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不留子和长房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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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不留子和长房外迁

粤东钟谱有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父不留子和长房外迁。

其实，“父不留子”现象，在钟谱宋前世系就可以找到，我曾经关注过，觉得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孝道）。典型如一世祖气公在锺离山生二子：运亨、运丰，后来二子都迁居许州城，不在气公身边。又如二十六世简公（有谱说是范公）在扬州生三子：善、圣、贤，但在公元420年兄弟三人为避战乱渡江南迁，善公迁浙江会稽（绍兴）、圣公迁江宁上元（南京）、贤公先迁江西虔州（赣州）再迁福建宁化石壁，没一个留在简公身边。

什么叫父不留子？ 就是几个儿子都远离父母外迁去了外地，父亲却没把一个儿子留在自己身边。这在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很正常，但在交通艰难的古农耕时代就很不合理，为什么却在族谱中经常出现？

不妨看看“五龄公”系族谱。例如，理公生五子，身边不留一个儿子；应乾系顺生公生七子，身边不留一个儿子；廷珠公生三子，身边不留一个儿子。

在“父不留子”的同时，族谱中还常常伴随着“长房外迁”。

什么叫长房外迁？ 就是父亲让儿子离开自己迁去外地，“优先”外迁的都是长子。

例如，五龄公从福建来到五华铁炉坝，长房提龄外迁；岗背志聪公生三子，长房应乾系“七廷公”全部外迁。

父不留子和长房外迁，这个现象值得大家一起关注。下面只谈粤东谱。

一、理公生五子，全部外迁

据粤东钟谱，粤东的五龄公，其父亲是福建武平象洞钟理公；理公让五个儿子全部外迁粤东，“五龄”中没有一“龄”留在理公身边。

谱载，“五龄公”（提龄、遐龄、祯龄、祥龄、瑞龄）在北宋末年（有谱说是南宋）来到粤东五华铁炉坝落基。几年后，五兄弟就又分开了，并各奔东西：长子提龄去了兴宁、次子遐龄去了紫金、三子祯龄去了惠州、四子祥龄去了龙川、只有幺子瑞龄还留在五华铁炉坝。

（1）福建武平谱的理公

有旧谱说，“象洞十四祖”（毅、密、察，刚、理、齐，裕、温、柔、中、正，发、强、庄）及他们的父亲“四友公”（友文、友武、友勇、友盛）共18人，有17个在北宋年间都中了进士，“震动东南半壁”，他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受到迫害，只得各奔东西四散避难。我以前觉得，“四友公”之一的友武公生于1040年（武平谱），他有可能反对始于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而生于1062年的理公（友武之次子），因年纪尚小 反对变法的可能性不大，外逃避难应是受到了父辈的“牵连”。要知道，朝廷推行的“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是被正面肯定的，可以类比如1978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样去理解。

然而时过境迁，在南宋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恶法，明清时期各姓都以祖先曾经反对过“王安石变法”为荣而争相记入谱中，钟谱（如《汀州谱》）亦然。但查史志，17个进士没有一个进入“进士名录”，说明钟谱造假的可能性极大。我现在的看法是，明清祖先将反对变法作为原因，才能将“象洞十四祖”分散到江南各地找到依据，为（1536年嘉靖恩准之后）各地修谱进行对接提供“接口”；事实是，粤赣闽的许多族谱都对接到了《汀州谱》的“象洞十四祖”之下，例如粤东的五龄公就将父亲对接了福建“象洞十四祖”之一的理公。

我用现代人考证“三友公”的出生年份大概在南宋时期1250年左右（见《学习钟谱的汇报》），比武平谱友武公生于北宋1040年，推后了210年，说明武平谱提供的出生年份经不起逆向考证的推敲。间接证明“四友公”没有参与司马光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集团。

（2）粤东钟谱的五龄公

其实，五龄公是否真为理公之子，十几年来我就已深感怀疑：因为生于1062年的理公（武平谱），不可能在他223岁时的1285年（兴宁谱）才生下长子提龄公；这在年代上兴宁谱根本无法对接武平谱。所以我在《学习钟谱的汇报》中说：“有谱称，宋元时代的亲兄弟“五龄公”是同时从福建来到人口很少 开发落后的粤东地区落基的。他们不是相对集中于一处，而是相当分散地各自艰苦创业（提龄落籍兴宁、遐龄落籍紫金、祯龄落籍惠州、祥龄落籍龙川、瑞龄落籍五华），天各一方肯定难以互相帮助，能像是亲兄弟吗？”

这里重点讨论“五龄公”中的老大提龄公。

据武平谱理公生于北宋1062年，他的儿子也应该生于北宋；所以粤东有某地（不是兴宁）钟谱为了对接武平谱，说“提龄公：理公之长子，北宋福建汀州府长汀县学生，生神宗元丰元年戊午（1078）正月十六日丑时，卒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四月十二日未时。”即理公16岁生下提龄。（见1863年的粤赣闽-龙川北客家钟谱，或1995年《龙川麻布岗钟谱》 ）

据1997年广东兴宁谱，提龄公是广东兴宁钟氏开基祖，他的次子文亮公生于1316年，提龄大约生于1285年（元朝）。这与前面比较相差了（1285-1078=）207年！

由于粤东各地谱都是1536年嘉靖恩准之后通过追溯所修，所以不同族谱的提龄公的出生年份便有了许多差别（见《对族谱问题的探索与期待》之附录）。我以逆向考证法，认为兴宁谱“提龄约生于1285年”应该可信，经得起推敲。其他谱记载的提龄公的出生年份都有问题，尤其是将明前世系生卒年份精确到“年-月-日-时”的都是现代人搞的年份造假不足为信。我认为，用逆向考证法无法对接“兴宁谱提龄公约生于1285年”的各地族谱，很大的可能是在1667年（汀州谱）至1863年（粤赣闽-龙川北客家钟谱）之间完成的“合谱”。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以“象洞十四祖”中的四个长子“毅、刚、裕、发”是否真的于1136年为首发起在武平象洞修了族谱，我表示怀疑。因为理公在1136年是74岁已经子孙满堂，但是“武平谱”竟然没有理公子孙的记载；况且1136是在“1536嘉靖恩准”之前400年，钟氏尚无族谱，这才是粤东谱从理公至文亮公之间的世系追溯出“三、五、七、九”代的原因。

为什么说“兴宁谱提龄约生于1285年”可信？

在兴宁谱中，卒葬于马荠塘的兴宁开基祖提龄公转为1世。

我在《学习钟谱的汇报》中，以兴宁钟氏文化研究会的钟声望先生为例：“钟声望先生（生于1970年，提龄23世孙），与提龄公之间的平均代距是（1970-1285）/22 = 31.1 年/代，……” 很符合平均代距为“29-33年”的人类生育规律。

这里，再以1901年生于兴宁岗背白袍村、提龄21世孙的中华民国抗日英雄钟彬将军为例，计算其与提龄公的平均代距为（1901-1285）/20 = 30.8 年/代，也可以很好地对接兴宁谱。

就是说，兴宁谱“提龄公约生于1285年”，是经得起兴宁本地钟氏现代人的逆向考证的。  那些族谱记载在“1536年嘉靖恩准之前就迁去外地的提龄系宗亲”往往就经不起推敲，特别是那些自称是“提龄30多世/40多世”的外地宗亲，他们在平均代距上无法对接兴宁谱，所以我觉得“合谱”的可能性极大。（据说，至今兴宁本地还没有超过提龄30世。）

二、顺生公生七子，全部外迁

据兴宁谱，1世提龄公大约生于1285年，他生三子：文振、文亮、文康，提龄公次子（有外地谱记为长子）文亮公携第三子志聪公去岗背开基，是兴宁岗背的开基祖。2世文亮生三子（志福、志明、志聪。有外地谱记为只生一子志聪），长子志福开基五华西林坝、次子志明开基五华锡坪、志聪随父文亮开基兴宁岗背。志福、志明、志聪三兄弟各自立业，彼此相距几十公里。因手头资料太少，我还不敢怀疑他们是否为亲兄弟，这里按下不予置评。

接下来，3世志聪公在岗背生三子：应乾、应通、应和，后谱称为“岗背三房”。此后，长房4世应乾公连续二代单传：4应乾--5晖--6顺生。按平均代距31年推算，6世顺生公约生于（1285+31*5=）1440年，他生七子（廷璋、廷弁、廷器、廷衮、廷免、廷虎、廷珠）后世谱称为“七廷公”（江西有谱称“八廷”为廷颜）；推算7世“七廷/八廷公”大约生于1470年前后（请注意，以上出生年份都是以兴宁谱推算出来的，这与外地的七廷公谱推算出来的出生年份，肯定无法对接。我一直坚持要依兴宁谱的提龄1285和文亮1316来推算其他世代人的出生年份，而不用外地谱的数据，就是因为提龄文亮都是兴宁人不是外地人）。

就是说，出生于兴宁岗背的7世七廷公是“1536嘉靖恩准”之前的人物。“四个提龄九世孙（天奇、世珍、逢龙、天佑）”在1617年首编出版兴宁提龄系谱《大平湖钟氏源流传》时，已经是对此前（1617-1285=）330年的追溯。

问题是：外地谱的“七廷公”能对标兴宁谱的“七廷公”吗？ 或者说粤东谱的“七廷公”真的是亲兄弟吗？

（1）“七廷公”的情况与“五龄公”很类似。七廷公全部离开了兴宁岗背，分散外迁去了外地，没有一“廷”留在顺生公身边；“七廷公”同样又是天各一方并不相互靠近，肯定难以互相帮助，能像是亲兄弟吗？

（2）应乾公是岗背钟氏长房，谱记长房应乾公的后代相当多，但在岗背已经没有应乾公的后代留居，这合理吗？

（3）提龄公出生至今只有（2020-1285=）735年，长房应乾系“七廷公”的后代，许多外地谱已经繁衍到“提龄30多世/40多世”了，而兴宁本地还不到“提龄28世”，难道外迁的子孙比本地子孙会有更强的生育能力？

（4）试举二个近几年的探讨成果。①成都钟光伦先生在《从宋代史籍和明清古碑刍议钟提龄生父》中说“廷弁生于宋元之际”，即他的先祖廷弁公（七廷公之一）大约生于1279年；这与兴宁谱的“大约生于1285年的提龄公”算是同龄人，廷弁不是提龄7世孙。  ②我逆向推算廷珠公（七廷公之一）大约生于1342年，比提龄公差57岁，廷珠也不可能是提龄7世孙。

总之，父不留子和长房外迁，普遍存在于粤东钟谱。我的家系（作为“七廷公”之一的廷珠公）也是如此。7世廷珠公生三子：德富（开基贝岭大有布）、德贵（开基义都石头塘）、德满（开基义都水南），没有一个儿子在廷珠公身边，能说的过去吗？而且兄弟外迁也是各奔东西难以互不关照，天各一方独立开基，让我们怀疑他们是亲兄弟。

以上疑问，让我们质疑：“七廷公”系谱，大部分都是合谱。而且完成“合谱”的时间应该是在1667年（汀州谱）至1863年（粤赣闽-龙川北客家钟谱）之间，他们将合谱的世系“接口”都对接到“1536嘉靖恩准”之前的元明祖先，然后再往上将五龄公对接到《汀州谱》宋前世系“钟氏九十五世祖”的北宋“象洞十四祖”理公之下。

以上探讨说明，几年前有人提出的“下游谱服从上游谱、后期谱服从前期谱”的说法就失去了依据，即下游谱/上游谱/后期谱/前期谱，它们的起跑线是相同的——都是“1536年的嘉靖恩准”之后出现的——他们都在1600年之后对“1536嘉靖恩准”之前的世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造假，而且造假还互相参照，不存在“上/下/前/后”和“谁要服从谁”的问题！

三、基因技术可以破解族谱中的许多血缘难题

上面说了，“象洞十四祖”之前的“钟氏九十五世祖”世系是清朝祖先追溯所得（见1667“汀州谱”），“象洞十四祖”至“1536年嘉靖恩准”之间的世系也是更后一些的清朝祖先追溯所得（见各种三/五/七/九代的“粤东谱”），这些“追溯”得到的世系都有严重的错误，不可全信。而在1536年之后，主要是在1667-1863年期间，钟姓人还对不同血统的（1040-1536之间的）前代祖先进行了世系上的“合谱”对接。合谱后的粤东钟谱怎可全信？ 就是说，通过追溯和合谱所得的族谱都不能反映历史事实，更不是血缘的真实记录，所以像2020年之前十几年大家单靠“以谱怼谱”式的辩论，已经证明根本无法争论明白。

争论影响团结，又缺少说服力，难有共识，需要另寻新的途径去解决。

实践已经证明，现代基因技术可以破解族谱中许多血缘难题。我们只要通过对各地男性后代进行Y染色体基因检测，通过大数据比对就能找到各支祖先的共祖节点，去证实族谱记载世系的真实性。如果基因数据相同，说明血缘相同，他们的父子兄弟关系就是真的，证明谱记为真；如果基因数据不相同，说明血缘不同，他们的父子兄弟关系就是假的，证明谱记为假，是“合谱”或错误追溯的结果。所以作为现代科技的“男性基因Y染色体检测技术”，其“Y数据”体现的正是我们破解族谱中许多血缘难题最可靠的“物质基础”。

民间族谱是在1536年之后通过追溯、合谱来完成的。而谱中“父不留子和长房外迁”的非正常现象，恰是族谱留给我们的疑点。每一个“男性Y染色体数据”代表着他的血缘祖先的基因遗传，“Y数据”是破解族谱血缘疑点的钥匙。

龙川 钟胜 2022-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