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客家文学-罗可群[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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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客家文学 ==
罗可群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化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它又是客家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钟情于客家文学，许多从事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民俗研究的人，也极为关注客家文学。近二、三十年来，它一直成为学术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大陆在议论，台湾也在议论。五年前，在广西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曾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还提出了编写客家文学史的设想。1997年夏天，广东《梅州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又提起这个“老话题”。最近，我们到福建的客家地区调查，还看到闽西连城出版的一份文学刊物，刊名就叫《客家文学》。由此可见人们对“客家文学”关心、重视的程度。因此，对“客家文学”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实在很有必要。本文就下面三个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客家文学”的性质

关于“客家文学”的界定，有过种种不同的意见。据笔者所知，可分为从宽说与从严说两大类。

台湾的罗肇锦先生、黄恒秋先生、广西的卢斯飞先生明确主张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

罗肇锦先生说：“一个客家人，自然表达的语文形式是‘国语’，且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话来思考，所写的又都是与客家事物有关，那么这类作品也应当归入‘客家文学’”。

“从宽说”是从总体上认识客家文学，不采取自树蕃篱，划地为牢的做法，并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然而，一涉及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时，分歧就出来了。有的人认为这不属于客家文学，那也不能算是客家文学，到最后，能入围的作品就廖廖无几了。这种要求过高、界定过严的做法，我称之为“从严说”。

“从严说”以湖北的古远清先生为代表。他在《“客家文学”界说》一文中说：“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客籍作家取材于某些客家生活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有客家语言，但无客家生活风味，故这类作品严格说来，也不是客家文学。”《梅州日报》上《罗唆一个‘老话题’》则走得更远。文章说：“何为‘客家文学’？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他认为“客家人写的作品，并不就叫客家文学”，“写客家人的作品，也不就叫‘客家文学’”，“‘客家文学’依我来看，不是就作者而言，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伤口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旨在说明：若不给“客家文学”予一个准确的界定，那就不能促进客家文学的繁荣，也无法使客家文学的研究深入，更不可能编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客家文学实际的客家文学史。

众所周知，文学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同时又表现了作者的主观世界，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而客家文学则是有特色的客家人的社会生活反映，是客家人主观世界的表现。界定客家文学，必须首先把握客家文学这一性质。简而言之，文学的实质是“人学”，“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想。

如果以此为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就会同意：

一、凡是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如客家歌谣、客家民间故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剧、采茶戏，文人创作中的方言小说、方言诗等等都是客家文学；

二、客籍作家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只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客家文学；

三、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应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二、“客家文学”的历史

“客家文学”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的历史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伴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客家人”的出现，是中原汉人南迁的结果。客家先民虽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民系的正式形成，应不早于东晋末年，不晚于宋末。我赞同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的见解。

客家文学可以说是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步。我认为客家文学孕育形成于唐宋，生长发育于明清，蓬勃发展于近代。当代的客家文学则已经有了自觉意识，逐步走向成熟。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中的瑰宝。它的表现手法，明显地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它和汉乐府、南北朝民歌也有密切的关系，直接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目前虽然没有史料具体证明客家山歌形成的时间，但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所记唐朝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以及客家地区关于唐朝诗人罗隐与刘三妹对山歌的传说来看，认为客家山歌形成于唐宋并非是无稽之谈。

从文人创作来看，唐宋也还属于孕育形成时期。唐代的贤相张九龄，是杰出的客家名人。《唐诗三百首》的开篇，便是张九龄的五言古诗《感遇》四首。虽然他的大部分的诗文还没有明显的“客家文学”的特点，但是在他的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例如这四首《感遇》诗，就真实地表现了客家人在复杂的斗争中谦和而刚毅的心理，蕴含客家民系群体性格的特点。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称张九龄为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有些作品确实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围。唐宋时期的客籍作家大都可作如是观。

明清是客家文学的发育成长期。从民间文学来说，客家民系产生了许多童谣民谚，有许多民间故事，更有大量的客家山歌，还有独具特色的客语对联。这些作品无不是客家人生活的写照。例如著名的儿歌《月光光》就是流传极广的客家童谣，它是客家人教育孩子的启蒙教材，是熏陶儿童性情的文学作品，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

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较有客家文学味道的，首推廖燕的《曲江竹枝词》。它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风土民情，如：“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内容表现了客家山区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至于乾嘉时期的宋湘，他的许多诗作已充满了浓郁的“客家味”（详见拙作《宋湘诗歌中的客家情调》，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4期）。其他客籍诗人如李黼平（绣子）、颜检、李光昭、黄钊、温训、吴兰修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客家文学的成长发育，不仅表现为作品数量激增，还在于门类较为齐全。除上述的童谣、山歌、民间故事、客语对联、竹枝词、文人诗歌外，还出现了小说，例如黄岩的《岭南逸史》。 到了近代，客家文学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客家歌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稍后的“岭东诗派”，以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丘逢甲以及胡曦、温仲和为代表，更因其诗作富有客家风味而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详见拙作《试论近代的“岭东诗派”》，载《客家学研究》第2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他努力辑录、赞颂客家山歌诚属可贵，又有真实反映客家地区乡情民俗的名篇。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形象的同时，生动地展示了客家的人文景观。黄遵宪的《新嫁娘诗》更是详细地描绘了客家地区新娘于复杂的思想感情，微妙的心理活动，真实地再现客家的风土民情。这些都是文人诗歌中的佳作。至于胡曦的《莺花海》以及客家地区的竹枝词（如《梅州竹枝词》、《宁江竹枝词》、《镇平竹枝词》等等）也都有浓郁的客家风味。此外，客籍女诗人范荑香、叶璧华也有颇具特点的华章，抒写了客家“才女”的心理。

在辛亥革命斗争中，客家文学注入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内容。许多客籍诗人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这里特别要提到南社诗人古直。民国时代他为弘扬客家文化做了许多工作，编纂《客人丛书》，撰写《客人对》，非常重视继承客家文学的传统，专门编选了宋湘、李黼平、黄遵宪的诗集名之为《客人三先生诗选》付梓发行。

现代是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时期，它有了明显的自觉意识。客家山歌最贴近社会生活，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文化活动，恋爱、社交、娱乐、劳动都有山歌。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山歌也发挥其“自古山歌从口出”的特点，成为对敌斗争的武器。如五华县烈士张剑珍在刑场上唱出了气壮山河的山歌：“人人话涯共产嬷，死都唔嫁张九华（反动头目——笔者注），红白总会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在文人创作方面，这种自觉意识表现为作家主动地、有目的地运用客家方言去进行创作或着意地表现客家情调，反映客家人生活。中国诗歌会的主将蒲风致力于诗歌大众化运动，他的客方言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鲁西北的太阳》是专门为客家人而创作的。而他的力作《茫茫夜》、《六月流火》都取材于客家地区，是典型的“客家人”写“客家事”。在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积极投身方言文学运动，楼栖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小说有浓郁的客家氛围，如《枫林庄》、《没落》，他的方言长诗《鸳鸯女子》更是自觉地以客家山歌的形式，反映一位饱受苦难的客家妇女，进行反抗斗争，翻身求解放的历程。

这一时期的有些客籍作家，由于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客家生活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不一定有意识地创作客家文化作品，但其作品的客观效果仍然有或多或少的“客家味”。例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名篇《弃妇》，当我们反复吟咏，体会这些富有象征派诗歌特点的诗句时，就仿佛感到一位饱受命运播弄的客家农村的弃妇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正是李金发以他的故乡梅县的刘义妹为原型创作的结果。至于有些长期不在客家地区生活的客籍作家，他们的作品既不是“写客家人”，也不是“写客家事”，虽然他们创作有优秀的作品，如碧野，那也不必把他列为客家文学的作家。

在现代，台湾的客家文学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局面。

三“客家文学”的发展

建国以后，客家文学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

客家山歌的发展历程具有代表性。推倒三座大山，农民翻身作主人，山歌也从岗头溪尾，走进了乡镇城市，面对大庭广众。形式亦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表演唱，乃至形成了新的剧种——山歌剧。出现了《闹公堂》、《唱夫归》、《挽水西流》、《彩虹》等优秀作品。经过文化革命的沉寂后，1978年客家人的中心——梅州市当时行政建制为梅县地区组织全市优秀山歌手巡回各县，举行了山歌擂台赛，1980年征集了一万多着山歌，从中整理出近二千首编辑出版，题为《粤东客家山歌》。在客家山歌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歌手，也孕育了以创作客家山歌而著名的新人，如黄火兴、余耀南、汤明哲、张振坤等，他们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的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出版了专门的论著，这是客家山歌成熟的标志。

其它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客家谣谚，民间故事等，人们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工作。休茶戏、提线木偶戏、广东汉剧也都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影视文学是客家文学的新品种，客家民间文学中的精品搬上了银幕荧屏，还出现了《生死树》等富有客家风情的电影、也有反映客家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

至于小说创作，更不应妄自菲薄。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程贤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反映了客家地区的“改革风云”与“地域文化”，誉之为“客家韵味境界新”，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引起全国评论界的重视。程贤章的作品，并不是方言小说，却有浓郁的“客家味”。它说明“客家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写“客家方言小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实实在在的已经存在有“客家文学”，我们也就无须强调“创立客家文学”，而应该大声疾呼：“发展客家文学”！

如何发展客家文学，促进客家文学的繁荣呢？我认为应从三方面着手：一、应深入研究客家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客家文化创作的经验，认真分析其长处及短处，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二、提倡作家深入客家地区，到群众中去，创作出能深刻地反映客家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表现客家人喜怒哀乐的佳作；三、加强语言方面的锤炼。这里所说的语言，既是指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汉语言，更是指客家人的客方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语言的功夫如何，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质量。程贤章的成功之处在这里，不足之处也在这里。就拿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来说，他能熟练地运用客方言诉俗语、谣谚来描绘风土人情，刻划人物性格，但在好些地方，仍存在语言粗疏之处。我们强调语言，并不等于说语言就是一切。那种认为客家文学训是方言小说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只局限于写“方言小说”，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客家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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