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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本地客家民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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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30 04:27: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深圳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有着与内陆客家诸多不同的特点,深圳客家被誉为“滨海客家”。深圳本地的客家民系居民主要在广九铁路深圳段以东的盐田、沙头角、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葵涌、石岩、布吉、龙华、观澜等地。此外宝安区的石岩;南山区的西丽、桃源、沙河;罗湖区的莲塘、东湖、东晓、清水河也是深圳客家民系主要聚居地。据《宝安县志·方言》载“客家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县户籍人口56%,粤方言4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版)。
第一批进入深圳地区的客家先民难以确证。一般认为自宋末开始,从中原辗转闽、赣、粤山区迁入,“深港地区的客家人并非一竿子插到底,而是经过几代的辗转奔波,来到岭南海隅的”。如坪山镇客家围屋“大万世居”曾氏一族,“祖籍山东,为孔子著名弟子曾参后裔。西汉末年王莽篡汉,避乱江西吉安府吉水镇,唐代徙居樊城,宋代迁福建汀州,随后又迁至广东潮州定居。至明洪武年间,先后迁至长乐(今广东五华)、兴宁。清雍正年间,由75世孙简辉公率家族迁至坪山。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端义公创建大万世居(又称大万园)。族人后尊端义公为始祖,繁行至今已有八代。”曾氏一族辗转南迁至深圳定居的过程,在深圳客家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根据坪地、坪山、坑梓、葵涌、大鹏等镇实地调查结果,大多数客家人是从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及江西等客家人聚居地迁至深圳,迁居时间大体在清初康熙复界之时。因原居民回迁者甚少,清政府遂实行粤、赣、闽客家人南迁新安,给予减免赋税和发给牛、口粮、种子的优惠政策。
深圳客家人多聚居于山地丘陵,秉承中原汉族诗礼传家文化优势,艰苦创业有成之后,大多建有独特的客家围屋,聚族而居,以耕读持家,有极强的封建宗族观念和家族凝聚力。历史上,深圳客家人几乎是过着自耕自足的艰苦生活,极少与广府人交往。但他们毕竟生活在富于海洋文化气息的近海地区,颇得风气之先,故又能在重振家声、光宗耀祖的精神动力驱使下,除了重视以堂号、堂联、族谱、家谱等激励子孙发奋图强外,也能突破祖传禁忌,积极寻求向外开拓,从事商贸活动,甚至扬帆海外,寻求发展。较之内地山区客家人,更具开放性。故深圳客家人从近代以来;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巨大发展,体现之一即是客家围屋建设。龙岗地区的鹤湖新居、大万世居等气势宏大并融入部分西洋建筑成分,是新客家围屋典型代表。
深圳客家风俗,拙朴中不乏浓郁生活情趣;遵古风又颇含海洋文化开放气质;严谨的祭祖祀岁与热烈的舞狮、舞麒麟、舞龙相映成趣;即编即唱的客家山歌,风情万种;客家狗肉、酿豆腐、糯米酒等客家饮食,就地取材,乡土特色浓郁。
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新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在到深圳垦殖的三百年间,有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期。他们既能适应新环境,又能抓住好机遇;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地工商业;既能维护传统,又能带动新风尚。
深圳客家有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种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破坏。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后,迁来的人口才慢慢增多。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
“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
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深圳客家在重视教育、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商业经济。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
从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
深圳客家自宋元以来在深圳垦殖的800年漫长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与聪明才智渐渐在这个新城市站稳脚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成为深圳原住居民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圳滨海客家文化。地处滨海的深圳客家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特色。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滨海深圳客家人总能挺身而出保境安民,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如清朝一门三代五将军的大鹏赖恩爵家族;新中国授衔少将的龙岗曾生;名驰中外的东江纵队队员亦多为粤籍客家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深圳客家人。
而在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深圳本土的客家人可以说是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最早见证者。在建市后建设特区的过程中,以粵东客家为主的干部、教师从各客家地市抽调至深圳,支援支持特区建设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又涌现出以大鹏袁庚为代表的新时代客家精英。袁庚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正是深圳特区这四十余载的绝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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