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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汀州-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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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4 11:05: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汀州-瑞金

——经现场考证,汀州水东街人民巷内福建省及汀州市机关建筑群(该巷原有条近道秘密直达汀江岸边)应是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到中央苏区福建汀州的水上红色交通终点站!

http://www.cnr.cn/2011zt/gemingshengdixunli/gemingshengdixunliruijin/hongsejujiao6/201104/t20110426_507933803.html

中央红色交通线-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汀州(今长汀)-瑞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各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由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福建闽西汀州到中央苏区红都江西瑞金,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创建,沿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承担了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各中转站的任务。各中转站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博古、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等与国际人士(李德),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及著名文艺工作者,以及苏区300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900万元的食盐和价值600万元的布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

  (一)汕头红色交通线血脉直达中央苏区汀州、瑞金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它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日,记者走访了汕头史学界学者、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秦梓高,听他讲述这条“红色交通线”的革命故事。

  汕头镇邦街7号、海平路98号是中共地下秘密中转站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密林间的千里交通线,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这些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始终未遭敌人破坏,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被誉为“红色交通线”。

  1930年底,中央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香港交通大站,与此同时,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汕头镇邦街7号建立中法西药房分号,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1931年,为防止意外作两手准务,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来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陈彭年等三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身份,于1931年一二月间来到汕头,并在海平路98号租到地方,选择便于为苏区筹措电器材料的行业作为掩护,开起华富电料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汕头中法药房交通站停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这个秘密中转站。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汕头交通站在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下,坚持长达4年多,既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特殊的贡献,也为汕头革命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通过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达200多人

  “红色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护送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国民党军数次“围剿”中央苏区这样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传递的。交通线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向中央苏区输送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这条交通线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有300多吨。此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1931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

  “红色交通线”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间,是时革命形势较好,为了发展扩大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加强领导。这时,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100多人,其中有任弼时、刘伯承、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等,还有从苏联受训和旅欧学习回国的几十人如肖劲光、伍修权等。叶剑英是1931年初由香港经汕头到中央苏区的。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果断机智指挥下,干部及时转移。有的疏散外地,有的撤到中央苏区,如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

  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经此线进入苏区的有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

  除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护送外,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从1930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有200多人。

  周恩来、邓颖超先后经汕头转移到中央苏区

  在第二次大规模转移干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从上海经汕头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由专职交通员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由交通站安排在当时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住宿。刚上楼,就发现楼梯转角处挂有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内有周恩来。交通员感到不安全,陈彭年即利用其社会关系,将周恩来转移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在棉安街的内部招待所。这里不但特务密侦宪兵没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警察也未敢来“查夜”,是相当安全的。翌日,才坐潮汕铁路火车到潮州,再转乘船到大埔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悍短枪队护送,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绕开地方反动民团的封锁区,到达闽西永定,12月21日安全抵达瑞金。

  邓颖超1932年5月从上海出发,同行的有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他们由专人护送来到汕头,风尘仆仆的住进金陵旅馆。邓颖超1925年随周恩来来汕,曾是汕头妇女解放协会领导,为安全起见,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专程从永定来汕迎接邓颖超。汕头交通站长陈彭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要邓颖超将头发盘成髻,装扮成城市小商人妻子的模样。李改扮成生意人,称邓颖超为表姐,是陪表姐到内地找丈夫的。陈彭年还考虑到大埔一带讲客家话,还增派一个能讲客家话的交通员相陪。在交通员带领下,直达大埔青溪,由青溪交通站派出赤卫队员护送到永定,再由闽西红军学校调来十多个学员组成的短枪护送班,把邓颖超等人直接护送到江西瑞金。

(二)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

  “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在30年代初期,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几条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至今为人们所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近日,记者从市委党史办党史科了解到发生在这条“红色交通线”的感人事迹。

  护送千吨物资和200多领导干部1930年,党中央作出了将党中央领导机关转移到苏区的决定。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于1930年秋冬间,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进入苏区的交通线,到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前后,这条交通线也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资极端缺乏,汕头交通站充分利用港口城市的有利条件,作为输送物资的总枢纽,在这条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路的线路上,数以千吨计的药品、枪械、无线电器材、纸张和食盐等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了苏区,支援了苏区的革命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党中央领导机关转移期间,先后有任弼时、刘伯承、叶剑英、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200多位领导干部经过这条交通线,在红色交通员的护送下,战胜洪水猛兽,冲破黑暗,奔向红都。

  汕头人民誓死保护交通线安全

  交通线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亘闽粤赣三省的高山密林,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特务、暗探们的盘查与追踪,避开或战胜军警、民团的袭击,还要预防叛徒的出卖和破坏,对敌斗争是十分艰险曲折的。1932年冬,中央交通局派专职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运送电台配件到了汕头,住进南京旅社,等候与前来接应的老陈同志见面。当晚,汕头市戒严,传言要抓一个外面来的共产党。警察、宪兵3次前来搜查,他沉着冷静、巧妙应付,在旅社“伙计”的帮助下,终于闯过险关;进入大埔青溪交通站后,又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打退敌人袭击,把电台配件安全带到闽西苏区。当他转回上海时,才获悉由于叛徒告密,汕头交通站的老彭、老陈被捕了,但是,他们没有暴露党的秘密,保证了熊志华和绝密交通线的安全。

  交通员是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

  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一般都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从事行商、贩运、挑夫、船工等适合于秘密交通工作的职业,这条交通线是广大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他们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和重重障碍,担负起传递文件、指示、情报,接待过往干部、人员,带送款项、物资等艰巨任务,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担任东江特委联系省委的交通员谢金顺,1933年遭叛徒出卖在汕头被捕,受尽火烙等酷刑,仍始终保守党的秘密;从贫农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潮城交通员张姆,1934年1月祖孙三代被捕,小孙子年仅9岁,她面对酷刑,毫不动摇;澄海下堡乡龙秋地交通站,1933年4月遭敌人破坏,双目失明以卜卦为掩护的交通员陈惠丰在临刑前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穷人自有雪仇日!”16岁的女交通员黄秋富怒斥敌人,视死如归。浩然正气,谱写了潮汕各地交通战士的英雄形象。

(三)鲜为人知的沪港粤闽赣“红色交通线”

  1927年,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落入低谷。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由此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序幕。几年时间内,遍及大江南北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根据地内红红火火的土地革命运动形势,与白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同处一国、一省,甚至一县之内,苏区与白区不可能完全隔绝。史料证明:从苏区通往白区或从白区进入苏区,有很多秘密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肩负着苏区与外界进行沟通联系和物质补给的重任,成为苏区的“生命线”。

  在众多的“红色交通线”之中,有一条交通线格外令人瞩目。这条“红色交通线”横跨沪、港、粤三省,由海上转入陆地,蜿蜒长达数千公里。它连接着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两大战斗核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将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护送到苏区,使他们继续发挥着中国革命中流砥柱的作用。

  危难之际组建地下交通网络

  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就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重要性。8月21号,中共中央便发出《通告第叁号》,决定在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在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作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浙江间交通的总枢纽。1928年,中央专门设立外交科,组织交通网与各地联系,并同时开拓了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由于处在国民党政府的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各地交通线和交通站经常被破坏,交通人员也时刻面临着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因此,这些交通线、站极为隐蔽,且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变化。在1930年到1934年的4年间,始终保持运作的交通站只有三个,即上海总站和香港、汕头中转站。而连接着这三个站点的线路,便是在中共秘密战线史上享有盛誉的沪港粤“红色交通线”。

  沪港粤“红色交通线”,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为确保线路安全,周恩来数次来到汕头,身先士卒,亲自勘察线路,布点设站。1930年,中央交委在汕头市开设了中法药房,将其作为一个直属于中央交通局的重要交通站。按照周恩来的特别指示,这个药房务必要慎重使用,只有护送重要领导干部时才能启用,而且必须经过中央审定同意,才能在此住宿。1931年初,一条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得以迅速打通。由于上海是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这里的党员不但人数较多,而且地下斗争经验丰富。香港则在国民党的统治范围之外,因此,三个交通站中,汕头所处的环境最为险恶,也最容易出事。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中央交通局特地派出了精锐力量,来主持汕头站的工作。汕头站站长陈彭年是中共特科的资深成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懂得黑社会的行话和行事作风,又在法国做过华工,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政策和理论的把握也有一套。陈彭年在汕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上海电器行的老板。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常常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往来于上海、香港、汕头和中央苏区。由于他具有超常的应变能力,因此在遇到意外事件时,总能有惊无险,轻松过关。

  险恶环境之下,交通线上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比如:交通员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往来的交通员之间,一般相互都不认识,即便是站长也不一定认识全线的交通员。在交通点的安排上也是费尽心机,比如:有的点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点则是以店铺或学校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对交通员的选择无疑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交通员要求有很强的党性,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而且身体必须健壮,思维缜密,有一技之长。此外,交通员还必须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懂得当地“行话”,以便混入人群之中不容易被人察觉。同时,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要准备好一些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通晓各种隐藏文件、金钱和重要物质的技巧。

  正是有了如此精密的布局,加上交通人员的机智勇敢,沪港粤“红色交通线”自成立以来,一直畅通无阻,完成了许多足以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的重大任务。

大批要人由此进入中央苏区

  护送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要人由白区进入苏区,是这条“红色交通线”最值得一提的功绩之一。从1930年到中央红军长征以前,中共中央曾经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干部转移,大约有两百多位著名共产党人,从上海经香港、汕头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发生在1930年冬天和1931年春天,中央抽调包括叶剑英、任弼时、刘伯承、项英、左权、徐特立、张爱萍、伍修权等在内的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发生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陈云果断指示,白区重要干部要转移进入苏区,之后几个月中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进入苏区;第三次发生在1933年1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博古、陈云、李维汉、谢觉哉、瞿秋白、李德等人最后进入苏区。

  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叶剑英元帅是较早经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的通缉,不得不乔装打扮进入香港避难,之后,他又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叶剑英奉命回到香港,准备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叶剑英是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共产党头目”,而他本身又是广东梅县人,且长期在广东从事革命运动。对于这么一位“公众”人物,护送起来自然有一定难度。此次任务,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发亲自布置的。他特地派了叶剑英的同乡、具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交通员卢伟良到香港,全程陪同叶剑英上路。一路之上可谓惊险异常。正准备从香港动身时,国民党当局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大肆散布“叶剑英被捕”的谣言,企图让叶放松警惕。在由香港开往汕头的船上,看到周围耳目众多,卢伟良和叶剑英不得不装作毫不相识,互不搭理。在山区行路时,由于怕暴露目标,一行人基本不问路,不求宿。夜间就寝时,护送人员更是不敢入睡,随时都注意着周围的情况。经过几日的艰苦历程,卢伟良终于顺利完成任务,把叶剑英送入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

  1931年12月,周恩来在肖桂昌陪同下,由上海抵达汕头,准备经这条他亲手创立的“红色交通线”去瑞金。作为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这一路上所显示出来的做秘密工作的深厚功力和机智大胆,给护送他的交通员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周恩来一到汕头,先来到中央交委在汕头的绝密办事处“华富电器材料行”,听取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的工作汇报。根据资料记载:一身商人打扮的周恩来与肖桂昌住进了交通站为他们安排的金陵旅店,这家旅店堪称是当地最好的旅店。谁知道,当周恩来一行在房间里安排妥当,正下楼准备去吃饭时,走到楼梯的拐弯处,警惕性极高的周恩来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他发现在拐弯处的墙上,镶嵌着一张照片,那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场景。照片之中,英气勃发的自己正赫然在列。看到照片,周恩来心中一沉,顿觉不妙:当时他在这里主持东江政务,不知多少人在公开场合见过自己,此时此地出现这么一张照片,不正好相当于一张“通缉像”吗?不动声色的周恩来马上向陈彭年递了一个眼色,陈彭年心领神会,立刻与肖桂昌上楼收拾行李,另找地方住宿。这一次,他们住进了棉安街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店是一个国民党师长开的,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当地的警察、流氓、兵痞从来不敢过来骚扰,连例行的“查夜”,这里也通常被免了。一夜下来,果然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便和肖桂昌登上了开往潮州的火车。本来,周恩来他们买的车票是二等票,可当他们来到二等车厢时发现,这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周恩来心里迅速冒出一个念头:人太少了,检查起来目标太明显。于是,他马上拉着肖桂昌,转到三等车厢。果然,三等车厢里面人来人往,嘈杂不堪,正好利于隐藏。然而,正当周、肖二人与人群挤在一起,沉默不语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查票员。周恩来一看他,脑海中迅速闪现出东征时的场景。原来,此人当时是铁路职工骨干分子,曾多次到东江行政公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几年过去了,周恩来对此人的背景根本拿不准,万一要是被他看出来,可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随着查票员的慢慢靠近,周恩来缓缓拉下帽檐,把头扭向窗外。旁边的肖桂昌也看出了苗头,他敏捷地站了起来,迎着查票员递上车票,同时用身子挡住周恩来。幸运的是,查票员只是看了一下车票,并告诉他们应该去二等车厢乘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周恩来。

 一场虚惊之后,周恩来一行很快到达潮安。在潮安吃过午饭以后,在韩江边上船,溯江而上,经茶阳、人青溪等地直至大埔。船到大埔县城后,他们马不停蹄,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途径青溪时上岸。在青溪站,闽西特委专门派了一个手枪队,迎候周恩来一行。在手枪队的护卫下,周恩来一行巧妙地绕过民团势力强大的虎头沙,顺利进入根据地。

  李德是唯一一位经由这条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外国人。据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记载,他是在1933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从上海到达汕头的。在汕头,他和“红色牧师”董健吾接上线。精通英语的董健吾,一直陪着他到潮安,把他交到一个交通员手里。这个交通员带着他,上了一条破旧的木船,让他平躺在舱里的草席下,不要随便动弹,更不要讲话。就这样,这位威风凛凛的共产国际代表,窝了两天两夜才被“偷运”到红军前线。

  苏区的“邮路”和“补给线”

  这条交通线,除了是白区进出中央苏区的重要渠道,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和物质补给线。

  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的小型电台,但是,这种电台并不能进行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之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面的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经常不能及时把指示传达下来。有鉴于此中央规定,各地的交通站和交通人员,须承担起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责任。同时,各苏区务必形成逢初一、十五向中央总结工作的文件制度。这样,就勉强确保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

  中共中央还专门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由于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所以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无论是从苏区传出来的报告,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然后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用草纸就“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工业品,尤其是急需的食盐、药品、电器和军用器械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元,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

  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他开的上海电器材料行,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往苏区运。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离开之际,中央曾向沿线的各个交通站发出撤离的指示。接到指示之后,不少交通员加入长征队伍,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牺牲在长征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了建国后。留下来的交通员,则随着交通站和接头户的暴露,大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捕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英勇不屈,从容就义。1935年前后,这条“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最终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彻底中断了。
  
(来源:中国广播网综合,摘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19期,文/东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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