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民俗学”

未名扁舟

当今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民俗学”（周星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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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0年4月起，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担任了几门涉及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课程。通过两年的讲授以及备课学习，现仅就这几门课程有关的涉及民俗学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感想。

我担任的一门基础教养课，是“生活文化论”，它有点类似于“民俗学概论”，主要是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理，着眼于当代现实生 活里的各种事项和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既可能是某一国家、地域或族群性的，也可能是族际共享、跨地域的甚或是国际规模的），深入浅出地予以解释和说明。这个课程的特点是范围非常广泛，仅仅靠民俗学原理显得不够，还得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这门课程是大学本科1-2年级同学的选修课，但是选的同学非常多，最多时有250多名。我觉得，它和我们国内经常以“学科”来区分和命名课程的情形不大相同。它较为注重学生是否喜欢听，要求讲的有趣，能够帮助同学们真正理解现实生活里的各种文化问题。再有就是“生活文化”的概念，与我们经常喜欢追溯的“民俗”之“民”、或“民俗”之“俗”的定义，出现了微妙不同。我感到，可能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倾向于把民俗学定义为是一门研究一切生活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就是说，“生活文化”的概念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它甚至有可能替代“民俗”或“民俗文化”，因为一说起“民俗”，往往引起人们的联想就是过去的旧俗，而“生活文化”则不同。我觉得，要讲述这样的课程，需要有“现当代”的学科意识，拿民俗学来说，传统的民俗学自不待言，还得特别关注“都市民俗学”与“比较民俗学”这样较为现代的发展趋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民俗学也在谈论“危机”，但是他们与我们的“危机”有所不同。首先，对于日本来说，民俗学的基本任务大体上已经接近于完成了，传统民俗学的领域发生了变化，因为彻底的都市化过程已完全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毯式的民俗调查也已基本完成，几乎所有的市镇村，大都设立了各自的“历史民俗资料馆”，编纂出版了大量的民俗史志。民俗学的“田野”和对象发生了巨变，以前被认为承载着民俗的“常民”，还有所谓“常民”和“非常民”的区别，现在全都没有了，全都变成了“国民”。同时，现有的解释模式和概念感到不大够用了，于是，民俗学就感到了“危机”。这和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做，百废待兴的“危机”是不同的。当然，我们也和他们一样面临着“现代社会与民俗学”之类的课题。

我承担的另一门课是“现代日本的生活文化”，这个课程对我来说很难，压力很大，很有挑战性。但这个课的设计是对“外国人”视角之重要性的承认。而且，作为讲授者，我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发展中的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立场上，如何看待日本社会里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包括日本人的生活文化，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的立场是坦诚甚至尖锐地批评，当然还有谦虚地学习和积极地与日本的大学生沟通。从学术的立场看，这门课得有所谓“相互的人类学”那样的立场。长期以来，在学术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些“权力”关系，像西欧人研究非西欧的社会及文化，而形成了所谓人类学一样，那其中充满了研究者一方的“霸权”。法国有一位人类学家勒比雄，提倡“相互的人类学”，就是主张传统上被研究的国家的学者，也应该能够去研究传统上总是以研究者自居的西方国家，于是邀请中国学者去研究法国的社会及文化。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少数民族的学者不仅研究自己本族的历史语言、民俗及文化，要是也来研究汉族的社会及文化，那就很好了。我在日本大学给日本的学生讲现代日本的生活文化，显然有很多我力所不及的地方，但是我的“外国人”视角确实又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所谓“相互的人类学”，也和新近兴起的“比较民俗学”有很多相通之处。这门课使我感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现当代社会以年轻人为主要创造者的那些“生活文化”，也是具有可能成为民俗学之研究对象的潜力的。举个例子，原本只是初中女生把玩的玩具，后来则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如果它导致现代社会里新的社交模式（民俗）的出现，那么，民俗学就应该对其予以必要的关注。

我承担的第三门课程是“比较文化田野工作”。这门课反映了日本大学本科教育的国际化倾向，就是说大学生需要有对海外生活文化的体验，就如同他们必须经过的现代人生礼仪的一环一般。异文化体验和向异文化学习，在日本大学，甚至在全社会都是很受重视的，这个倾向反映了日本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门课，除了讲授田野工作的一般原理外，还要带领学生到中国进行现地实习。通过这门课，先后共有30多位日本师生到西安郊区农村和城市居民小区进行了民俗学的田野考察，虽然这是很粗浅的考察，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有收获的。“田野工作”一词，实际上已经不是“人类学”的专业方法论了，而是成为有别于“图书馆工作”的另一个获得知识的基本方法，可以说出现了“田野方法普遍化”的趋势，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各自的“田野方法”，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比较文化”的民俗学，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所谓“一国民俗学”之教育模式的某种突破。

说到日本民俗学，就得谈到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之在全社会和日本整个社会人文科学体系里具备了“市民权”乃至于辉煌的“新国学”一般的地位，确实离不开柳田国男的影响。关于柳田，各种介绍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中国民俗学来说，其实可以说依然是知之甚少。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柳田当年为什么从“民族学”走向了“民俗学”？再有柳田为什么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其学术的“海外影响”因素？我在日本这个学部的一位同事，留美得到民俗学博士学位后，现在致力于揭露那些曾被柳田“省略”了的西方学术的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柳田学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柳田学问的“经世致用”态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日本农民为什么贫困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反映了非常独特的日本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在战时，柳田也不是没有殖民主义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都开始得到研究了，同时，其他和柳田同时代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那样就有可能展现出一些不同的日本民俗学的侧面来。

日本民俗学曾被认为是日本人自己对于日本本土的社会文化及民俗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我觉得，它多少具有和西方式的移植而来的人类学抗衡（如果不是“对立”、“对抗”的话）的味道。1992年我在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时，听过那里的“民民课程”，前一个“民”是民族学，后一个“民”是“民俗学”，他们把它并置，放在一起，完全没有“民俗学”弱于或者“劣等”于“人类学”的感觉。现在很多大学图书馆的分类，还有学科的分类，往往就是“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又是并置。这很值得我们玩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馆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可以说反映了它区别于具有世界文化博物馆属性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日本特性，它是由三大部门组成的，历史、考古和民俗，而且强调这三大支柱之间的“学际”研究，也就是综合性的研究。我觉得这是很有象征性，也是很有深意的学科布局。在这里，民俗学是作为重新认识本国历史及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而得到重视的，说它是一门确立了地位的“新国学”，也许不算过分。但是，另一方面，民俗学又确实和人类学（民族学）可以并置，甚至可被看作是同一类学科。这里面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

不久前去世的宫田登教授，是对中国很友好的一位民俗学家。他的学问的特点是重新重视文献（包括各类野史、口碑等）的价值。他曾对日本民俗学进行过一些总结，比如日本民俗学里的有些命题，民俗学究竟是历史科学还是现代科学？这很类似钟老以前说的民俗学是“古代学”还是“现代学”之类的表述。与此问题关联的还有民俗学研究的素材，是“文献”还是“口碑传承”等。我以为，日本民俗学非常看重“物”的材料，他们重视物质文化研究，甚至形成了“民具学”的专门领域，日本民具学会的活动非常活跃，我以前曾两次参加过民具学会的大会，对这点感受很深。我遇到的一些民俗学家曾批评中国学者，说我们没有把很多有关民俗文物的正确详尽的知识记录和传承下来。我的另一位同事河野真教授，到中国来对那些民俗文物异常着迷，但他问我非常具体的有关知识，我很惭愧，往往无法很有自信地回答他。比如说，关于烟具，水烟、旱烟、烟枪等，那些非常具体的知识，尤其是很多细节，我就讲不大清楚。除了上述研究素材，现在还有一些民俗学家大胆借用其他各种研究手段、技术或者技巧，从而“发现”以往不被重视的民俗“事实”，例如通过某种技巧的操作，可能获得新的民俗研究资料（问卷或访谈得到的数据），进而发现一些新的“事实”。请客送礼，算是我们的民俗，但传统上我们只是这么泛泛地描述一下，如果能够得到有关请客送礼的频次、费用的比例、对回馈的期待值等，那么，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就自然能够更精确和深入一步。此外，日本民俗学的重要命题，还包括“常民”与“非常民”、从乡土研究（地方史志）到“地域民俗学”等。眼下，又有了“都市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的新动向。我倒是以为，当年曾以反叛精神而提倡“考现学”的今和次郎以及他的“生活学”，似乎在现当代民俗学的发展中，出现了双方合流的趋向。所谓“考现学”，乃是与“考古学”相对而言的对于当代世风世相（诸如流行现象之类）及人们生活的研究。

曾经来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我们中国民俗学界也较为熟悉的福田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思柳田的民俗学。福田教授的学问，是重视“村落”的民俗学研究。他曾对以“时间”为基轴的民俗学做过一些批评，所谓“村落”及“境界”的民俗学，实际上也就是空间民俗学的研究，是对于人们生活“世界”的研究。我国有的民俗学者多少是受他一些影响的。

此外，日本民俗学中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也都有很多积累，有的也很深化。但从我们看来，有时未免存在“细碎化”倾向。只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严谨的民俗学专题研究尚不多见的情形下，似乎不应批评此种细碎化倾向。

现在，我想就中国民俗学谈几点感想。

首先，民俗学在我国乃是本土起源的一门当代学问。它和社会学、人类学等“舶来”属性较强的现代学科相比，较少“中国化”、“本土化”之类的困扰。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那似乎都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就连台湾的同行也是要说“社会学中国化”的。但是民俗学却不怎么这样说。我以为，这是很发人深省的。我国的现代民俗学基本上是本土起源的，而且它是极其富有本土学术资源的资质、潜力和前景，因此，这样一个学术领域或者学术空间是要给予足够重视的。当然，基本上本土起源的中国民俗学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国产”，它也受到西方各时代学术的影响，现在依然需要睁大眼睛环顾国际学术，似乎相反需要有进一步的“国际”化。

在我看来，各国的民俗学多少都有民族主义作为其各自意识形态的背景。这和人类学早期是以殖民主义为其意识形态背景相映成趣。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前面提出的有关柳田国男的两个疑问了。答案可能就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背景里。中国民俗学也不例外。开始时，它是富于革命性的，作为“眼睛向下”的学问或者其动向，它是与贵族主义、精英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因此我们说他有“革命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民俗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明，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大是其策源地了。类似的还有“考古学”，记得韩国的人类学家金光亿教授和我谈起过，他说，在军政府独裁时期，很多学问是受压制的，但是考古学却是倍受青睐，可以得到很多经费支持。我们中国也差不多，“文革”后期最先获准出版的刊物便是《考古》和《文物》。表面上因为它们和政治“远”，其实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和“民族主义情结”相联系。民俗学的情形当然要稍微复杂些，它很快就由最初的反叛或革命性发展成对本国、本地域或本族民众之优秀文化的研究甚至讴歌了。显然，它背后还是有那个民族主义的背景，因此，它很适合成长为“新国学”。但是，民俗学在中国的命运确实还要更难一些，因为现代化的“科学”观常把民俗学关心的很多事象简单地定义为“迷信”，而即便是在“行”内，也依然有人分不清风水先生和风水研究者、民俗和民俗学之间的区别。记得渡边欣雄教授就曾给我抱怨过这一点，他自称风水研究者，想做关于中国风水问题的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可他在中国不得不不断地给人解释他并不是风水先生。民俗学在中国面临的另一个老问题，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偏见。我们这个文明以文字为核心，而对于基本上不以或较少以文字为载体的民俗即民众生活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真正在国家的学科体系里得到切实的认可，这方面似乎还得走很长的路。学术界不少人一提起民俗学，就摇头，就认为“没水平”。对于这类偏见和误解，没有办法，只有做出好的研究来才行。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科学学”的命题：我们可否将某国的“民俗学”理解为是其社会及文化甚或是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民俗学都是在其特定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学问的“传统”而已。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俗学，你固然可以去学习，去了解，去借鉴，去“交流”和“对话”，甚至“比较”，但要“引进”、“拿来”和单纯的“移植”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归根结底，中国民俗学是要从中国民众生活文化的土壤里经过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努力而自己长出来的。当然，民俗学同时又是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一门“科学”，它也是有一定的国际化和学科规范化的标准的，各国同行据此是能够找到各自的知音的。

我觉得，我国目前的学术界，既有中国的本土学术传统，又有移植自西方的海外学术传统。两大类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应该认真耐心地的相互倾听和对话，而不是相互贬低。我是说新一轮中国学术的生长点，应该是建议在双方相互融通的基础之上的。在改革开放，西方各种学术理论和思潮全面涌入中国的背景下，重视发展具有本土学术资质和潜力的民俗学，促成其和西方“舶来”学术的对话和交流，这对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开放性及全面、健康的发展，均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本人一直有一个困扰民俗学：那就是民俗学的属性问题，它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我觉得，现代民俗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有的国家或已逐渐或正在实现由“人文”属性向“社科”属性的转型。我这个说法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自信。例如，在有些国家它与人类学合流，可人类学本身的属性也存在着类似的疑问。在中国，文学属性的民俗学乃是主流，其重要性和价值得到了特殊的强调，我以为这是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充足的理由的。因为非文字载体的民众文化，确实经常是以民间文学及各种口承方式而存续及发展的。但同时，很多不以民间文学形式存在和出现的民俗事实和现象，则是无法在文学属性或风格的民俗学里得到深入研究的。这就好比关于“分家”的民俗，你不可能只通过分家的民间故事去研究它，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多种风格的民俗学：口碑或民间文学属性的民俗学、历史学属性的民俗学（尤其以地方史志为基本素材）、社会学及人类学风格的民俗学（尤其侧重对现当代社会里各种民俗文化现象的把握）、以及族别的、地域性的甚至还有超族别和跨地域的比较民俗学等等。风格可以是多样性的，但是其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研究中国民众的生活文化。

我们知道，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在有的国家已扩展到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各种民间的生产与生活惯习、社会组织及制度、行为规范、精神事象（信仰、伦理观念、知识、民间文艺创作）等。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生活里的各种民俗文化事象，都是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要经过民众的认同和长期的社会实践才能成为民俗；它们往往又以类型或模式的形态存在着，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在空间上具有扩展性。这些特点使民俗现象显著区别于社会生活中那些个人的和暂时性的事象。现代民俗学注重实证方法，通过田野实地调查获得研究的基本依据，包括搜集在民间保存、记忆、变通运用的各种民俗资料，观察和体验民众实际生活。

在中国，民俗学还应特别强调结合已有的各类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尽管民俗往往被认为是非文字传统的），强调对族群或地方的生活文化进行客观描述。由于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和需要多种观察角度，民俗学就不得不经常借鉴相关学科的资料、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艺学等领域具有密切的关联。总之，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民俗学具有不可替代和引人注目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民俗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对我国整个社会科学及高等教育事业，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亿万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的民俗及生活文化传承，正日益面临着急剧的变迁、转型、重构和文化再生产性的发展，甚至有的部分也直接面临着流失、破坏和亟待抢救、保护的情形。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发展民俗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培养大批有关专业人才，乃是时代的课题和历史的责任。在我们这个民俗及生活文化传承非常深厚的国度，相对于如此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和如此复杂迅猛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时代，如何才能尽快改变眼下这种不正常的和学科建设远远落伍于时代及社会需求的局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