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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檳城州的浮羅山背是一個奇特的地方，從喬治市望過去，它就在山的背後，是島嶼的另一角，因此而得名。但它為什麼不叫“浮羅山後”或“浮羅山尾”呢？原來這個名稱是客音，客家人叫山後為“山背”；而華語，福建話及廣東話稱為“山後”，潮州人也稱山後或山尾的（在中國潮州不是有一個地方叫汕頭，另一端叫汕尾嗎？）由此可見，早年的浮羅山背是“客家話的天下”，大家也跟著客家人把它叫為浮羅山背了。即使直到今天，客家話仍然是這個地區的社區方言。
我提及這個典故與我要講的故事是分不開的，因為是客家人參與開闢浮羅山背，也造就了客家人在這個地區扎根和開枝散葉；更為重要的是“太平天國”的客家精神孕育了客家人的革命情懷。黃源茂就是在許多年以後從客家革命情懷中走出來的一個山城的孩子。
我們先說說客家人如何在浮羅山背形成一個客家社區以及為何檳城在早期會是革命的搖籃？就不難明白黃源茂是怎樣冒出頭的。
從地理形勢而言，檳榔嶼被劃分兩個區，一個是東北區（包括喬治市在內），另一個就是西南區（以浮羅山背為主）。雖然西南區的面積比較大，但人口相對少。例如在檳島的70余萬人口中，浮羅山背的人口也只有10余萬人。基本上是屬於鄉村地帶。
但為什麼這麼一個偏僻和未全面開發的地方，會在早期有人寧可跋山涉水而居？這是與客家人的天性分不開的。
根據史書記載，遠在1786年7月11日英人萊特開闢檳榔嶼前，島上已有58人居住。至少有三位客家人已經落籍，他們是張理、丘兆進和馬福春。（《馬星華人志》，1966，頁41）。這種說法雖沒有官方文字記載，但有一英人作者書蟲（Bookworm）也有這樣的記錄：“當占據之初，除少數華人外，人跡罕至”。而譯者顧因明（曾任鐘靈中學校長）在序文中補充：“萊特初抵檳島，居民58人”。（《檳榔嶼開闢史》，1969，頁3）。雖然沒有提到華人是誰，但華人史家則認定是張理等人。因在他們死後，有一座建于1799年的大伯公廟，用以紀念他們三人（即今日著名的丹絨武雅海珠嶼大伯公廟。有墳墓為証）。他們更說，這三位客家人至少較萊特早到檳島40年。（《馬星華人志》，1958，頁55-58）。
不久之後，萊特于1786年10月提呈的報告說：“我們的居民增長很快，有朱力亞人（印度人）、華人及基督徒。他們已發生爭執，但每個人竭盡其力進行建設。”（《Penang Past & Present》，1966，頁1）
1794年，萊特逝世前的最後一份報告指出：華人成為我們最寶貴的一環，有男女及兒童約3千人。（《東南亞華人史》，1965，頁244）浮羅山背成客家話社區
我們就此針對最早期南來的華人作出推斷。曾任馬來亞華民事務官的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這樣說：“一位姓邱的客家鐵匠、一位姓張的教書先生及一位姓馬的燒炭人，他們都被尊奉為華僑的開闢者。”（《馬來亞華僑史》，1950，頁85）。這三位都是客家人，也是華裔學者所尊稱的最早到來馬來西亞的華人先驅者。
3客家人居功至偉
附和與認同客家人是開路先鋒的，還有另外一位學者溫梓川（已故，前光華日報總編輯）。他更進一步把浮羅山背當成是客家人的第一個落腳地：“客家人最初在檳榔嶼登陸居留的地點，當推浮羅山背，而以惠州人占多數。在咸豐丙辰年間，即1856年時早已有公塚之設，浮羅古代碑墓多屬惠州人，足証客家人到檳榔嶼，尚在開闢之前。天主教堂則建于1854年間，該地客家人信奉天主教者亦最多。”（《檳州客屬公會40周年紀念特刊》，1978，頁719）。
溫氏也在文章中對當地客家人進行訪問，証實他們的先祖于“太平天國”期間輾轉來到浮羅山背定居。其中一位黃葉生系太平天國軍官，在洪秀全失敗後（1868年），結百余同伴來到馬來亞，生存者僅20余人，居住在浮羅山背的雙溪檳榔。（同上，頁720）。
另一學者黃堯補充黃葉生的曾孫名叫黃信忠。他們身上帶來太平天國的銅幣也成為其中的一個“証據”，以証明他們是太平天國的逃難者。（《馬星華人志》，1966，頁76）。
客家人愛與世無爭
不論是否受太平天國的影響，逃難者不得不遠離城市，避人耳目隱居山地也可說是客家人的“與世無爭”的天性，寧可擇居山地而不入市。歷史的演變告訴我們客家人在浮羅山背形成一個“客家社會”，並在後來成為十分獨特的族群已是不爭的事實。
客家人的農民革命
太平天國基本上是客家人帶頭的一場農民革命，曾在南京建立起與清廷相對峙的政權達17年之久（1851-1868）。在失敗前已有居住在非太平天國控制的地區的客家人向海外移居；在失敗後有更多的人向外避難，此其一。
其二是住在南方（贛粵閩三角洲）貧瘠山區的客家人也不堪生活困苦，率先向海外尋求新天地。
當英國殖民者對華工大開方便之門（起于1786年）時，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成一種風氣。浮羅山背既是一個隱市的山區，又是農耕之地，自然適合于客家人成群結隊到來居住（耕讀傳家是客家人的美德）。其中最突出的是雙溪檳榔至今還完整地保留其名副其實的客家村的面貌。其它地區如浮羅市區，浮羅勿洞乃至美湖也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他們在浮羅山背建立了一個講客家話的社區，但又融入與其它民族和睦相處的社會中。檳城孕育馬共幹部
當1930年，馬來亞共產黨（馬共）成立時，檳城已被列為重要據點之一。馬共一開始便派出李啟新負責檳城的黨務，他也肩負共青團的活動。（《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1997， 頁139）。而李啟新非泛泛之輩，他在1947年時已是泰共的書記長，且了解萊特在曼谷被殺的情況。（《我方的歷史》，2004，頁168）。由此顯示出共產國際是一個跨越國界的組織。
1932年，馬共的“無產階級作家聯盟”成立，其中一位著名成員洪絲絲當年在檳城的《光華日報》副刊《新風》擔任主編（他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逃到蘇門答臘，但于1931年被荷蘭殖民者驅回國，又再轉到檳城來）。
洪絲絲在1936年留學日本，1937年返回馬來亞，先後任《光華日報》和《現代周刊》的總編輯。（《洪絲絲紀念集》，1994年，頁1）。
值得一提的是，在洪絲絲主政（編）下的《光華日報》，于1939年起用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文人，他就是後來成為備受爭議的人物黃望青（1973年被李光耀政府委為新加坡駐日本大使，直至1980年退任，已于數年前逝世）。當時他的真實身份是馬共北馬局的領導人，但未公開。這一年，他用耶魯筆名與剛南來的鬱達夫掀起一場筆戰，轟動文壇。1942年馬新淪陷後，他被日憲兵逮捕而投降，一度被馬共形容為“大叛徒”。1945年戰後轉入商界活動，改名為黃望青。（《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2007，頁62）
黃耶魯是因1938年在新加坡被吊銷教師証，來到《光華日報》負責編譯工作。他也在1939年接替被調往新加坡的李振宗（小忠，檳城人）在檳城的黨務。（李振宗是在1942年在黑風洞主持馬共秘密會議時被萊特出賣，遭日軍圍攻而犧牲的18人中之一人。這是著名的“九一黑風洞事件”）。
在這個時期，檳城參與馬共而成為領袖人才的大有人在，不遑多讓新加坡。凡具有表現者都調到新加坡總部工作。這些人有後來成為中國華僑將領的鐘靈生林青山；後來成為馬共副書記長的楊果（鐘靈生）及後來成為廈門大學副校長的謝秋白等等。
有一位特出的客家人許慶彪也是在此時冒出頭的檳城人，他是抗日的活躍份子。在1938年加入馬共，更在1942年領導檳城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斗爭。及後在馬新淪陷時，他是第一個在雪州成立抗日軍的領導人。
1942年，他抱病參加黑風洞馬共秘密會議，不幸被日軍包抄而犧牲，時年僅21歲。（《馬來亞風雲七十年》，2000，頁67-68）
在抗日時期（1942-1945），馬共在檳城的活動主要轉至威省爪夷建立游擊隊，而後發展到吉打和玻璃市。（《回憶檳吉玻人民抗日斗爭》，1999，頁1-5）
馬共星火在浮羅山背燃燒
在日本投降後，馬共的大本營是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檳城不再是重要的據點，霹靂則保存為馬共的實力陣地。雖然如此，馬共的星火卻意外地在浮羅山背燃燒起來。這一奇跡的發生，是與檳城原本是馬共的人才輸送地有關，也與客家人的革命情懷有一定的關系。如果說，英軍在戰後重臨第一個登陸的地方是檳榔嶼，（《我方的歷史》，2004，頁113），對馬共沒有直接的威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雙方的關系尚屬友好。可是在1948年英軍實施緊急狀態大舉逮捕馬共及親共份子後，為什麼馬共仍可在檳島建立其根據地？確實是不可思議的。照理檳榔嶼是個孤島，沒有退路也沒有後援，游擊隊的生存已是問題，尤其是在英軍重重包圍下，幾乎沒有立足的條件。但事實就是浮羅山背的人民，尤其是客家人創造了歷史。
無可否認的，1948年是馬共命運的轉捩點。這一年的2月1日，“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生效；英軍政府在6月18日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20日大舉逮捕左翼人士，馬共成為非法組織。馬共也因此將620的日子當成抗英斗爭的新起點，列為歷史大事件。
黃源茂領導人民解放軍第八支隊
當槍聲打響後，馬共回到武裝斗爭的路線，並重新潛入森林打游擊戰，也開展除奸行動。因此馬共在同年8月1日成立“檳吉州人民抗英軍”（1949年改稱“馬來亞人民解放軍第八支隊”）。這個部隊竟于1950年在檳島建立一支有規模的武裝工作隊（《為獨立而戰》，1998，頁49-54）。本文的主角黃源茂就是這個組織的一位主要領導人。 相關照片
■ 浮羅山背市區，它早年是馬共活躍的地盤。
■ 浮羅山背的住房仍然保持鄉村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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