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五大商帮看两帮：粤商崛起于前 浙商赶超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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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商帮看两帮：粤商崛起于前  浙商赶超于后     
文章来自：新浪-南方企业家杂志     作者：老亨     日期：2005-11-18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渐次兴起了五个大的商业群体，他们被人们称为“五大现代商帮”，分别是指：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这当中，值得关注的是粤、浙商人的比较。　　
                                   粤商崛起于前　　
     地处偏远，开风气之先，喝“头啖汤”、吃“第一只螃蟹”的当属新粤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等城市密切配合香港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前店后厂，“两头在外”，实际上是内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唯一可选择方式。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甚至连优质原料与成熟市场都严重缺乏的境况下，惟有廉价的未开发土地以及从农村剥离出来的廉价剩余劳动力才是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勉强一搏的筹码。这也是在世界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落后国家经济起步的一般选择，日本、韩国、东南亚、拉美国家都曾经走过类似的发展道路。从生产加工环节开始介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合作，进而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等方面逐步突破，最终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上新的经济创新地，这就是亚洲“四小龙”曾经走过的路，也是珠江东岸城市、苏南和内地诸多城市先后在走的路。　　
      珠江西岸的广州、南海、顺德、佛山、中山等城市则背靠国际、剑指本土，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整个80年代，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风靡中华大地，乐从的家私、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代表的不仅仅是新的商品，更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理念。　　                                         浙商赶超于后　　
      近年来，伴随长三角的经济起飞，江浙商人开始挑战珠三角商人在中国的领袖地位。某种程度上，江浙商人特别是浙商的崛起，与排行榜有莫大的关系。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上榜；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浙江有17位；2003年胡润的富人榜中有17位浙江人登上中国内地百富榜；在“《新财富》400富人”中(以企业所在地计算)，人数最多的依然是浙江，占了62名；在全国工商联按照年营业收入总额排名的2002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浙江民企共入围185家，占总数的37%，大大超越广东商人的相应排名，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此开始，当年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的江浙商人大受嘉赏，被誉为“东方犹太人”、财富制造商。江浙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商品如雨后春笋，从深海中一个一个浮出水面，短短几年中，就已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　　
                                             粤、浙商人的感召力　　
     人们不禁要问：小米加步枪的江浙草根商人为何能“打赢”扛着洋枪洋炮的广东商人？同是外向型经济，后起的苏州，GDP为何迅速赶超了先行的深圳？　　商帮的真实生命力很难从一时的短长中看出端倪。富豪榜、品牌榜、上市公司数量、GDP指标、产业偏好、商战个案、媒体曝光度等等，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但不是问题的要害。　　
      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商人，还是风头正劲的江浙商人，特别是浙江商人、温州商人，他们之所以令人瞩目，首先是因为其巨大的商业启蒙意义：　　
     在一个商业基因被彻底阉割的社会里，是新粤商带来新的商业元素、带来新的生命希望。人们真诚地悦纳满口“白话”的广东商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商品，更因为他们是新商业文明的信使。他们是光明的使者，是从铁窗外飞进来的衔着橄榄枝的第一只鸽子。　　
      今天，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江浙商人也在全国各地受到同样的礼遇，不是因为他们日进斗金、富贵荣华，而是因为他们昭示了这样一个商业哲理：即使处在穷困落后如温州的地方，只要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避艰辛、不拒薄利，勇于超越自我、决不轻言放弃，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在未来的财富帝国里，你也同样可以博取最高的商业地位！　　
     浙江大部分面积都是山区，道路崎岖，耕地稀少。譬如温州，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粮食作物难以供养日益增长的人口，所以温州人历来就有外出谋生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远离故土、游走四方的初衷是不甘于家乡的贫瘠，希望凭借自己的小手艺、小买卖出来混一口饭吃。大生意做不了，就做小生意，大钱赚不了，就赚小钱，针头、线脑、纽扣、拉链、打火机、圆珠笔、低压电器、荣誉证书、手工艺品……什么投资少，什么门槛低，就介入什么，白天做老板，夜里睡地板，开始是兜揽生意、赚取差价，接着是自己接受订单生产产品，生产规模一天天扩大，企业品牌慢慢打响，泥腿杆子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崛起于最艰难竭蹶的人生低谷，来自市场、洞察市场、精于算计、善于周旋，有胆有谋，熟悉企业商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不仅拥有企业，更重要的是锤炼出了企业家的精神与气质。　　
      浙江的民营企业通常发端于家庭工厂，往往是一个家庭一个作坊，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家庭中派一个反应灵活的成员出去跑销售、跑采购、跑合作，其他成员在家生产。户与户、村与村、镇与镇、市与市，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块状经济，经济板块之内全民皆商。血缘、乡谊、共同的生意背景将千家万户联结在一起，对内成为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对外开拓市场的时候又互为援手。在社会信用缺失的大背景下，地方方言如温州话成了生意人相互信誉的保障。温州“地下钱庄”等民间借贷的信誉，既靠商业手段，更靠族群之间、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来维持。闻名遐迩、由数万个摊位组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各个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对外销售的共同窗口。一些温州人在海外经商互相帮扶、抱团打天下的事迹也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如此这般的浙商故事，分明是一本可以让所有内地人学习和模仿的商业传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浙商不像有着特殊海外关系的粤商那样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浙商是亲切的邻居，是身边的榜样，是触手可及的商业楷模；就像当年广东的打工故事、打工文学一样，浙商故事、浙商传奇是大家都愿意看、都看得懂的普及本的商业创富教科书。　　
                              江浙商人中最核心的品质是“进取心”　　
      从历史上来看，江浙人的“进取心”、“进取精神”源于“耻辱心”。浙东自古就是报仇雪耻之乡，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到两宋时期的抗击金辽，到明末清初有气节、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弃书服贾”，浙东因此历来多耿介侠义之士。因为“知耻”，一向文弱的江浙人变得勇敢和强悍起来。在商场中跟广东人和江浙人都打过交道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广东商人随和，江浙商人要强；广东商人好商量，江浙商人算得精、算得狠。江浙商人无论在市场搏杀还是日常生活中，总好像憋着一股子狠劲，把“商战”俩字写在脸上，时时处处让人感觉到他正在经商做生意。　　
     这可能是因为江浙人心灵深处有一种比较：要么不经商，要经商就要做到比当官还风光！江浙位于中国的东部，处在北方官本位文化与南方商本位文化的中间地带，是读书做官还是经商做生意，从一开始就是人生的重要选择。一旦选择经商，就要放弃当官的好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江浙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像胡雪岩那样做“红顶商人”，体制内外的好处一网打尽。当不能两全的时候，江浙商人往往都会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商界混得比官场还好！这样一来，江浙商人内心深处就有一根标杆：经商做生意不是简单的糊口混饭，而是一桩比读书做官还要辉煌壮丽的大事业，这样的事业寄托着商人们全部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容不得失败，容不得胡来，必须毕恭毕敬、小心成全，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商业细节。广东商人最大的特点是“平常心”　　
     广东人是典型的移民大杂烩。自秦汉至两宋，自明清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新客家人……不同时期的移民席卷而来，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画地而居，各谋生路。读书也好，种田也好，做官也好，经商也好，燃炭狩猎也好，浮海泛舟也好，只要能够安身立命，广东人都乐于接受。生存是移民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生存之道不一而足。是读书做官还是经商做生意，对于远离权力中心的广东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需要煞费苦心来做抉择的事情。　　
      心无所持，则无不可持。广东人的心态是开放的，而且这种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向港澳、向西方文化开放，也向北向东向南开放，广东人并不独宠白皮肤蓝眼睛。广东商人走遍全球。不但对海外开放，对内地也呈现强烈的开放态势。开放是一种长线投资。打开大门，欢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一起赚，表面上好像损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从长远看，只要有好的游戏规则，蛋糕是可以愈做愈大的。在广东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生意赚多赚少，而是公平与否。所谓“米贵大为是”(米贵对大家都一样)，贵也不是贵我一个。恰恰由于他们有这种平常心，所以生意的成功率反而比别人高，赚的钱反而比别人多。广东是禅宗的“西来初地”，深谙禅理的广东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业哲学、商业智慧。　　“粤人好赌”，“愿赌服输”，“有赌未为输”。见得别人赢，受得自己输，吃过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苦，享过十三行的富贵之福，这样的生意人心态不可能不好。所以广东很多商人能够超越成败，具有大将风范。他们不管做多大的生意，多少资金进出，都说是“湿湿碎”啦，不会太过大惊小怪。粤、浙商人可以打个平手　　
     广东商人不执着，浙江商人可能又太过执着；广东商人太木讷、低调，浙江商人又太虚荣、张扬；浙江有温州商人的抱团结伙、广东有潮州商人的家族经营；浙江靠近上海主要辐射国内，广东毗邻香港更近国际市场；浙江商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广东商人在国际与国内之间调剂互补；浙江商人精进有狠性，广东商人随和有人缘；浙江商人有人文底蕴，广东商人有开阔胸怀……大量类似对比，气势上浙江商人盖过广东商人，实力上两者旗鼓相当。广东商人先行一步，浙江商人迎头赶上，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由于两个商帮都没有商业模式上的真正创新，很难说将来谁更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力。得现代商业文明真传的可能是深商　
   　深圳，是一个奇迹。理解这个奇迹，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商业文明持发自内心的亲善和学习态度；二是对追求独立、自由和商业财富的深圳投奔者持前所未有的宽容和鼓励态度。前者让深圳人充分享有来自香港财富、技术、管理经验、生活理念外溢的好处；后者使深圳人的想像力、创造力喷薄而出，这是缔造深圳奇迹的真正内在驱动力。　　
      尊崇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以合乎人类理性的商业法则，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这是近代西方工商业蓬勃发展、现代商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深层奥秘。欧洲中世纪的9到13世纪这段时间，城市化运动率先在亚平宁半岛等地兴起。附近许多贵族庄园里的农奴跑到新兴的城市里来，成了独立谋生的自由人，进而构成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工商业城市的市民阶级。市民们以城市宪章等契约的方式界定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关系，实行城市自治。由于个人的商业利益得到合理的尊重和保护，商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商业财富像滚雪球一样积累起来。富裕的城市生活又进一步引发了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关注世俗生活甚于关注天国生活，是意大利城市商业精神的总结与升华。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带来了一连串的思想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现代文明的根基实在由此而奠定。　　
      当年深圳的贫瘠与偏僻，一如历史上亚平宁半岛上的威尼斯城。无数从计划体制的藩篱中逃离出来的男男女女，由四面八方汇聚到深圳。他们原本不是什么商人，除了力图开创新生活的梦想与追求，除了属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尚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就像拜占庭帝国给了威尼斯商人财富和经验一样，来自香港等地的外资企业给了深圳人经受西方商业文明洗礼的机会，深圳人不仅在这些企业里淘到了第一桶金，积累了创业的初始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习得了商业经验、掌握了现代社会的商业法则。　　
      尤为幸运的是，初出茅庐、下海创业的深圳人迎头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了无穷尽的商业机会。而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研发，所仰仗的，正是对人的创意和人的潜能的有效激发。人，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深圳人一下子把握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对这种“根本”的准确把握和熟练运用，深圳人甚至超越了他们的香港导师。当华为的“人黄金”换回来跨越国界的真金白银时，传统的等价交换算式失灵了；当别的城市为招商引资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深圳开始定位为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现代商业都市。　　
       由对资本和财富的追求，到对商业的创意的追求，到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到对社会创新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深圳人正在一条被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验证过的正确的道路上迅跑。商业前景取决于商业精神　　
       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精神创造经济奇迹”。他认为，经济奇迹和其他奇迹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信仰的产物。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精神，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比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更为本质的作用。如果具备这种精神，在各种条件下都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否则，哪怕其他的要素都具备，也只能是一个欠发达的社会。深商的精神是：“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　　
     任何一个真正的商业公司都是围绕一个商业创意来设立并配置资源的。深商精神用商人的语言来解读，意思就是：发现并珍惜好的商业创意，用商业眼光、商业手段来评判并实现其价值，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工艺将该创意的商业价值发掘到极致！　　
      评价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商业竞争力，只需看一个其貌不扬、只有一纸商业计划书的穷小子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命运：如果他遭遇的是当地人的白眼、是投资者的迟钝、是政府官员的傲慢、是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是对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的无法无天的侵害与剥夺，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相反，如果当地人一听有好的商业创意就眼睛发亮，有意向的投资者敏感而精明，包括政府等公共机构在内的中介和服务热诚而专业，工商和城市管理制度都是本着便利商业创意展开的精神而设立，舆论和司法对合法商业利益百般呵护、细致而周密，社会评价普遍鼓励商业冒险、鼓励个人创业，那么这样的地方一定是比尔·盖兹层出不穷的地方。　　
      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深圳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最适合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城市。尽管这种优势主要还是出自移民城市的天赋和香港商业惯例的熏染，但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商业领域正在诞生新型人格的企业家，并且奉献出“以人为本、创意为王”的全新的商业价值观。随着这种价值观风靡全社会，不仅将颠覆传统乡宦社会的价值伦理，而且将颠覆近代以来古典主义的商业伦理、财富伦理。　　
      深商既属于广东，也属于全国，既是新粤商的一分子，也是中国现代新式商人的代表者之一。深商，值得大家共同关注！(作者老亨系深圳络网三剑客之一，被称为深圳民间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