　七年後當我設想“菊花夜行軍”專輯，我慢慢知道那憤怒乃由被離棄的寂寞經年交迭發酵而成。

　　1970年代初，別離常以全部突然不見的方式呈現，譬如這樣：阿叔押著卡車轟進合院，在家耕田的阿嬸明明高興異常卻默默忙進忙出，阿叔松爽應付各種叮嚀與好奇，他們的孩子面對困惑的玩伴顯出壓抑的驕傲；一個房搬空，卡車轟出，你知道合院的某個都份像樹林被砍空一塊，從此長不回完全。

　　接著別離會在除夕下午用零存整付的方式安慰你：這房那房的孩子換了新裝回來，雖然長輩開了心説這個變了白、那個變得好聰明難免令你的眼神茫然自卑，雖然在重建的游耍領域中你自動變成導覽者與服侍者，但熱鬧沖昏了整年的寂聊，再添上年初二早上嫁遠的姑姑們帶回不僅又白又俊又美又聰明還學美術舞蹈鋼琴小提琴的表弟表妹，世界簡直，簡直成了大統百貨公司童裝部加玩具部。然後別離在當天傍晚又會以高兩個八度音的寂寞逼你用傷心眼神詢問你那困在廚房三天兩夜努力加餐飯的媽媽呀：為什麼我們不能出去？

　　反水庫運動讓我明白，那股急切想要伸進來蓋水庫的力量，跟這幾十年來不斷造成別離的力量，來源、性質同一，且同樣大到令人窒息。

　　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施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讓平均六、七成的租率大幅下降，解放小農的生産力，造就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自耕農隊伍。之後十幾年間，台灣農村浮現過曇花般的榮景。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嚴肅的祖父翻滾在新鋪的客廳水泥地上咧開牙齒剩一成的嘴巴嘆説好涼好平的快活景象；以他早年的困緊，那該是天堂的地板了。

　　但喜悅很快被偷走--隨之而來的“肥料換谷”、田賦、水租、“低糧價”等政策工具大量擠出農民的勞動成果，不僅藉之累積原始資本以發達國營及私營企業，更壓低工業勞動力的再生産成本，以確保利潤率。到了1960年代末，農業走入黃昏。同時期，“出口替代政策”的旗艦計劃--加工出口區與石化工業區落腳高雄市。高雄市之所以中選不只是擁有國際港的條件，同樣重要的是它周圍的屏東平原與嘉南平原擁有台灣最多的農村勞動力。一推一拉之下，南部農村的青壯勞動力快速大量地往高雄流動。1970年始，農業收入占農家總收入掉至五成以下。

　　1970年代初--父親的中年開始；我的童年結束。那些別離以孤寂為題，早已定了我的生命風景；但在父親的風景中卻混含著憂鬱與自由、不滿與愜意。做為長子不得不留鄉的父親與他的伙伴們明了，他們將是千百年農業家族歷史中最後一代務農者--不會有後人繼承他們的産業，他們也不看出有傳承的價值。農業前景是黯淡，但手足離鄉不也免除、降低或延遲分家析産的痛苦？何況他們還得拿錢回來分擔服侍老人家的責任，再者大一點的孩子貢獻的薪水也讓他們可以預期晚年無後顧之憂。而農村孩子身處的高雄正是製造業大肆擴張的時期，就業充份，既使勞動條件惡劣，但黑手變頭家的美夢以及處處可尋的轉業機會，均可安撫不滿；再不濟，農村仍不失為緩衝之地。在南部，正是這樣的奇妙混合讓當時的黨外政治既有某種程度的民怨基礎，但又不易有激進的擴張，只能駡駡國民黨，要求政治清明，因為群衆並不要求更具結構性意義的社會經濟訴求。

　　極少數藝文作品能精凖捕捉到高雄市在擴張階段的景況與城鄉關係；導演侯孝賢的作品“風櫃來的人”是其中之一。不帶哀傷的離鄉、勞動者為主角的街市景況、相互支持與再連結的鄉族關係…較沒有侯孝賢另一部作品“戀戀風塵”中的鄉下人在台北城市中所經歷的那種壓迫性的疏離、異域感與不安全感。“風櫃來的人”讓人覺得：高雄市是周圍農村的延伸，或者，用客家話來講，是“莊肚裏”；用閩南話來講，是“市仔內”。

　　但1980年代中期以後，因國民黨政府放任資本炒作而湧現的幾個趨勢使高雄的都市性格丕變。首先，1985年七月始，股市一路歡呼，到了1990年二月十二日，指數漲到歷史最高點12682點；接著暴跌八個月，至十月十二日止於2485點；小額投資者的發財夢碎裂一地。第二，在土地的交換價值遠遠炒過生産價值之後，製造業大舉外移至大陸及東南亞等新的低工資天堂；1989年，工資成長率首度轉升為降，之後節節下滑--物價指數卻逐年穩定增加，導致實質工資成長率下滑至負數，工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第三，股市崩盤後，游資湧入房市，1991年起房價飛漲，即使94年之後供過於求使房價回跌，但都會區的住屋，愈益成為富人的特權。

　　回到前面所談的石化業，並非沒有技術官僚憂心高污染、高耗能與高耗水的後果，始於1987年激烈的後勁反五輕運動曾令他們動念要效仿一九七○年代的日本，凍結五輕之後的石化業發展，但製造業出走反使他們更加擁抱石化業，推出每日耗水32萬噸的濱南工業區計劃；這便是美濃水庫(預計可日供水70萬噸)計划上馬的脈絡與動力。

　　這一切都使得中産家庭趨於悲觀、保守，並使得基層受薪者眼中的高雄市越來越敵意深重、機會渺茫。1990年代，隨著大量年輕工人被失業、低實質收入逐出高雄市，依賴都市匯款以彌補不足的脆弱農村經濟更顯窮迫。正是這股擺蕩於高雄市與周圍農業地區之間的失落、不安與不滿情緒，在1998年之後擴大集結，擁護被認作是國民黨對立面的民進黨奪下南台灣各縣市的執政權，並兩次送陳水扁進總統府。

　　2000年我在高雄的衛星都市鳳山工作時，我的家族在高雄市的二代移民幾乎都已去了北部或大陸。在高雄市訪親的感覺竟然也像回鄉：被好動孫輩操得興奮又疲憊的退休老人；多年前家裏還熱鬧時最後一次佈置的墻飾楞著舊著像是掛鐘停在動力消失前的最後一刻；一談起話不是溫暖的從前就是茫然的未來。幾年後，高雄代理市長的施政報告中有一段話道盡高雄的蒼茫：“從人口變化觀察到産業，高雄近10年人口成長其實已經呈現衰退。自然增加率(出生率)已經是負成長，社會增加率(城市移民)的大幅降低，以及高失業率，説明了産業衰退與外移的事實。另一方面高雄産業轉型(高科技與服務業)的行動，事實上幾乎沒有成果，…。”而僅僅是二十年前，這裏還是台灣最大的製造業基地！

　　所以也就不必訝異台灣糧食生産面積最大的嘉南平原，其人均收入在全台湾各縣市是倒數前幾名。2002年之後我在這裏工作，最驚心的經驗是好奇或迷路闖進一個村落，突然某個景象從封存的記憶中跳出來擋在眼前，沈靜地説這裏的時鐘三十多年前就停了。

　　我不是要為南部申訴某些沒被傾聽的痛楚或沒被體諒的舉止，也不是要證明民進黨終究不是國民黨的對立面，或説服你相信兩年後即使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也不會跑到現在民進黨或過去國民黨的對立面。我想説的是所謂台灣經驗或台灣奇跡，它的核心是掠奪性的發展主義，從半個世紀前開始，它掃過西南平原，掃過高雄市，現在它前腳跨進大陸，後腳還在北台灣，聰明的你可以努力拖住這支正躊躇著的腳，或者，與被它丟棄或正要丟棄的人們或區域，一起討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