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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与客家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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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6 20:22: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会馆与客家商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并成为一种“客家热”逐渐升温,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显学,特别是在海外客属团体与客籍华侨华人的推动下,各种客家联谊会、研究会等机构相继建立,期刊杂志、新闻报纸大幅刊载,时有新出,学术会议、文章论著也推陈出新,使客家研究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会馆是明、清两代特点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促成会馆的诞生和勃兴。会馆,顾名思义,“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会馆是明清时易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备,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他们之中有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在异地的城乡,他们干着不同的行当:商人们或是从事大宗商品的批发贩运业务,或经营着其在城中的零售业店铺。商人的迁徙与普通移民因生存条件(包括人多地少的压力、天灾人祸、政府强制等因素) 而移徙迥然有别,他们的流动是市场机制的驱动和经营方式的使然。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日益频繁,商人家居的时间越来越短,在外游贩的时间越来越长。部分商人逐渐落籍定居,并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批零兼营。由于传统社会市场运作的“小生产,大流通”的特点,商人的籍贯与其所经营的商品及所从事的行业有着某种一致性,这就为同籍商人建立会馆和组织商帮奠定了商业地理基础。
由于排外心理在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存着隔阂,外来者开始时往往处于文化少数派的地位。对于地方社会来说,这些个人或群体是外来的,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社会,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他们总显得势单力薄。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可能还会造成纠纷和冲突,而当这种纠纷和冲突与资源享用或权力分配交错在一起时,更显得复杂。这种文化上的少数派地位使外来者日益边缘化,而社会的边缘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相互认知和认同,促进他们共同身份的凸现。  
  创设会馆最显而易见的动机在于联乡谊,且会馆这一建筑物本身就是乡情、亲情的表象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商人会馆,其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一些会馆的设计者在结构技术和装饰手法上尽可能采用商人故乡的风格,力求营造出一种“他乡遇故旧”,“宾至如归”的乡土氛围。由于各有生计,同乡平时很少齐聚,因而往往借岁时伏腊及圣诞之机汇聚于会馆,“樽酒簋哺,欢呼把臂引,以笃乡情。会馆团结同乡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以至往往有“垂白不相识面者,乃会归此地,不谋而合。”笃乡谊是和祀神祗联系在一起的。各地商帮都崇奉固定的神祗:福建、广东等地的沿海商帮崇蹈海救难、屡著灵验、保佑航海的化身天妃(天后) 。天妃宫往往就是这些商帮的会馆所在地,留存至今的会馆材料不少就是“天妃宫记”。徽商、宁国商人、山陕商人、江浙商人、山东东齐商、广府商人等崇奉忠义侠胆、正义伟力的象征关帝。综观众多神灵,或来源于不同阶层,或来源于不同时代,或执行着一种保护功能,责有所专,或者神通通广大,无所不能。设置者们认定“人无论贤愚,  未有对神明而敢肆厥志者,爱鸠资为祠以宅神,别构楹为之宴所,岁时赛祀,集同人其中, 秩秩然,老者拱,少者伛,以飨以饮,肃肃然,雍雍然。自是善恶相规劝,患难疾病相扶持。” 对处于流动中的客籍人士来说,会馆神灵实在是一种整合的纽带。
每当“祭神”圣诞、升化的前后数天,商帮会馆举办各式的庙会活动,即是所谓的“联嘉会”。崇拜活动、仪式和庙宇实际上起到的文化整合的功能。这类活动常常运用一系列的仪式和方法,如大量的人进行游行,拿着神像和表演乐曲、舞蹈通过城市中心,或是举办游园、演戏和灯会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活动,这样的例子很多,它其实成了一种社会动员。人们来自不同的邻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族群,担当着不同的角色,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城市周围乡村的人也常常参与活动,有的既是观众又是参与者。会馆的庙会活动的整合功能,公共意识及群众参与,是由会馆商人来组织和操作的,通过它,营造节日的气氛,也促进了彼此认同:一则通过串客们的共同文化活动来促进会馆中各商号之间的团结协作;二则通过这种大众娱乐的形式来酬谢会馆所在社区的居民,以加强商帮会馆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
此外,神灵的祭祀这样一种文化资源,还发挥着更多的功能。首先,它是商帮的信仰纽带和精神支柱。商人们在经营活动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疾病甚至灾祸,而神灵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次,它是构建商人们的商业伦理道德的重要资源。尽管这些神灵各式各样,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忠、信、仁、义之士或传说中的有功有德之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不少会馆均通过神道助教化,来构建“逐利思义”,“诚信无欺”、“和气生财”的商业道德和会馆精神。再次,它是商帮内部权威的象征和维系商帮秩序的生命线。不管是商人私人的问题,还是商帮内部的纠纷,在关帝或天后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呢?损人利己在这里遭到了责备,背信弃义意味着对神灵的背叛。而对它者的谴责和排斥,则强化了认同,维系了团体。  
  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3种: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明中叶以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那时一般的会馆除去主要房产外,还有许多附加财产(包括兴建的学堂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当然,这主要与他们的捐资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贫富有重要的关系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是各省缙绅为便利同籍应试士人而在京师与各省要地创设的。入清以后,会馆之设再趋兴盛,会馆成为明清时期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
到了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集会、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会馆作为民间的乡帮组织,通过开展慈善活动,在恤孤济贫、纯正民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地缘性组织,它通过举办各种慈善活动来联络乡谊,敦洽乡情,促进同籍人事业的发展。至19 世纪中叶,各地会馆及其所附设的慈善组织已经比较完善,救济功能、范围和形式都有新的扩展,其慈善活动也愈趋活跃。
 会馆举办的慈善活动主要有助学、助丧、施医、济贫等四个方面:一助学。会馆的设立,原本就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明清之际许多会馆都对同籍的贫寒举子特别照顾。有的会馆还建立义塾、义学之类的慈善教育机构,培育了不少贫儿成长为社会有用之才。尤其江浙商人创建的会馆致力于近代新型学堂等教育活动的建设,对会馆慈善活动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助丧。会馆里附设丙舍、义园或义冢等慈善设施,这是明清两朝会馆慈善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善举。素有仁义之称的“徽商”尤热衷于此。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同乡。由于其设立的宗旨和设施的特殊性,它的运作管理带有相当浓厚的地缘色;三施医。会馆往往对在异乡染病和年迈体虚的同乡人延医治病,上汤敷药,以疗伤痛;?四济贫。会馆及其慈善机构总是及时向同乡伸出救援之手,竭力扶助。如家乡遭遇天灾,有的会馆还召集同乡人集会,充当起为家乡筹办义赈进行慈善救济的重要角色。某些会馆还设有专门救济寡妇的慈善机构。
 会馆的经费主要通过向社会界劝募,尤其是在外地的同籍范围人士中自愿捐献、同籍各处富有人家的分摊集资,以及同籍工商行业抽提等各种途径获得。会馆的慈善机构对于慈善经费的使用和慈善活动的开展都立有相应的章程和规条,便于管理和督察。但凡遇到重大慈善活动,都强调须公议后择善从之,体现出一种民主协商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会馆逐渐衰败了,以至到了今天,除少数会馆还保存得不错外,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大多已经成为居民大杂院,在旧城改造中拆除。
客家商人是客家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为海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客家人开埠”、“无兴(兴宁商人)不成市”等俗语至今犹在流传。
兴宁自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建县以来,已经有一千六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兴宁地处粤东半山区,是闽粤赣交通枢纽。历来工商业比较发达,特别是手工业历史悠久。如纸扇、土布、毛笔、墨等产品,除销往本省东江、西江、北江外,还远销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市。兴宁素有“小南京”之称。兴宁向来又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外出出事小商、小贩、小手工业的人很多,他们走乡串户或在各地圩镇开设摊档,一般没有雇请工人,以“夫妻店”、“父子店”这样谋取生活,故有“无兴(兴宁商人)不成市”之称。兴宁市商人团体组织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名称曾几度更换,如:商人会馆、商务分会、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等,其性质仍属商人团体的组织。但在各个时期的地位、作用和任务是有所不同的。
兴宁自从清末、民国直至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六年春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工商业活动中就形成了潮州帮、福建帮、梅县帮等商人帮会。他们为了加强同乡之间的联络团结工作,因而在兴宁同乡商号中集资修建会馆。潮帮的潮州会馆,在河背街西河桥左侧。福建帮的福建会馆,在城内老街中约。梅县帮的梅县会馆,在老街崇文里内。潮州会馆座落于兴宁市中心神光路15号,原称兴宁潮州会馆,现称两海会馆。初建于清代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潮商晋山林、林勋平为首倡。明清时期,宁江河是水路运输枢纽,江西、兴梅一带货物,大多集中在这里转运潮汕,潮汕地区的许多商家便纷纷到这里设点经营。他们为了联络乡谊,增强团结,互相支持,共谋发展,由“晋山林”等商家首倡,并得到了在兴潮籍商号以及家乡父老乡亲的支持,建成了这所会馆。民国九年(1920年)又由潮安,澄海两县商绅捐资重建。潮州会馆座西向东,占地约2000平方米。从正门进去,庭院向枞深排列,正堂左右翼以回廊形成对称四合院布局。当时,建筑会馆的潮州商绅为了突出潮州特色,不惜花费巨资,从潮州运来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在会馆内综合运用绘画、雕刻,以故事作墙壁、跳水、柱梁、斗拱、托瞻等装饰,举凡龙凤、麒麟、虫、鱼、花、鸟、人物等,均是精雕细刻。潮州会馆的设计者在结构技术和装饰手法上采用具有浓郁的潮汕建筑风格特色,力求营造出一种“他乡遇故旧”,“宾至如归”的乡土氛围。
每年春节大元初一至元宵月半开放,招待地方乡亲和平民百姓游览,且派专人茶水接待,与当地群众亲密无间。潮州会馆举办传统节日活动具有整合功能,公共意识及群众参与,通过组织和操作这样传统的春节活动,不但造就了节日的气氛,而且促进了彼此认同:一则通过串客们的共同文化活动来促进会馆中各商号之间的团结协作;二则通过这种大众娱乐的形式来酬谢会馆所在社区的居民,以加强商帮会馆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
潮州会馆还举办一些慈善公益事业,由商民集资办一个潮州存善社,为贫苦市民或流浪街头乞丐施粥救济,为冻死、饿死、病死街头、城阁的人,施棺木埋葬。福建会馆和梅县会馆创办较迟,都是水泥建筑,亭台楼阁设备齐全,在团结商人为促进兴宁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兴宁“三帮”中资力较大为潮帮,且多经营上盘商,主营行业有棉纱胶靛行,药材行,京果海味、平码行等。有的还兼营汇兑业,如晋顺、球瑛堂、马万发等,一汇单金额几万银元随时可兑款。在民国时期省里给兴宁驻军军饷多在球瑛堂汇兑。晋顺纱行每日一百几十件纱出入,能左右市场。兴宁药材业在旧社会上盘行多是潮帮经营,如方永昌、源诚堂,永德堂、球瑛堂、裕来堂等,他们在全国好些大城市都设有座庄或为总分行,资金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一二百万元不等,占兴宁工商业资金的比重不小。潮帮所经营的平码行,经营方式十分灵活,有自营商品,有代客买卖,还有代购代销业务,货主买主不来人照样办理妥善。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讲求信誉,信誉彰,生意旺,信誉败坏,生意衰忘。干鲜海味业也是潮帮主营行业,如蔡义兴、乾裕兴生意做得最为活跃。当时群众呼声潮帮信誉较好。福建帮主营行业有纸、烟、茶、竹器,还有其它土待产。其中纸业为最大宗,上盘行多是福建商人经营。五华商人开设纸店的虽不少,但品种比较复杂,来自江西的低档草纸较多。而福建帮所经营的玉扣纸销路最广,资力比较大,不少在广州汕头还设有庄口。福建帮开设的茶烟业有很大的特色,群众喜欢吸他们的烟,主要是他们的烟来源于名产地。如安远、南雄、信丰、武平等,其次是他们的加工制作技术高,质量有保证。如恒丰泰和以后分设的恒丰泰茂记、培记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烟店。福建帮所经营的茶多是福建产的名茶,如铁观音、乌龙等,销量十分大宗。梅县帮主营行业有土布、棉纱胶靛业,还有兼营汇汇兑和黄金,梅县永成金条有五两、一两庄,信誉昭著。经营土布摊号较多,如元盛经、信隆贞、恒泰庄、益诚、广源隆、广泰隆等布号,他们所加工出产的毛线、宝蓝、晒乌、扭表等产品,运销江西、福建等省。陈富源所经营的棉纱、胶靛和汇兑业,可左右兴宁市场价格,他们一出一入对市场影响很大。特别又是汇兑业不但在国内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可通汇,而且在国外的东南亚各国,菲律宾、美国和西欧各国都可通汇,而且在国外的东南亚各国,菲律宾,美国和西欧各国都可通汇。
兴宁能吸引这么多的外地商人设庄开号,是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密切相关。兴宁自从清朝中叶商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从粤东山区来讲是起步较早的县级市,如纺纱、织布、织带料、做纸扇等,很早就销售到江西、福建,甚至湖北、四川,广西等省市,据可查资料清咸丰年间(1851年)以后,就逐步扩大向外地销售。其次,兴宁交通四通八达,北上江西,东通福建汕头,西到广州,是天然的交通枢纽,逐步形成商品流转的集散地。再次,兴宁向有经营工商业的人才,特别是行商小贩到处皆是,这些人商情信息十分灵通,为兴宁产品打开销路作用非常之大,这些都是吸引外地商贾前来投资设厂开店的主要因素,他们设了厂、开了店,又能赚到钱,因些互相影响,互相牵引,逐步形成了帮会。
明清时期,广东的手工业生产在宋元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而梅州客家地区的矿冶业和棉纺织业等的长足发展,更为客家商帮的崛起创造良好的条件。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客家人集中居住的梅州、大埔、兴宁、五华、平远、蕉岭、惠阳等县发现的铁矿产地已有20个,即程乡县(今梅州市)的铁矿产地有松口、神沙铺、义化、平顶山、龙坑等5个;长乐县(今五华县)有梅子潭、客思磜、高螺山等3个;兴宁县有西厢甘塘沼、上庄堡等2个;平远县有东石卓笔山1个;大埔县有九龙、代富、大富林、九曲、三河、兰沙甲双溪、南银瓶咀刘公坑等7个;丰顺县有蟾蜍山1个,归善县(今惠阳县)有洋乌潭1个。于是清代在客家地区开採冶炼生铁的冶炉就有32个。
? ?? ?此外,其他矿冶手工业等也发展了,如丰顺、大埔、长乐(今五华县)、嘉应州的铜矿;大埔、丰顺的钖矿;大埔、镇平(今蕉岭县)、嘉应州的铅矿;镇平(蕉岭县)、兴宁的煤矿;程乡(梅州市)、兴宁、平远县的丝棉麻纺织业;长乐(今五华县)、兴宁、连平的造纸业;嘉应州的制烟业;兴宁的染料业等均有发展。这些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自然为客家商帮贸易提供充足的货源。
? ?? ?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者研究表明,广东历史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来,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为缺粮省,而且成为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的感叹。在这种情况下,死守土地,继续发展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客家人想方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产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有的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弃农逐末,直接经营国内外商业贸易,成为商人;或为小商贩,或为长途贩运批发商,或为牙商、行商,或为海商,足迹遍天下。可见,明清时期,广东人多田少的矛盾亦是客家商人崛起和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经商就要走出家门,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和年月里,在异地贩货经商的外乡商人遭受欺凌是常有的,路途上强盗响马多如牛毛。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单枪匹马在商海中闯荡,总是险象环生,只有结成帮伙,才能借助众人的力量克服经商中遇到的困难。
   与谁结伙,当然只有同一血缘和地缘的人是最佳伙伴。同一血缘的人结伙很好理解,毕竟打虎还靠亲兄弟,注重宗室关系的徽商往往使用同族人经营生意,然后才利用地缘关系形成帮伙集团。而山西商人干脆直接利用地缘关系经商,一方面为了保证商业活动不受家族内部各种人员的干扰,保证掌柜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形成了姑爷、舅爷、少爷不参与本家生意的成例;而另一方面,生意经营中所用掌柜伙计又必须全为本地人,以保护商业经营诀窍只在内部人中的传承。
   地缘关系会成为商帮形成的重要联系纽带,其中原因是复杂的。由于长期的农耕习惯和封建统治,中国人普遍重土轻迁,一村一乡一县的人,相互间世代为邻,姻亲互联,不仅人格品行颇为熟知,而且具有其庞大的家族血亲在当地的质押性质,就形成了所谓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信用关系。另外,同一地域的人生活习惯类似,使用同一方言,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文化圈子,把不同地域的人区分开来。不同地缘关系形成的一个个圈子由小到大,人际关系也由近及远。圈子文化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一定的行为规范,谁违反圈子内的规则将会遭到圈内所有的人的谴责,甚至被强行清理出这个圈子,这种威胁对圈内人形成了强大的约束作用。
    正因为明清商人一开始就借助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团伙经商,随着商业的扩大,又不断吸收同族同地之人参加,这样就出现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类行当,从业人员的地域性很强,并且往往垄断某地此类商业的现象。当出现外地商人的竞争时,商人们就借助于血缘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结成帮伙,采取统一行动,排挤同行,牟取垄断地位。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从所有商帮的地域特征来看,一方面商帮皆出现在生存环境相对艰难的地区,迫使人们必须外出谋生;另一方面当地有经商的一些便利条件和机遇。
  明清时期的各大商帮中,广东商帮是非常重要且极具特色的一支。广东商帮约在明中叶以后逐步形成,包括有海商、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的批发商。就广东商人分布的地域而言,?广东客家人先民来自中原地区。两晋时代,中原人为逃避战乱,逐步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唐末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和东部。南宋时继续迁移。明清时期向西迁至西部、广西和四川。这里所说明清时期的客家商人,应该是包括明属潮州府管辖的程乡(今梅州市)、镇平(今蕉岭县)、大埔、平远和惠州府管辖的长乐(今五华县)、兴宁、归善(今惠阳县)、永安(今紫金县)、龙川、河源、和平、连平等县;清朝属嘉应直隶州管的平远、镇平(今蕉岭县)、长乐(今五华县)、兴宁;潮州府管的大埔、丰顺;惠州府管的连平、归善(今惠阳县)、龙川、永安(今紫金县)、河源、和平等12个县的商人。其中以程乡(今梅州市)、大埔、平远、镇平(今蕉岭县)、长乐(今五华县)、兴宁等六县商人为多。因为这些县均操客家话语言,故与广州帮、潮州帮对称为客家帮商人。
粤商是广东商人的总称。广东人的组成有三个部分: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因此,这三大民系的商人,也就分别被称之为广商、客商与潮商。粤商三大商帮,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才对外有粤商的统称,各个商帮还是有其鲜明的个性。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与山地。仅地理环境,也都会造成民系品性的落差,而各大民系的形成与发展,更造成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
广东商帮主要是由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帮构成,前者以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商人为主,后者以潮州、海阳(今潮安)、澄海、饶平、大埔、潮阳等县的商人为主,加上其他尚未形成帮别的零星商人。由于明清政府实施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只保留粤海关做为对外贸易的窗口,致使广东一直是对外贸易开放的省分,广州也成为自古以来贸易繁盛的港口。广东商帮运用此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经营中外贸易,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地货物交换与转运的中介,故广东商人不仅在本省各地做生意,活动范围更远跨全国各省和世界许多国家。 因此,广东商帮足迹遍天下,而广东会馆也随商人林立于海内外活动据点上。潮汕地区虽因地形阻隔而开发较晚,但自唐、宋水陆交通陆续开通后,潮汕地区的工商经济发展迅速。明代的潮汕已然成为粤东、闽西南、赣南三地物资集散与进出口的据点,更是海上贸易活跃的区域。发源自潮汕地区的商人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重贩运)的特点,使得他们在海上经贸与海外移民上有着傲人的成绩。客家商人的形成,比广州帮、潮州帮商人稍为晚一些,除了少数商人在明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外,主要的客家商人在清朝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明朝以前,广东的商人经商活动多是分散的、个体的行为,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就是说,有“商”而无“帮”。但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由于贸易全球化的推动,加上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和广东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所以广东商人十分活跃,人数大增,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显赫广东商帮。而广东商帮又按地域和语言区别为广州商帮、潮州商帮和客家商帮。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于是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商人群体——商帮的建构,是通过会馆这一媒介而实现的,而商帮建构的过程,是一个积极认同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人或群体以共同的文化纽带和行为方式组织起自身的团体。边缘化的共同经历构成了价值取向或文化纽带的基础。商帮古已有之,古代丝绸之路就已留下它的传奇故事。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帮会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在资源整合上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
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毕竟个体资源是有限的,想获得更大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组合起来,作为互助形式,形成内部的游戏规则。它们的内部也有一个分工,按每一个买卖进行,每做一桩买卖,大家就会决定谁负责买卖,谁负责运输,谁负责产品的完好无损。但帮会的内部成员很不稳定,在一桩桩买卖中形成并更换。时间长了也会形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像企业那样形成固定的组织。不可否认,商帮整个商业往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弱点明显,个人意图突出,整体利益很少。?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商帮实际是一种松散的企业网络组织形式。由于共同的地缘属性,商号之间的掌柜或伙计之间有频繁的私人交流,各地商帮会馆的建立更为这种交流提供了便利。不同商号的商人之间,不仅在信息沟通、经验交流、统一行动计划方面相互合作,而且也在诸如资金拆借、货物调剂、器具借用、结伴采购、运送捎带货物方面相互支持。
历史上的商帮以地域区分,以文化区分,例如晋商、徽商、粤商、客商等。之所以会有晋商、徽商、粤商、客商之分,其实正说明了商业帮会的属性:商帮是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与开放市场的矛盾的产物。如晋商若只在山西做生意,就不成其为晋商,只能是不局限于山西区域,但这帮人都有区域特征,商帮面对的是全国,开放性的市场,而它本身属于相对狭小封闭的圈子,或者说是文化圈,帮会成员有共同的习惯、语言甚至是有血缘关系,彼此有着相同的文化基础、习惯、信仰、风格,有着很强的地域性,而它所面对的市场是开放的,超地域的,所以说商帮是区域文化与市场矛盾的产物,这一矛盾通过不同商帮之间的这拨人来体现。?
从形成角度就可看出商帮的历史作用与局限。历史作用是商帮起到了保护、整合、扩大商业圈、调动资源的作用,让商家以群体的姿态面对无法预知的市场。市场开放是全世界的,个体面对时无能为力,就会退出。以群体方式走出去,就给人一个群体的概念,就敢于面对市场。商帮的正面作用是面对开放的市场时敢于走出去,去市场搏。因为基于共同的文化基础、习惯,甚至是血缘关系,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保护作用非常积极。?
    历史上的帮会没有形成完整的开放市场,这与帮会的负面作用是分不开。因为商帮对外对内有着不一样的规则,而市场的成熟在规则上要求统一。另外,对于商帮内部的人,帮会的存在也不一定有好处,它类似于家族,强调等级,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可以变,资源配置快速流动,而等级森严的帮会则失去了很多机会,不让其有很多奇迹发生,反过来阻碍了内部成员能力与积极性的发挥。商帮至今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没有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具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成不了市场经济的主流文化,成不了气候,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行为,交易性质很浓。?
  新商帮从地域走向行业,现代社会还需要商帮这种组织。因为从文化上看还带有点封建色彩,虽然从政治上看早已跨过这一阶段,但不少人还未抛却区域色彩,内心中还是认同地域和血缘,他们抹不掉这一特性,故提倡商帮有一定需要。它是有群众基础的,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政府对此需要加强引导,其次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另外,商帮内部的人对此也要有清楚认识,要看到商帮的封闭性:它只是在大的、开放的环境里的一个封闭的群体,不能指靠它,否则企业做不大。?
从历史发展看,帮会是个必要的商业组织,全国各地的各种办事处实际上都在起这种作用,但没有用这个名称,帮会是一种自发性的群众性组织。现代意义上的商帮是一个开放性较强,与当地政府对接时能够互惠互利的组织,它有别于历史上的商帮。商会(帮会)的作用很多,包括相互之间的团结合作、互补、信息交流。尤其对各地政府招商引资意义重大,可以引导籍贯所在地经济发展;其次是互助性,但需要成功的引导。从民间来讲,帮会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实际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帮会不同。以地域为条件的商帮带有封建性,反过来以行业为基础,以供应链为条件也可成立商帮。以行业为基础形成的商帮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后的商帮完完全全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行业、供应链为基础,形成一个战略联盟,符合市场规律,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限制。
现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它也是从传统中吸取力量,找一个历史的根源和依据去做,充分发挥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通常是一种创新,加以重新阐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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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7 19:57:05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1# 黄毛刁李 的帖子

大陆哩几年新设有几所客家会馆,好象捞海外个客家会馆完全唔一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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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6 13:14:53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排外心理在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海外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存着隔阂,外来者开始时往往处于文化少数派的地位。对于地方社会来说,这些个人或群体是外来的,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社会,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他们总显得势单力薄。海外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可能还会造成纠纷和冲突,而当这种纠纷和冲突与资源享用或权力分配交错在一起时,更显得复杂。这种文化上的少数派地位使外来者日益边缘化,而社会的边缘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相互认知和认同,促进他们共同身份的凸现。  
  创设会馆最显而易见的动机在于联乡谊,且会馆这一建筑物本身就是乡情、亲情的表象符号。
时代不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现在新设的客家会馆主要以休闲娱乐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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