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边界客家人的最高学府－－龙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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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 起于唐，盛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其后，书院或废或改学堂、学校，有的则发展成了今天的大学。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书院灿若星辰，其中以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以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最为著名，称为古代的四大书院。而位于湘赣边界的龙江书院虽然其渊源、规模不能与四大名院齐名，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无与伦比。
    龙江书院位于湘赣边界的龙市河西，背倚五虎岭，前临龙江河，系湖南省茶陵、酃县（现为炎陵县）和江西省永宁（即宁冈县，现并入井冈山市）三县客籍人集资所创。被后人称为湘赣边界客家人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红色摇篮”，同时又是毛泽东和朱德工农红军会师纪念地。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江书院的创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客家人是一个迁徙的族群，它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迁徙的辛酸史。清朝的顺治末至康熙初，战争稍息，为避兵乱、躲薙发、逃丁银，加之朝廷强制“迁海”， 闽、粤等地居民大批涌入湘赣边界。“其人习劳尚武，男女并耕，结棚而住，故称之为棚民”。起初，他们春来开荒播种，秋后收获而归 ，到后来，“棚民”不再冬去春来，而是选择定居生活。由于明亡时，客家人常纠集勇壮，头裹红巾，响应郑成功、金声桓以图恢复，从此便与朝廷结怨。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据长沙，以客居湘东的朱益吾为首，客家人揭竿而起，取萍乡，攻宜春，惹得康熙大帝龙颜大怒，造成“棚民终康熙之世，不准编图立籍”的严重后果，“至雍正、乾隆间，始弛其禁”。倒是雍正宽宏大量，对待湘赣棚民采取了“和平安置”的办法，即不问朱益吾造反之罪，凡是棚民都给予合法居民身分。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员亲自办理此事。大清王朝科举，各省都有配额。江西士人提出，棚民不是江西人。大学士张廷玉专门给了棚民配额。江西科举，本地人注明“土”，棚民注明“客”。 科考配额问题很复杂，棚民总是受气。道光年间，六百个家族联名到南京告状，请求两江总督给予棚民考试权力。两江总督才宣布，取消“土”、“客”标签。至此，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权和平等的科举考试权。  
    争取到了这样的权利，客家人自然倍加珍惜。当时，茶陵、酃县、永宁三县都有赫赫有名的书院，如洣江书院、洣泉书院、攀龙书院等等，在酃县县城，先期到来的客家人也已经办起了梅岗书院，但是书院多数为民办，一般是谁举办，谁受益，不对外招生，而且居住在酃县的沔渡、十都，茶陵的江口、桃坑，永宁的睦村、大陇、茅坪一带为客家人的集居区，周围没有教育机构。而客家人历来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以知识为荣，渐成一种社会风气。“耕可养身读可养心身心无恙定多安泰；饥能壮志寒能壮气志气不凡必有大成”、 “地瘦栽松柏；家贫好读书”、“蟾蜍罗，背驼驼，唔读书，冒老婆”，这些流传于客家地区的劝学联、谚语、童谣，都反映了客家人对读书的重视。办学，成了当时客家人的当务之急。永宁县羊坳村客家人吴典勋主动联络茶陵、酃县、永宁三县的客家绅士、名流，提出合办客家人自己书院的倡议，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永宁龙市镇的龙江之畔，一所规模宏大的书院破土动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书院落成。书院为砖木混合结构，穿斗式梁架，封火硬山墙，阴阳瓦屋面。由前中后三进，左中右三组，以中轴线对称布局而成的建筑群组。中栋前后三进，前考课坐次，中明道堂，后孔圣殿，上建文昌魁星楼。西侧亦前后三进：东三斋（宿舍或学舍），西三斋，西北崇义祠，东北报功祠，东南经理局，共百余间。院前为伴池（半月形池），上跨小石拱桥（俗名状元桥）。外围墙，东西两隅门（侧门），东曰“道德藩”，西名“诗书圃”，占地面积2037.7平方米。院内屋宇参差，天井错落，回廊串通，俗称“九井十八厅”。 “有能者董其事，有力者醵其金，鸠工庀材，云兴雨集，经始于庚子之春，落成于癸卯之秋，楼阁上达乎重霄，堂构横亘于隙地”。
    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看，客家人创办这样一所这样规模的书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以酃县十都吴奕汇为首的筹备组四处奔波，这位国学生深知客家人创建自己书院的意义非常重大，担任捐造龙江书院总理董事，鞠躬尽瘁，动员广大客籍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募捐书院建设资金的同时，还募集了永宁、茶陵、酃县客家士民之捐田192.5硕(每硕合4市亩),年收租谷1924担,全充教育基金。这所书院建造总的建造费用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从书院的租谷数倍于官办书院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客家人是竭尽全力了。知县杨晓昀的《创建龙江书院原序》中这样写道：“无何工程浩大，度支维艰，缗租并输，尚乏羡余”，可见建设之艰辛。为褒奖吴大海集资办学的创举，值吴奕汇六十一岁寿辰之际，督学部院许乃普匾奖“清时祥凤”，巡抚部院吴文溶匾奖“好义堪嘉”。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龙江书院改为公立龙江高等小学堂。龙江书院作为湘赣边界客家人的“最高学府”，主要培养客家子弟，在建院后近70年的时间里，为边界三县培养了大批人才。
     1927年，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和领导了南昌、秋收、广州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人民军队由此诞生。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当年11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在龙江书院创办边界第一所红军教导队(即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培养部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第一期学员100多人,由部队和地方选送。吕赤任教导队大队长，袁炎飞、黄天华任专职教官。下分四个区小队，每个区小队下设三个班。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王良分别担任区小队长兼教官。
    毛泽东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军官教导队今天开学了，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你们是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应该感到骄傲。毛泽东为教导队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二是改造俘虏；三是调查研究敌军情况。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为实现推翻军阀政府、消灭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的目标而奋斗。教导队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课和政治课。其中军事课有队列、射击、刺杀、投弹、游击战术、夜间战斗、敌情侦探等课目，开设了《步兵操典政纲》、《步兵一般守则和特别守则》、《野外勤务》等比较专业的课程。政治课有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任务、部队建设、群众工作、政策纪律等内容。除学习军事和政治外，还设有识字课。
    教导队学习条件很差，开始时没有桌凳，学员用砖头垒起作桌面，用木版、竹子拼起来作凳。因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纸张笔墨亦非常缺乏。学员们只得用柳条烧成炭条，用竹片做沾水笔，用棕片或笋壳和杉皮等代替笔写字写标语。
    毛泽东经常到教导队给学员讲课，要学员做到“三不”（不嫖、不赌、不偷），“八能”（能写、能说、能唱、能算、能刻苦耐劳、能打仗、能生产劳动、能诚实可靠），向学员讲解中国革命性质等重大课题，检阅他们训练程度，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学好本领。从1979年发现的教导队学员蔡德华的笔记本上，清楚地记述了1928年2月24日毛泽东讲课的内容：“1、共产党；2无产阶级专政；3工农兵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4、遂川一个月工作的检阅（茶陵的永新的附）；5、士兵委员会；6、士兵政治训练大纲；7、什么是机会主义”。教导队除在课堂授课和集中操练外，还组织学员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内容有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状况、文化风俗等，并将其调查内容填在表上，送交毛泽东作分析地情之用。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原定三个月的第一期学习班，只办了两个多月就提前结业，红军教导队培养大批军事干部，解决和补充军队及地方武装（赤卫队、游击队等）的指挥人才。
    著名将领谭震林就是红军教导队培养的一位优秀学员。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政府主席。同年底，谭震林随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谭震林到井冈山后，教导队已经开学了，组织上还是选派他去插班参加学习。在教导队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军事技术和政治理论，同时他还跟随毛泽东先后参加了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的遂川战斗、新城战斗，在战斗中经受种种考验。利用战斗间隙，他又深入到古城、茅坪、九龙山、遂川、新城等地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摸索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经验，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来到龙市，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当时，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是4月25日到达龙市，朱德等人就住在龙江书院。4月28日那天，朱德在书院的门口迎接毛泽东等人的到来，大家一道登上书院的最高层文星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参加交谈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张子清、蔡协民、何挺颖、袁文才、何长工、胡少海、黄克诚、龙超清等。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主要情况；朱德谈了湘南暴动和部队转移上山的经过。在亲切的气氛中，大家商谈了两军会师后的有关事项，并定下5月4日召开军民庆祝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