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权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校科学研究部主任等职。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是中国民俗教育的一代宗师，被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1903 2002），原名谭宗，字静闻，一字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北部一个靠近山区的市镇——公平镇。钟敬文幼年进过私塾，背过《三字经》、《幼学琼林》一类启蒙读本，学写过旧诗和文言小说。他的祖父是镇上一家大商店的工人。父亲是一个开生果行的商人，文化程度达到大略能看懂旧医书之类的书籍。家庭虽不殷实，俭俭省省，算是过得日子。
钟敬文先生历经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钟敬文先生经常称“五四”为伟大“历史母亲”，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
1919年，先生年仅16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沐浴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成立了“救国会”，揭露敌人的野蛮侵略和反动政府的腐朽、投降。“救国会”严厉清查和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开始对民间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向《陆安时报》、《歌谣》周刊投稿。1924年6月初，继4月中旬首寄《歌谣》数首歌谣之后，一份收海丰山歌72首的《恋歌集》采录稿及研究海丰歌谣等的《歌谣杂谈》二册共15则，先后寄到了《歌谣》编辑部。1926年至1928年3年间，钟先生仍以一种献身的精神，编辑出我国现代首次专册出版的由个人采集而成的《疍歌》，含过去采录的《恋歌集》、《畲歌集》的部分稿件在内的《客家情歌集》以及《马来民歌集》等。
正是这种初期的学术活动，奠定了钟敬文先生一生事业的基础与方向。与此同时，钟先生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钟敬文先生说他是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写作新诗的。钟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从‘破蒙’的时候起，我就迷上了诗，在许多时候，她简直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一切。”“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境地。”钟先生勤奋的写诗实践和对诗歌理论的学习与探究，最终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和诗论家。
1926年夏，受彭湃等人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文化和思想营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和追求真理之路的重要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织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钟先生还和刘谦初合译了俍僮的歌谣），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撰写新诗和散文。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及《客家情歌集》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敬文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钟先生在后来的《记找鲁迅先生》一文中写他探询鲁迅先生的心情：“一方面，想对他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时代的战士表示诚意的欢迎；另一方面，是藉此瞻瞻风采，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其后钟先生还广泛搜集了有关鲁迅先生在广州的踪迹，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该书作为早期鲁迅研究的资料汇编，有其文献与史料价值。
同年秋天，钟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大，钟先生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初露锋芒。
正当钟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他遭遇了学校当局保守势力的打击，被迫离职，于1928年秋应友人刘大白之邀，来到了杭州。钟先生开始在一个高级商业学校教国文，稍后转到刚成立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
在初到杭州的一、二年间，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创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功。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对先生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而不能多写些小品文，郁达夫甚感惋惜，殷切希望他以后能够恢复旧业，在小品文中继续崭露头角。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和诗歌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专心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在杭州，他与同仁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这一时期，是先生学术研究迅速成长的时期，写下了《〈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中国植物起源神话》、《中国的天鹅处女型式》等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钟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此时，钟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
1934年春，随着个人研究意识的提高，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认识的钟敬文先生，倍感需要加强对西方民俗学知识的了解，于是他毅然抛下教鞭，与夫人陈秋帆（后与先生同执教于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翻译家、教育家）一道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在跟随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先生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盤瓠神话考察》等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月刊上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观点。
在日本留学两年多，钟敬文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及日本本土的民俗学理论。钟先生作为学科的倡导者与奠基者，日本的求学生涯，为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在中国建立规范的学科体系作了学术发展的前期准备。
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来，钟敬文先生在学术观点上，已经逐渐摆脱了20年代前期所受国内学者的某些影响，也初步认识到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开始接受法国社会学派的研究方法。钟先生当时所写的《民间文艺学建设》等论文，便已显示了这种倾向。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仍然从事教学和他所钟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他主要的工作是给《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举办了一个民间绘画与木刻展览会，并印了一个专刊。钟先生认为这次展览会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此举也得到了社会舆论和各界的一致赞誉。
1937年夏秋间，钟敬文先生携笔从戎，来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从事鼓舞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此时，他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新军》杂志，并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钟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考察军民抗敌情形，收集写作资料。前线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钟先生，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等多篇报告文学。钟先生在后来的《自传》中认为这段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这时期所写的报告文学，取材于现实的战斗生活和有关人物，思想情绪跟整个时代的气氛和调子比较融合，艺术上也注意到洗练、整饬。”跟上世纪20年代的散文比起来，它颇呈现出另一种精神和面貌，开拓了以后个人散文、小品文的新境界。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由云南澂江迁回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此时，先生除了写作一些文艺短论、新旧诗之外，还编辑过《文艺集刊》、《民俗》季刊等。
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夏钟敬文和另外几位被认为有“左倾思想”的教授，再次遭到学校当局非法解除职务。钟先生在批阅完研究生毕业的考卷之后，悄离广州城，前往香港，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办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在达德学院，钟先生除学校工作外，还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任常委）、方言文学研究会（任会长）等工作，先后撰写了几篇关于一般文艺、民间文艺和方言文学的论文以及一些关于彭湃、冼星海、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回忆、纪念文章，并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
1949年5月初，钟敬文先生和在港的许多文艺界同志，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在7月的大会上，钟先生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大会结束时，钟先生被选为文联的全国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协）的常务委员。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综观钟敬文先生1949年前的成长履程和学术活动，一个显明的特征是：钟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光明磊落，正挚无畏，自始至终追求学术文明与人生进步，这也为钟敬文先生最终成为人民的学者和一代学术宗师奠定了深厚的根底。
来源：光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