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词

黄毛刁李

雅词
   
     词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歌词，使用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口语。《云谣集》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集，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词，可以代表民间词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这种歌词，渐渐为士大大的交际宴会所采用，有些文人偶尔也依照歌曲的腔调另竹一首歌词，交给妓女去唱，以适应他们的宴会。这种歌词所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比民间曲子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们还是接近口语的。《花间集》里所收录的五百首同，就代表了早期的上大夫所作曲子词。我们可以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知识分了的俗文学。

　　直到北宋中叶，黄庭坚为晏殊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晁无咎也称赞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饲》，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这表示池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对之失往诙谐，辛嫁轩之失在粗豪”，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 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和粗豪为不雅了， 黄升在《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丽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小人悦之”。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下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在北宋后期，对于词的风格开始有了要求“雅”的呼声。

　　《宋史·乐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府乐插之教坊，颁于天下。其旧乐悉禁。”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为燕乐的时候，“雅词”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的《碧鸡漫志》云：“万俟咏初自编其集，分为两体，曰雅词，曰侧艳，总名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这个名词出现于此时。又可以知道，“雅词”的对立名词是“侧艳词”或曰“艳词”，曾慥的《乐府雅词》序于绍人十六年，接着又有署名鲖阳居十编的《复雅歌词》，亦标榜词的风格复于雅正。此后就有许多人的词集名自许为雅词，如张孝祥的《紫薇雅词》、赵彦端的《介庵雅词》、程正伯的《书舟雅词》、宋谦父的《壶山雅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蔚成风气，从此以后，词离开民间俗曲愈远，而与诗日近，成为诗的一种别体。“诗余”这个名词，也很可能是由于这个观念而产生了。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为词的标准风格，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然而志趣虽高、才力不济，或则文繁意少，或则辞艰义隐，非但人民大众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难索。于是乎词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的作用，成为士大夫笔下的文学形式。在民间，词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为曲了。

　　这时候，只有陆辅之的《词旨》中有一句话大可注意：“夫词亦难言矣，正取其近雅而又不远俗。”这个观点，与张炎、沈伯时的观点大不相同。张、沈都要求词的风格应当雅而不俗。陆却主张近雅而又不远俗。“近雅”，意味着还不是诗的句法；“不远俗”，意味着它还是民间文学。我以为陆辅之是了解词的本质的，无奈历代以来，词家都怕沾俗气，一味追求高雅，斫伤了词的元气，唐五代词的风格，不再能见到了。

黄毛刁李

词是合乐的诗体。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其实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也。”词作者初依曲谱填词，曲名即是词调名，或称“词牌”。也偶有部分先作词后谱曲者，其词调按作词情事、词中情意或字句等命名。唐宋词调的来源，据今人归纳，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来自民间曲子。

二、来自边地或域外。

三、创自教坊、大晟府等国家乐府机构。

四、创自乐工歌妓。

五、词人自度曲。

六、摘自大曲、法曲。

此外尚有少数来自琴曲、佛教道教音乐曲调等。其中一、二两类即所谓“胡夷里巷之曲”，为词调的主要来源。以后词的音谱散亡，词乐失传，作词者只能依据前人作品的句读、平仄斟酌下笔，词的调名就只成为文字格律的标志了。

至于词调命名之由来，据近人詹安泰《词学论稿》，大约有下列各种：

一、以词中所咏之事物为调名。如《醉公子》咏公子醉、《采莲子》咏采莲等。

二、以词中之情意为调名。如《长相思》写久别之情，《更漏子》写夜长难寐等。唐五代词，多咏调名本意，一、二类多属此情况。

三、以词中之字句为调名。或用起句，如韩拥之《章台柳》等；或用末句，如吕岩之《梧桐影》等；或摘句中之字，如毛文锡之《纱窗恨》等。

四、以句举词，因而名调。此类与创始之词取词中字句命名之例微有不同，乃就旧有词调易以新名，如后人因苏轼之《念奴娇》而别名《大江东去》或《酹江月》，因晁补之之《摸鱼儿》而别名《买陂塘》等。至若贺铸、张辑之取自作词中语以改易调名，又与前者同中有异。由此而调名愈益繁复。

五、以全篇之字数为调名。如《十六字令》、《百字令》。

六、以篇中各句之字数为调名。如《三字令》。

七、以句法名调。如《字字双》，以句句皆有双字“斑复斑”、“山复山”等。

八、取古人诗语以为调名。此例甚多，如杨慎《词晶》及都穆《南濠诗话》所举《蝶恋花》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取柳宗元“满庭芳草积”等。后人对此一说法也有不同意见，不能以其有偶合者即认为是其调名所自出。

九、以非所咏事物为调名。此类盖就其时随所触发之事物以名词，而词之内容不必与调名相应。如唐明皇自潞州还京师，夜半举兵诛韦后，民间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宋教坊家人买盐，于纸角中得一曲谱，翻成曲调，遂名此曲为《双调盐角儿令》等是。

十、以地名作调名。如《氐州第一》、《石州慢》、《扬州慢》、《荆州亭》等是。

十一、以人名作调名。如《念奴娇》、《何满子》等。

调名缘起，大略如此。词调至繁，异名亦多，命名情况颇为复杂，只能说其大概，亦不必一一推求其原始。清人毛先舒《填词名解》、汪伋《词名集解》，可以参看，但其中穿凿附会处亦不一而足，不必过信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