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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梦 依 稀——我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黄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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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6 17:3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别 梦 依 稀
——我当“回乡知青”的日子

                                  黄征辉

1970年冬末的一天(阳历已是1971年的初始),风寒日昏。我结束了两年半的初中生活,肩上挑着被盖、脸盆、一小摞旧课本等一担杂物,不紧不慢地翻过凹头山,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村子——黄沙坑。那年我虚岁16。自此开始了为期三年半的“回乡知青”生涯。
按常理,读完初中读高中。然,那时候升学不是凭考试成绩,而是由中学领导和公社“革委会”审定推荐。我是初中毕业班副班长,两年半里各方表现良好,有的方面还很突出,应当具备上高中的资格。最终,我被剥夺了这个资格。在田地里开始做活的时候,满心窝的不服气。我没去找学校,也没去找公社“革委会”。没有胆量去询问,知道去了也没用。公社“革委会”在我们眼里就是天王爷,威严得不得了。思来想去,不让我上高中,无非两条:一是父亲在运动中挨过整,“有问题”,二是母亲家的“地主成份”(但母亲一出生就被人抱养走了),或是还因为我出风头凑热闹贴过学校负责人的“大字报”?好几年后,当年的中学领导人变为我的教书同事时,我并没有向他究问个中缘由。他都凤凰落了架,提起往事岂不尴尬?
三年半的“回乡知青”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中,有笑,有泪,有惶惑,有拼争------几十年后,几番提笔,几番踌躇,终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这一次,又浸入了对这一节岁月的回刍,心想,即便留下一些粗砺的文字也好,况且,不要一提起那段历史,便沉重如磐,心情可以柔软一些,文字亦可以轻松一些。于是,心境豁朗起来------

             大年初一起“战事”      果敢指挥成“司令”

1971年的春节如期到来。
大年初一,本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不用干活之外,穿新衣新鞋,兜里揣着头天晚上大人给的压岁红包,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怎么乐就怎么乐,即使稍微出点格,大人也不致于在这一天打人骂人。我从小生性好动,喜热闹,虽是初中毕业回村来,还正是好玩会玩的年龄。
那年的春节,村里除了大队例行公事叫几个人敲着锣鼓给烈军属拜年,就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了。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按捺不住,成帮结伙地往五里之外的邻村——文坊村进发。且大家伙都涌荡着既紧张又期盼的一种心绪:今天“有戏”,“仗”是肯定有得打了!
文坊村与我们村山连山、水接水、田傍田,是个大村子,人口是我们村的两倍多。大公路从他们村里经过。两村历来联姻结亲的多,关系不错。可那些年里,不知怎的,两村的孩子们摩擦不断,主要表现在相互到对方村里看电影时,常常都遭过戏弄。比如,你正张大嘴巴盯着炮火纷飞的银幕,冷不防嘴里被人塞进了一把碳灰。人犯我,我犯人,摩擦升级,关系恶化。双方的“童子军”们隐伏下了一股气:等过年时,摆开阵势,较个高低。
所以,当我们这一群人来到文坊村时,看到公路桥边聚集了很多的少年。见我们来了,他们大喊:“黄沙坑鬼来了!”蜂拥围来,要对我们动手。也在桥头的文坊村的大人们喝住了他们“大过年的,你们想干什么?!”对方也就放过了我们。我们沿着公路往朋口方向行走了几华里后,折回头。不久,到了我们村的道口。这时候,只见大群的文坊村的“童子军”从我们的村路上涌出来。原来,在我们后边出村的伙伴们先前已与他们交上了火,他们人多势众,把我们村的人打回去了。我这一帮人数少,看到即将狭路相逢,短兵相接,有的同伴吓得脸都白了。我说,别害怕,你们赶快从另一条路撤,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很快,我单枪匹马被对方一两百号人包围住了。我面无惧色,与他们舌战起来。几个回合下来,他们见抓不到我往日参与戏弄他们的把柄,领头的无奈地说,放他走吧。
我从容地往村里走去,一边还回头望着“敌方”。他们没走,在盯着我。这时,我们村被他们打回去的人马冲回来了。我一看,有兵马了,可以与他们大干一场了。遂大喊一声:“文坊鬼们,来吧!”接着指挥我们的队伍:“快,占领高地!”
我们冲上山坡的高处。山上,遍地是小石块,这就是我们战斗的“武器”。
不一会,对方把人马排成几列纵队,整齐有序,嘴里齐声高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气势汹汹向我方扑过来。那阵势,真有威武之师所向披靡的味道,一时把我们村的“童子军”们看得呆住了。
我知道,他们是想以人多势众先声夺人。我高喊“别怕他们,打!”手里的石块便飞出去了。我方居高临下,占有地利,小石头如雨点般飞向“敌阵”。对方整齐行进的队伍刹时乱了,他们散落开来,与我们对攻。“杀”声阵阵,“子弹”横飞。我们这边的一个“战士”弯腰捡石块时,被对方击中额头,鲜血流了出来。我们赶忙揭下火柴盒的药皮帮他贴上去止血,并让他回家时对大人说是走路跌倒碰伤的。
对方不占地利,渐渐支撑不住,继而败退而去。我们欢呼胜利,班师回村。“战友”们簇拥着我,自然地称我为“司令”了。这个“官衔”在人们的口头上延续多年。
下午,对方小部分人马来到我们的村口招惹,村头出来一些大人,把他们轰走了。
没曾想,次日,我们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妹仔”(男性),通知所有头天“参战”人员到大队部办学习班。
“老妹仔”是我们村资历颇深的老干部,文化不高威信高,处事干练,能写一手蛮漂亮的钢笔字,口才也好。在学习班上,他虎着脸,狠狠地大训了我们一通。他上钢上线,说我们破坏了两村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制造两村人民之间的矛盾,后果严重云云。他命令我们每人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并宣布,全体“参战”者由他率领,择日前往文坊村致歉。我们听了,极为不服:这不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么?他们人多,是他们欺负我们,他们也得向我们道歉。
“老妹仔”横眉一瞪: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先致歉,不是丢人的事!
他要我执笔起草致歉信。我只得憋气遵命。
几日后,“老妹仔”率领着我们这一群,敲锣打鼓,来到文坊村大队部。这件事轰动了文坊村,大队部里挤满了围观的人。我站在大厅里,朗读着抄写在大红纸上的致歉信。两个村的党支书先后讲了话,强调两村人民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友好,共同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这支“童子军”灰溜溜回村。好久,我的心里都不痛快。我不理解“老妹仔”的这一有损本村体面的举动。多年之后,我理解他了,甚至钦佩他,敬佩他的胸襟,他的眼光。
开始有些紧张的两个大队村民之间的关系,自那次后,友好依旧。相互间婚嫁愈密,亲戚日多,相安无事至今。
当然,对于那场“战事”的缘起,让我寻思良久。是人类“好斗”本性使然?是“文革”
武斗风潮影响?还是由当时文化生活的贫乏枯燥引发?
    此后几年的大年初一,我和另外几位“回乡知青”在村里组织举行乒乓球比赛、文艺宣传演出,男女老少都没有往村外跑的。

                  一坨肥肉惹众怒    一月出工“卅七”天

“回乡知青”,就是回乡当农民。当时的我,已经认命了。当农民就当农民吧,天底下这么多人是农民,只要肯卖力,饭总是有吃的,不致于饿死。我系上了黑围裙,戴起了竹斗笠,俨然一介地道的农民,扛着锄头下了地。
当时的农村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我们这个一千来人的大队,分成四个排(学解放军建制,实际就是生产队),大集体,大呼隆。生产劳动像机关上下班,按时出工、收工,中午也实行午休。规范整一,热热闹闹,却是低工效,低价值(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值仅四五毛钱)。
白天,我随着出工的哨音,下田插秧、耘田、割禾、打谷------ 晚上,参加生产队里的政治夜校学习。学习的内容是读报纸,下放干部讲话,排长(队长)布置生产任务等。常常干部还在训话,靠墙的板凳条上鼾声爆响。次日凌晨,当星星还闪烁在天空,我和年轻力壮的社员们就起来了,挑上一担百来斤的木柴,吭哧吭哧地越过凹头山,去卖给五六华里外的供销社(每百斤0、45元,这是我们当时主要的副业收入,买油盐酱醋等的零用钱皆出自此间),而后再从供销社挑回两包化肥(一般为100 斤),加赚了几个工分。供销社那个老革命、“歪嘴主任”亲自掌称收购我们的木柴,他歪裂着嘴巴,指着我们的柴夹说:“那个,那个大筒的不要!”
我十六七岁的矮小身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压上了沉重的担子。也怪,不久后,我竟然能肩挑120斤左右的稻谷奔走在崎岖狭小的山道上。天天也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母亲对此感到惊讶,但我看出了她眼神里的酸楚。我猜想,她心里在说,儿呀,要不是命不好,你这时候是坐在高中的课堂里呀。
那几年,农村的水稻秧苗要求一律搞卷秧。搞卷秧是非常费时费工也费钱的。开始时还弄温室卷秧,需搭包塑棚屋,打桩竖架,里头用厚松板隔层,在板上铺塑料薄膜,在膜上摊上潭泥,再撒上稻种。要烧火加温,派人值夜。不仅操作累人,产秧又慢又少。后改为在田地里拉畦育卷秧,效率就好多了。但弄这种卷秧还是重体力活,主要是需担来潭泥作底肥。那年春,我天天做卷秧的活,没有休息日。有一天,实在烦了,便赖在家里,想看点书,放松放松。没多久,下放干部老江找到家里,说,小黄,人手紧,你还是坚持坚持吧。老江是实在人,他天天也和我们一样,一身汗,两腿泥。没法子,我只得跟着他去上工了。
那时候,以粮为纲,要求许多的稻田种两季,这样,夏收夏种时的农活就显得分外紧了。为了抢在立秋前插下晚稻,只好加班加点。加一个早班,算两成的工分;加一个晚班,算半天的工分。加晚班,一般是在放干了水的稻田里割稻,烧着松光火照明,有时还点起开会或演戏时才用的汽灯。累归累,一些俏皮的社员边舞着镰刀边说着带荤的趣事,说到撩人处,田野里扬起了一串嘻笑声。1971年的夏收夏种结束后,我看了记工本,乖乖,连加班加点的折算累计下来,一个月竟出工37天!
干得人困马乏,最可叹肚子里没油水。那年头,老百姓养的猪,都只能卖给供销社,所谓保障“支前”,而后供销社返还一些“肉票”,让你平时买些肥肉当油炒菜。所以,吃肉成了稀罕事。有些节日,大队会经批准杀上一两头猪,每户分一斤半斤的,便让全村老少欢天喜地了。人越没有油水,就越能吃,越想吃。所以,那时的农村时兴“打平伙”,即是凑钱打牙祭。“打平伙”杀狗,是很高档的,难得有。一般是弄些菜油,炸油糕(我们那里叫灯盏糕),或打糍粑,最低层次是焖糯米饭。
1972年“双抢”的时候,有一天生产队又安排加晚班,这一天,不知怎么弄到了一些猪肉,由于有一定的肉量,便决定烧制大块的肥肉(我们那儿称“炆盆”),让大家伙解解谗,高兴高兴。消息传出,欢声雷动,鼓舞人心,在田头的男男女女干劲冲天,边干活边遐想着肉香,涎水在喉头翻滚着。
这一天,集体吃晚饭。待等大块“炆盆”端上桌,定神看去,那肉做得黄灿灿,油亮亮,香气直入鼻孔。肉已由大块分切成约近一两重的小块,宣布每人只有一块。众人蜂拥而上,取肉入口。一阵忙乱之后,肉盆里已空空如也,有人大呼他没分到肉。事先点好了人头的,不多不少,每人一块,怎么就少了?肯定是有人趁乱打劫,多占多吃了。便开始追查。这位多夹走了一坨肥肉的社员很快就被锁定了。肉已下肚,掏回来已不可能。只得作罢。但,这位社员好长时间背后被人指点耻笑。
当时,我也曾侧目于他。过后想,何必苛求于人,你自己不也想多吃一块吗?
如今,在饭桌上要人吃大块肥肉,常常是一种善意的惩罚。

              一月工资二十元      一朝转身跳“农门”

   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里,我白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晚间,除了参加生产队政治夜校学习,基干民兵开会、值夜班守卫大队部,还要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排练、演出,有好长一段时间,还担任夜校扫盲班的教员。按说,夜以继日,劳作未免过重,可那时候年轻,精力充足,没觉得不堪其累,反而从中收获不少快乐,冲淡了白日的疲倦。文艺队里大多是年轻男女,说说唱唱,蹦蹦跳跳,相互间有点意思的,眉目传情,瞅空子碰碰手,说些悄悄话。我能编能演,能唱能奏,自然是队里的重要角色,是女孩子们钦羡的人物。
上夜校的,大抵是20左右的女子,虽是吃的粗粮,可粗粮养人,她们一般都发育良好,体格健壮;文化虽少,情窦自开。我的初恋,就在如此的氛围里萌生。对方勤劳且能干,淳朴而活跃,有一股炙人的青春气息。由于诸种原因,这段恋情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扑朔迷离,最后无果而终,只留下一段青涩酸甜的记忆。
在我度过整整两年半的农民生活后,命运似乎有了转机。1973年秋,大队小学里教一年级的华玉老师,又生孩子了,学校让我去代她的课。刚代了一星期的课,突然接到公社学区的电话,要我去县城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民办教师培训班。这不啻云开日出,喜从天降,就是说,我要洗脚穿鞋,当上一名民办教师了。在当时,这样的美事,是许多下乡、回乡知青可望而不可即的。
参加县里培训班的,几乎全是回乡、下乡知青。在班上,重温了几乎忘却了的汉语拼音,初知了何谓主语、谓语、宾语,观摩了城里的教师如何上课。回到村里后,我就成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任二年级班主任。每月工资20元。20元,今天是一包香烟或是一盘小炒的价值,在那时,超过了我在大田里出满勤的工值,而且免除了赤足弯腰、风吹雨淋,让一些人嫉妒得咬牙了。
小学连幼儿班共有七八个老师,大家相处得很好。校长(我们称他“黄组长”,盖因当时为“贫管组”领导学校,校长任副组长)上了一点年纪,温文敦厚,会关心人,很得大家拥戴。其时,我们这个小学是全国勤工俭学典范,学校种茶、养鱼、种茯苓等,靠师生自己的劳动收入,实行免费入学。因此,劳动课特多,老师既要教学,又要领着学生上山下地,负担是够重的了,然,大家都坚持下来,还得经常组织学生敲锣打鼓,挥舞花束,愉快地欢迎着前来参观取经的各地师生。我时常作为学校的代表,对着来参观的人们或去学区作以“批林批孔”等为内容的发言。
1974年夏季到来的时候,我的命运又一次面临重要的转机。一年一度的工农兵上大、中专院校的推荐工作又开始了。那些年,按规定,凡下乡、回乡两年以上的知青,都有资格进入推选的范畴。所以,头一年我就具备了资格,且做了一些准备,但没能成事。
我们村,下乡来的知青有两拨,共计近20人,一拨来自莆田地区,另一拨来自本县城区,两拨人数基本相等。回乡的极少,就三几个。几年后,下乡知青被招工走了几个,剩下的学历最高的是一个来自本县城区的。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龄较大。1973年,他想得到推荐的愿望相当强烈,为了达到目的,他努力接近公社派来的有实权的下队干部,帮他处理生活琐事,一起吃饭等等。见此情形,我主动退出了竞争。他顺利地于当年被推荐走了,上了师范。时过一年,最具有竞争力的应该算我。论表现,论才能,公认我最突出。如此,我当仁不让地开始行动。
当时的推荐首先要过“贫下中农”这一关,要得到他们对你的表现的认可。填好推荐表后,我到自己所属的生产队,挨家挨户请乡亲们盖上他们的私章。每戳上一个红红的印章,我就真挚地说上一声:“多谢了!”(我毕生记得乡亲们那一次给予我的恩惠,记得那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印章。几十年了,如今我在外混得有点小名气,但我回村时,遇上乡亲们,总是恭恭敬敬地点头问好,身上有烟时,递上一支。)
比较难过的关口是大队这一关。这里有房族之争、同情下乡知青等因素的影响。名额只有一个。所以,在大队的推荐会议上,开始有两种意见。最终,幸运之神垂顾了我。我被推荐到了公社。我衷心感激全体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们,包括我们小学那个心地和善的“黄组长”。
我在公社里没有很铁的熟人,只好听天由命了。所幸。这一关顺利过去了。
暑假到来的时候,我和所有被推荐的知青集中到县城,统一参加考试。由于受头一年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的影响,所谓考试是象征性的。先是分组“面试”,考官提一些问题与考生交谈,出几个数理化小题目让考生做一做。考生水平参差不齐,出的洋相可是不少。而后是全体都写一篇批判文章,内容主要是“批林批孔”,可以带参考资料进考场。于是,我借了一本《红旗》杂志,在考室里狠抄了一通,交了一篇批“克己复礼”的文章。
回到村里后,正是夏收夏种的紧张时刻,我回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那一段日子,我的心情是紧张而复杂的。期待着命运的转折,也作着失望的心理准备。难熬的等待终于过去。公社在圩场上贴出当年大中专院校的录取红榜,我有幸“金榜题名”。
当初报志愿时,小学的老师们鼓动我,你文科不错,报师大中文系吧。我思衬后,自知一不是党员,二在公社、县里没有靠山,还是实际一点,能跳出“农门”,通过上师范而使自己成为正式教师,端上铁饭碗,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填写时,第一志愿:龙岩师范;第二志愿,还是龙岩师范!
接到录取通知书,要出门去上学了,按理,该摆上几桌酒席,感谢一番,庆贺一番,但那时家里寒酸,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也就作罢。至今,我为此而内疚(“黄组长”几年后病逝了,让我时常想起,总希望有机会到他坟前烧上一炷香)。
走的那天,大队的手扶拖拉机送我到20里外的朋口汽车站搭车。几个从小一起玩耍,后来经常一道做农事的伙伴,坐上拖拉机为我送行。其中,有其德、昌发。路上,我们一脸依依别离的神色。
当我坐的大客车驶离车站出口时,车站里有人“哇哇”大哭。我听出来,那是昌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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