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忏悔录》式的自传
别把自传当小说！
●北 宋
给史家做材料 给文学开生路
继《岁月随想》、《日子》、《不过如此》等“明星自传”大获丰收之后，最近，“学者自传”又开始闪亮登场了，如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出版商对这位时尚作家的“品牌魅力”相当自信，《借我一生》首印40万册。
对于学者写自传，我一向是举双手赞成的。正像胡适在1993年所说：“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1933年，胡适出版了《四十自述》，这是堪与西欧自传相媲美的中国自传最早期的作品。他在《自序》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曾留学美国，深知自传文学在欧美的普及，于是也想在中国加以推广。“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胡适说，这些他寄以厚望的朋友包括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梁启超以及梁士诒，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由他们来写自己，将会留下多少有趣的故事啊，特别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然而，听完胡适的劝告不久，这些风云人物还没来得及动笔，就带着一肚子的故事离开人世了。在写自传上，胡适还“怂恿”过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等人。这几位“口风”没那么紧，倒是多多少少留下一些关于自己的文学。我手头就有一本《蔡元培自述》，真是异彩纷呈，试想一下，关于为何在北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有谁比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更引人入胜，更具说服力？我对陈独秀一向兴趣不大，某一天，在一本合集上看到他的一篇自传文章，写得真有气魄！文笔生动极了，让人觉得他搞政治有点“屈才”。可惜这篇“自述”才短短的一万多字，我读得意犹未尽，于是买了一本朱洪的《陈独秀传》才满足了对陈的一生的好奇心。朱洪先生的材料收集工作颇见功夫，美中不足的是，与陈独秀在自述中那种汪洋恣肆的文风比起来，朱的文笔显得枯窘多了。这是让人叹息不己的：假如陈独秀注意力集中一些，自己操刀总结一生，该会留下一部多么壮观的传记！
在写自传的人员选择上，胡适主张应是“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我觉得范围倒不一定限得这么小。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想法，即人人均可写自传。原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生命中印象最深的经历写出即可。文笔尚可的人，自己拿起笔来写；文笔不行的，可找人口述，再由别人用笔实录。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史家的材料”才会更丰富更生动。“口述实录”文学，我以为冯骥才的成绩最突出。没有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后来人无从想象“文革”带给一般老百姓的伤害有多深。这些平民百姓的“口述实录”给人的震撼力，不知比遮遮掩掩的“伤痕文学”强多少倍！
虚伪的记录 真实的发昏
然而，我对眼下这部正在走俏的自传《借我一生》却倍感失望，为他的自夸，也为他的不诚实。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自传中，一般缺少西欧自传那种忏悔、告白等自我评判的性质，而侧重写社会中的个人。按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动物”，只要真诚，也能写出独特的个性风采来。然而，余秋雨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他现在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明星，能够展示给读者的只是光彩照人的一面，至于曾经有过的阴影，对不起，“我无可奉告”。就在《借我一生》面世不久，就有知情者站出来写文章揭发余秋雨在新书中回避“文革”中不光彩的经历。《南方周末》有一整版知情者的“口述实录”，与《借我一生》中的描述恰好相反。说实在的，关于那段历史，对余秋雨这样对历史深有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不难总结出一番如《文化苦旅》中那些俯拾皆是的精彩的反思文字来的。但是，余秋雨在事实面前闭上了眼睛，作为“文革”时的“写作好手”，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他写的那些批判文章客观上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如果他能仔细剖析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进而反思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无疑会是一篇“绝妙好辞”。然而，余秋雨放过了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真诚地面对自己软弱的一面，才更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前两天正好买到一本《黄永玉自述》，其中的《关于我的行当》一文，面对读者的询问：“黄老师在五七年‘反右’当中，和五八年到五九年的‘大跃进’当中有没有画过什么作品？是主动地画，还是被动地画？华君武先生在‘大跃进’当中画了很多，像湖北一亩大稻子三千多斤三万多斤这样的漫画。后来了解华先生当时是被迫的。”诗、书、画俱佳，眼下名气快赶上他表叔沈从文的黄永玉，大大方方地说：“我画过，不但画，还很卖力地画。画过《万亩稻子上的跳舞》，这张画将来有机会要展出来。我是完全主动画的，我非常相信如果是这样子真是太好了。但是我惟一不相信，一位教授的夫人告诉我一亩地有25万斤的白薯。我说不可能，25万斤的白薯该有多么厚的泥，把一亩地铲出来有多么厚才到25万斤，哪里还能生出白薯来呢？讲完之后我又后悔，怕她揭发我。”黄永玉这才叫真汉子！我赶紧又到书店买了一本他的《比我老的老头》，这样的作者是值得信任的。想一想，那个年代，我们毕竟才出现了屈指可数的几位顾准式和张志新式的人物，大多数人都在发昏。承认自己发昏，并探索清醒之道，才不会有“白活”之嫌。
从《借我一生》里，我发现了余秋雨先生很不客观的一面，对于金文明好心为他指出一些文史差错甚至一些印刷中的错别字，余秋雨不是虚心改正，而是把金文明的做法与历史上名气不好的“咬嚼派”挂钩，以为金的做法与他们如出一辙，是别有用心。余秋雨的这种“文革”思维很不高明，假如我出了一本书，书里有些“硬伤”，别人帮我指出来，感激还来不及呢，哪里想到倒打一耙？郭沫若还佩服“一字之师”呢。唉，当了“学术明星”之后，自以为学问上“天下无双，一字不易”，把别人善意的做法都看成是对他的批判，是出于对他著作畅销的妒忌！真是哪儿跟哪儿。余秋雨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当年是很为《文化苦旅》惊喜了一把，以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写法。但此后，随着他不断地做秀，我离他的书就越来越远了。一个人老戴着面具（这面具还老更换）说话，谁能受得了啊！他还老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书还没有正式上市，就迫不急待地在《南方周末》上为自己辩解了整整一个版；书上市后，又在新浪网上接受了好几个小时的访谈。有这样顺利地通过重量级的媒体把自己声音发送出去的“弱势群体”么？何必呢，就为了多卖几本书？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国民性的怯弱，懒情，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这是鲁迅80年前说的一段话，简直就是说给余秋雨听的！
一部《忏悔录》式的自传
要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借我一生》白送给我我都不读，既浪费时间，又给自己添堵。还不如重读一遍鲁迅的准自传《朝花夕拾》。就在对这一本“学者自传”倍感失望之时，我读到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学者自传”。我指的是首印只有6000册的傅翔的《我的乡村生活》，用周彦文的话说，“它大胆而深刻地暴露了作者童年心灵深处的隐私和黑暗，叙述从容细腻，忧郁深沉，给人高贵、忧郁、纯净、华美的思想启迪与享受。”
我认为这是一部达到西欧标准的自传，因为其中充满了许多卢梭式的忏悔和告白。傅翔也正是以卢梭自许的，渴望达到卢梭式的真实。卢梭曾经批评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卢梭严厉地指出：“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傅翔认为：“每个人只要写出了自己的真实也就达到了人类的真实。作家只要把自己毫无掩藏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也就够了。”于是，在《我的乡村生活》里，我们读到了久违的真实。纵火，偷西瓜，打架，贴“大字报”，手淫，遗精，单相思……这些令人难堪的回想起来颇有悔不当初的经历，在傅翔的笔下镇定而从容地流出来了。这些经历，我想出生于“七十年代”的乡村孩子多半都经历过，但以真实的“我”的身份勇敢说出来的，并不多见。
这些所谓的“劣行”，我们倒是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城北地带》等小说中领教过。而这种做法正是傅翔反感的地方，“在我看来，作家正是缺乏真诚和勇气才把自己如此真实的一面移花接木于虚构的主人公身上。”确实，要由真实的“我”说出一些“丑事”需要极大的勇气，就连胡适本人，一开始也有顾虑，想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自述，为的是“遇到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只是史学训练根深蒂固，他最后只好放弃了。但明显看出，不能使用小说的方式，使他的《四十自述》有不少云遮雾绕的地方。
在《我的乡村生活》中，最大胆的一处当属作者描写了十岁时对母亲的性幻想。这段文字出现在第七章的《还有个秘密》，“我单独和我妈睡在那张天天睡的床上。”“我”渴望体验一下把小脚丫放进母亲的大腿间的感觉。虽然“我”最后没有得逞，但那番经历令人刻骨铭心。说实在的，我读后的第一感觉是，这傅翔，简直是疯了，这种事也敢写？还要不要在社会上混了？我把这一章又读了一遍，我想傅翔是正常的，这是我读过的关于“母与子”关系的最为感人的描写，这应该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吧。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乡村，“母与子”太亲热显得有些不适宜。记得12岁那年，城里来了一对母子，小男孩年龄与我相仿。他想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微笑着同意。城里来的小男孩快乐地在母亲脸颊上响亮地亲了一口，“谢谢妈”！男孩亲他母亲那一刻被我看得真真切切，我的第一反映是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脑子里闪过一堆责备男孩的话：“肉麻！真不害臊，这么大了还亲妈妈！”我真心为那男孩感到难为情。在我的印象中，打我上小学一年级起，再也没有发生妈妈抱我或亲我的事了，同样，我也没有抱或亲过妈妈了。我们农村不兴这一套。记得高一的一个夏日，我在睡梦中梦见妈妈亲了我一口，醒来以后，尽管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在一周的时间内都有意躲着妈妈，我心想：妈妈，你不能跑到我的梦中来亲我呀！那时的我，简直湖涂透顶。
中国作家普遍有一个创作心理障碍问题，瞒和骗的时候居多，就是不愿或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这种态度如何能够刺探到人性的秘密？“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已经21世纪了，鲁迅的建议仍然有效，这是怎样的悲哀啊！
《借我一生》这类成功人士的自传难逃“简单排列人生履历”的通病，只剩下一些事件和看法；《我的乡村生活》的作者才32岁，这使得他的自传显得“朝气蓬勃”。因为年轻，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值得夸耀，这使得作者可以老老实实地回归生命与生活本身，开放所有的知觉，仔仔细细地抚摸生命里的每一次欢喜和忧伤。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心灵自传。我不知道傅翔的勇敢能坚持多久，毕竟，这本自传只是写到少年。对于少年时代的生活，人们相对比较宽容，作者下笔的时候容易放得开。今后在面对青年时期的经历时，傅翔还能一如既往地坦诚吗？
《我的乡村生活》惟一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出版说明”里的一句话：“这是继贾平凹‘商州系列’和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后又一新的散文美学追求。”为了多卖两本书，何必粘上这两个不相干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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