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儿童歌谣集《广东小儿歌》 一 《广东小儿歌》又称《广东俗歌》，是一本用“广东土音”，即“土广东语”(四川地区的客家话)编写的，至今仍流传于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儿童歌谣集。除前言后语外，全集共由31首儿童歌谣组成。原书作者佚名，著作年月失考。不过，根据歌谣集中的一些词句，如“读书你唔做好人，枉自中举点翰林”(《劝小学生》)、“在家讲父子，做官讲君臣”、“日后做了官，忠心报皇上”(《劝士》)等内容推断，其创作年代最晚不迟至清末。 最先关注成都东山客家风俗的钟禄元先生(1913～1988年)，在1943年发表题为《成都客族风俗一瞥》的文章中，曾经抄录过7首“客家俗歌”，其内容全部出自《广东小儿歌》。其后，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徐宝田1946年撰写的题为《华阳东山客家民族之研究》的毕业论文中，也曾部分摘引过《广东小儿歌》。 过了30多年，复出后的钟禄元先生在《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上发表了《漫谈客家山歌》一文。文中又进一步对客家山歌在四川客家地区的流传情况作了补充。他说：“清末民初，流传在四川客家地区的山歌，有多种多样，如栽秧山歌，薅秧山歌，举凡冠婚、丧祭等，也有许多不同形式的歌词，真是丰富多彩。可惜那些歌词，早已散失了。今依据1915年出版的《广东歌》(木刻本)一册，介绍几首。”由此可见，这本《广东歌》，即《广东小儿歌》，目前所能追溯的最早版本，是1915年印行的木刻本。 为了弘扬客家文化，研究成都东山客家的历史源流，展示其文化风采和魅力，有必要对《广东小儿歌》进行重新审视和全面整理。由于今天已无法找到这个木刻版本的《广东小儿歌》，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在民间所能收集到的各种油印本和手抄本，然后，再对照现存各家论著中所引录的东山客家山歌的内容，来加以比勘校对。 下面，仅就《广东小儿歌》的写作背景、内容，以及今天刊印它的意义作一点解说。 二 《广东小儿歌》就其性质讲，属于蒙学读物，是成都东山客家地区儿童的启蒙教材。无名氏作者在《广东小儿歌》开篇，就对编写动机作了这样的说明： 吕近溪因《小儿语》皆成韵，但无意义，于是作《小儿语》一书，借以养蒙，甚有益于童稚也。忆儿时所唱《月光光》、《菱角子》诸歌，皆广东音韵，惜无意义，习之无益。至于《班鸠鸠》、《阿鸠鸠》等歌，皆伤风败俗，儿童万不可习之。暇日，戏仿吕作而为《广东小儿歌》。教小儿者，但用广东土音教之，至易上口。借以稍知善恶，未必非养蒙之一助也。 吕得胜，字近溪，河南陵宁(今河南商丘)人，生活在明嘉靖时代(1522～1566年)。他的先祖黑厮是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菜农，因向明军报警立功，朱元璋为了奖赏他，下令免征他家的赋税。但在朱元璋颁发的手诏上，却误将其姓写成“李”，所以，吕得胜及其子吕坤，又作李姓。 吕近溪很关心儿童教育工作，主张儿童有知识时，就要进行正确教育。梁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些儿歌，如“盘却盘”、“东屋点灯西屋亮”之类，虽然对儿童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成长却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了新的儿歌，用以代替旧的儿歌，这就是《小儿语》产生的由来。 吕近溪去世后，他的儿子吕坤，字叔简，号新吾(1536～1618年)，在明神宗时，官至刑部侍郎。致仕后20年中，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为了教育儿童诵读有益的儿歌，他觉得其父编撰的《小儿语》意犹未尽，还有话可说，于是便仿照《小儿语》的体例，又写了一部《续小儿语》的书。吕氏父子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是中国古代儿歌的集大成者。二书的形式相同，分为四言、六言和杂言三部分。各种形式的儿歌，具有押韵，但“无意义”的特点，便于儿童琅琅上口。如《小儿语》中的四言体句式：“一切言动，都要安祥。十差九错，只为慌张”；六言体句式：“儿小任情骄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杂言体句式：“老子终日浮水，儿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等等。 吕近溪的《小儿语》在表述方式上，具有内容连贯、不分标题、富有哲理等优点；但是，儿歌特点不甚突出，有些内容成人化，说教成分过重，所述内容不完全是儿童之事，则是其不足之处。 《广东小儿歌》的作者从“养蒙”的目的出发，借鉴了吕近溪编写《小儿语》的写作经验，同时又针对其弊病，作了大量的改进。这从《广东小儿歌》的分段标题，言事多用儿童语言，所述内容大多贴近生活，大量从流传于广东祖地的客家山歌中吸收营养等特点，可见其创新之意。 众所周知，客家人喜好唱山歌，唱山歌因此成为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童谣属客家山歌的一种体裁形式。客家山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依照客家人传统的分法，山歌可以按曲调分为“即兴曲牌”和“固定小曲”两大类；还可以依歌词来分类。《广东小儿歌》作为客家山歌的一种形式，就属于歌词只供朗诵，不配曲牌，但可配合“押韵游戏”类型的童谣形式。正因为童谣只朗诵而不唱，所以最容易失传。 童谣是孩子们生活上的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也是从前长辈们教育下一代的最好的补充教材。根据实地调查，今天成都东山地区的客家人，主要是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从广东东部的嘉应州所属五邑：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和惠州府的龙川、连平、河源等州县来的。作者所提到的《月光光》、《菱角子》等，至今仍是这些地区客家乡亲喜闻乐见的经典儿歌。 《月光光》是以各种赞美月亮的句子，作为起兴而连锁发展的童谣，为数最多，版本不一。如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如是传唱道：“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菱角子》则是以莲塘的菱角作为起兴而连锁发展的童谣，也有各种各样的唱法。如其中一首唱道：“菱角子，角弯弯，大姊嫁在菱角山。老弟骑牛等大姊，大姊割禾做细唔得闲。放撇禾镰拜两拜，目汁双双流落田”，如此等等。 这些客家童谣，语句通俗，每句尾用同韵字，朗读起来颇富音乐性，异常顺口，有歌唱之风韵。所以，只要儿时念熟了，到老年也不容易忘记。较之于吕近溪的《小儿语》，这些客家童谣具有更加容易上口、易记、易流传的优点，因此，作为原籍广东，移民四川的客家后代，作者仍能记忆儿时传唱的情景。 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客家儿歌形式虽然活泼，足可以借鉴吸取；但所唱内容缺乏明确的教育作用，从“养蒙”的角度来衡量，对于儿童启蒙教育也是不利的。他甚至还认为：“《班鸠鸠》、《阿鸠鸠》等歌，皆伤风败俗，儿童万不可习之”。平心而论，虽然《班鸠鸠》、《阿鸠鸠》的内容并非如他所说的有伤风化，只是从严格挑剔的眼光出发，他才认为这类童谣属于“儿童不宜”，“万不可习”。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小儿歌》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谨的。 作者不仅关注启蒙教育的思想性是否健康，而且对于启蒙教育的方式是否适合客家地区的特点，也颇有见解。他针对当时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一味在客家地区用“客话”教育儿童，结果效果并不理想的做法抨击说：“广东弟子多半不解官话，每有读书数年，一句不解，虽读何用”。因此，作者认为，教育“广东子弟”，应该借鉴客家童谣的做法，用“广东土韵”来编写一部启蒙读物，显得尤为必要。正如《广东小儿歌》结尾所说：“以此教之，则句句能讲能用。一童歌这，群童和之，壮者老者亦和之，妇幼女子又和之。藉以知善恶而明吉凶，于地道人心，岂无小初哉。”至此，作者用“广东土音”编写《广东小儿歌》的用意便一清二楚了。 三 《广东小儿歌》的作者，既出于“养蒙”，以启发儿童的认识辨别能力作为出发点，因此，在该书内容的编排上，自然便紧紧围绕“知善恶”辨是非，“明吉凶”的宗旨来选择题材。 《广东小儿歌》共由31首童谣歌词组成，每首歌词后均坠以小标题，归纳其内容。这31个标题子目如下： 1.劝孝顺；2.劝友爱；3.戒好吃；4.戒懒惰；5.劝忍让；6.劝和顺；7.劝妇女孝友；8.劝妇女勤敏；9.戒奸诈；10.劝童养媳；11.劝耐贫；12.戒逞能；13.劝救济；14.劝老人；15.戒谈闺阃；16.劝小学生；17.劝妹子；18.劝爱媳；19.戒讼；20.戒洋烟；21.戒杀女；22.戒赌；23.戒贪谋；24.戒信邪；25.戒烧会；26.劝士；27.劝农；28.劝工；29.劝商；30.劝修积；31.劝唱广东小儿歌。 从这些子目可以看出，所有内容被分为“劝”和“戒”两大部分。其中，有“劝”歌19首，“戒”歌12首。这31首歌，针对客家社会中的各部分人群，通过儿童之口，以童谣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是非观，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 大体说来，《广东小儿歌》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提倡勤俭，反对懒惰。 “教子孙，学勤快，又勤又俭家唔败”(《劝老人》)。 “瓜大把钱卖，人大爱勤快。有钱吾勤会落魄，□钱唔勤?□食着”(《戒懒惰》)。 “勤俭过日子，有柴又有米”(《劝妇女勤敏》)。 “穷人唔消焦，勤俭忠厚会翻梢”。“庄稼勤快做，唔得受饥饿”(《劝耐贫》)。 “莫懒尸，爱勤快，勤快家娘爱”。“勤纺线，勤织布，冷天有衫又有裤”(《劝童养媳》)。 2、提倡好学上进，讲究人伦道德。 “读书趁年轻，莫话日子长。功名系小事，要学存天良……读书爱发狠，读了就爱认。读书把细听，写字爱端正……读书学好人，先爱学孝顺，讲话识轻重，做事爱谨慎。读书唔能做好人，枉自中举点翰林”(《劝小学生》)。 “读书讲人伦，莫专讲诗文。”《劝士》)。 3、提倡孝顺父母，和睦家庭。 “细子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爱趁早”(《劝孝顺》)。 “家务相顺遂，先爱弟兄姊嫂能和气”(《劝友爱》)。 “老的有家教，子孙晓孝道，弟兄姊嫂唔吵闹”(《劝和顺》)。 4、提倡友爱邻里，助人为乐。 “教子孙，学和气，和和气气有好事”(《劝老人》)。 “人家有事情，再莫看笑神。帮忙来劝好，人家领你情。人家家唔和，再莫去挑唆”(《劝救济》)。 “亲戚家们常关顾，见人落难就救护”(《劝修积》)。 5、提倡诚实守信，反对损人利已。 “要诚笃，莫撩刁，撩刁家娘恼”(《劝童养媳》)。 “想害人，天唔容，受苦受难一世穷”(《戒谈闺阃》)。 “生意唔奸狡，包你找财宝”(《劝耐贫》)。 “损人利已心肠坏，全当找倒也会败”(《戒贪谋》)。 6、反对沾染烟酒赌。 “鸦片烟，是冤牵。食又食唔饱，何苦食倒受熬煎”(《戒洋烟》)。 “各样都要种点点，千万唔种鸦片烟”(《劝农》)。 “莫滥酒，莫好赌，多积银钱办家务”(《劝商》)。 “再莫乱想钱，场火里背去赌博”(《戒赌》)。 “大食当小赌，屋头□米煮”(《戒好吃》)。 7、反对进江湖，反对信邪教。 “人要顶湖涂，才去进江湖……唔进江湖唔受欺”(《戒烧会》)。 “事爱正，心爱定，邪教唔可信……各人守本分，莫同妖人缠”(《戒信邪》)。 8、提倡积德劝化。 “唔怕命唔好，只怕修积少……见人落难就救护，就是修积实在处”(《劝修积》)。 9、反对溺杀女婴。 “养妹子，莫打死。打死爱犯罪，有人告发了唔起”(《戒杀女》)。 10、提倡俗歌劝世。 “广东歌，莫嫌俗。广东人，爱唱熟。唱熟识人情，当读劝世文。自家劝好了，又好劝别人。劝得世上好人多，齐家同唱太平歌”(《劝唱广东小儿歌》)。 四 《广东小儿歌》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有关成都东山客家人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为一份客家民俗文化的珍贵遗产，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整理发掘，以便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一、《广东小儿歌》作为东山客家文化的载体之一，为研究和认识今天的东山客家人提供了直接而生动的历史记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 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是全国罕见的距现代化都市最近、最大的客家聚居区。据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初步调查，这个方言区包括龙泉驿、成华、金牛、锦江、新都、清白江等6个行政区、26个乡镇，幅员面积500平方公里，客家人口达50万之多。目前，这个方言区的客家文化正处于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激烈碰撞的地带。如何继承和发扬客家文化精神，调适区域内客家人与现代化的冲突与矛盾，是该地区所遇到的首当其冲的重大课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东小儿歌》为我们了解东山客家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提供了真实的记录。目前，东山客家人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相当有限，像《广东小儿歌》这样完整的教育客家后代的启蒙教材，世代相传，保存至今，是非常罕见的。尤其可贵的是，《广东小儿歌》第一次向外界揭示了展示东山客家人的性格特征、文化习俗、心理意识、伦理道德、精神追求、为人处世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正确认识长期隐藏在东山丘陵，不大为人所知的客家人的真实面貌，研究这一庞大的客家群体，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第二、《广东小儿歌》虽然创作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其所表现的对于儿童教化的重视，所宣扬的精神价值取向，却大多是健康向上、积极可取的。例如，它所提倡的勤劳节俭，好学上进，讲究人伦道德，孝顺父母，和睦家庭，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好吃懒做、沾染烟酒赌，反对江湖气，反对信邪教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些内容仍然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的，因此，还有其存在的价值。 产生于100多年前的《广东小儿歌》，重视儿童启蒙教育，关注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有针对性地，以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谣的形式，宣传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思想内容。其所宣扬的是非善恶观点，虽然在具体内容与标准上肯定与今天不同，但是，在教人“以知善恶而明吉凶”的宗旨上，却是一脉相通的，值得今天借鉴的。 当然，歌谣中的某些词句的内容带有封建色彩，显得较为陈旧，有一些观点，如相信轮回报应的观点，宣扬消极忍让的观点等等，这些显然都不合时宜，应该批判摒弃，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会加以鉴别。但是，如果我们不苛求于前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便可以看到，从总体而论，《广东小儿歌》在今天仍不失为一本具有优秀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尤其是一部产生于成都东山地区的优秀客家儿歌作品。 第三、《广东小儿歌》为研究成都东山客家文化在四川地区的嬗变提供了实证资料。 来 来的。由于客家移民的主体大多来自于粤东地区，因此，作为客家文化载体的方言，十分自然地具有广东“音韵”，这就是“广东土音”，即四川民间所称的“土广东话”。代表四川本土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则是以西南官话——“湖广话”为其载体的。在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中，自然就形成了操广东音韵的“土广东话”，与操“官韵”的“湖广话”之间的碰撞。这是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对话，更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之间的较量。 由于在巴蜀文化占优势的地区，客家人分散地杂居其间，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湖广话”的同化。即使客家人恪守“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传统，想要顽强地在这些地区保留自己的方言习俗，也难以突破湖广方言的重重包围圈。其最终结果，不得不在语言上接受同化的事实，由此，造成了客家文化在这些地区的缺失，至多只能在个别亲属的称谓上保存着客家方音的特点。 而在客家文化相对处于强势的成都东山地区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同样面临着以湖广方言为载体的巴蜀文化的包围和压逼。特别是，随着东山地区的客家人交往的日益扩大，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由于东山地区客家人口的日渐膨胀，在原有的定居地不足以维持其生存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客家人开始走出丘陵，走向成都平原，这时客家文化更面临着一种远离根基而失去方音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本用“广东音韵”写作的《广东小儿歌》，就显得特别珍贵了。它不仅再现了客家文化在同四川本土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如何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努力，同时也展示了四川多元文化多姿多彩的特色与魅力。 在《广东小儿歌》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原的古词语，这些词语，在湖广话中早已见不到了，但在客家话中依然保存着，由此证明客家话的确不愧为中古语言的“活化石”。例如：在《广东小儿歌》中出现的古词语有：“朝”(早晨)、“晡”(午后)、“光”(亮)、“水”(雨)、“镬头”(锅子)、“食”(吃)、“衫”(衣)、“牯牛”(公牛)、“牯马”(公马)要鸡、□(母鸡)、鸭□(母鸭)、□(肩挑)等。 此外，有许多词汇明显来自粤东一带，在四川本地并不使用，但是却大量出现在《广东小儿歌》中。例如：“?nfdc1?”(音“毛”，无也)、“细子”(小孩)、“番瓜”(南瓜)、“包粟”(玉米)、“番薯”(红苕)、麻糍(糍粑)等，这是移民文化存在于四川地区的生动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小儿歌》还开创了用广东音韵来标注儿歌童谣的先例。由于《广东小儿歌》是为“广东子弟”编写的，只有用“广东土音”来朗读，才合辙押韵，它所具有的韵味和效果，才会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所以，作者对有广东音韵的单字，“悉加圈以别之。”作者的本意，原是想把所有土广东话的音韵，以同音字加圈的办法，通通标注出来，以便让阅读者分清湖广话与土广东话的区别。但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诸多版中，通篇在单字上作了圆圈符号的，计有88处(包括同一字多次出现在内)。而真正作到了“加圈”并以同音字注了音的单字，只有10个(同一个字多处出现，只作一处计算)：“了”(音利)，“弟”(音胎)，“儿”(音乃)、“妇”(音丘)，“与”(音奔)，“才”(音讲)，“□”(音记)，“更”(音敢)，“歹”(音白)，“些”(音丢)等。 而在不同的《广东小儿歌》的版本上，湖广话与客家话混用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些单字明明应该读广东音韵，但在今天流传的版本上，却通篇都成了湖广音韵，例如：“□”改作“我”、“爱”改作“要”，“□”改作“毛”，“唔”改作“不”等等。这种将广东音韵“翻译”为湖广音韵的作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相融汇的情况。 第四、《广东小儿歌》为研究客家童谣的创作规律提供了范本。 童谣虽然是山歌的组成部分，但有自己特殊的创作特点和规律。童谣是孩子们的诗，从孩子们的心性、生活、童话世界意象，游戏情趣，以及儿童语言的感受出发，比起大人唱山歌，要开放自由得多。有专家归纳，童谣具有：句式自由、结构奇变、比兴特多、声韵活泼、情趣深厚、意境清新、语言平白、顺口成章等特质(陈运栋：《客家人》)。产生于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广东小儿歌》，既体现了客家童谣的一般创作规律，同时又深深地打上了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烙印。在《广东小儿歌》中，多数歌谣都用比兴的句式开头，其中用以起兴的事物，既为儿童所熟悉，同时又具有川西风情的特色，例如：“桃花树，李花树”，“冬瓜花，番瓜花”，“猪拱猪，狗咬狗”，“阿鹊叫，来报喜”、“斑竹桠，兹竹桠”、“丁丁猫，飞得高”、“老鸦呱呱，鸭□架架”、“黄鸡□，生白卵”、“菜子开花满坝黄”、“三月杨柳青又青”等，其意境颇值得回味和研究。 总之，《广东小儿歌》的整理发掘，不仅对于保存和研究客家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而且也为开发客家文化资源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它的文化价值，善加利用，一定能让这颗深藏在成都东山客家地区的明珠更加璀璨，并在推进客家地区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转载自《四川文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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