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梓新村、卢屋客民语言状况考析── 一种有趣的文化认同

啊原

坑梓新村、卢屋客民语言状况考析
── 一种有趣的文化认同

深圳大学 刘丽川

      [提要]异质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必会出现碰撞、交融，其结果将导致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靠拢与认同，导致相关文化的重新整合。这种文化整合，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与必然。本文拟从深圳坑梓新村、卢屋客民的语言状况出发，分析、讨论黄、卢等姓在坑梓这一特定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文化认同现象，并由此对“整合”现象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前言

坑梓镇位于深圳东北角，距市区40多公里，其东部、北部与惠阳市接壤，原住民约6300人，都是客家人，为深圳纯客家区域。黄姓为当地大姓，占人口90%，除去秀新行政村的新村黄氏之外，都传自一个祖公（以下简称“坑梓黄”）。黄姓之外，还有22个姓氏，他们的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10%。很显然，黄姓在坑梓堪称“人多势众”。
各杂姓在坑梓镇的居住方式是“大分散，小集中”。全镇5个行政村，其中，老坑、秀新、龙田等3个行政村，共26个自然村，是黄姓的主要聚居地。陈、张、高、罗、曾、卓、邹、杨、江、李、林、钟等姓杂居其间。坑梓杂姓的主要聚居区，是镇东北部毗邻惠阳的沙田、金沙两个行政村，居住着卢、池、薛、叶、廖、温、赖、宋、李、关、杨、钟、林、吴等姓。
笔者对上述姓氏进行调查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文化认同现象。本文拟从坑梓秀新行政村之新村黄氏（以下简称“新村黄”）与金沙行政村之卢屋村卢氏（以下简称“卢屋卢”）等的语言状况出发，分析、讨论黄、卢等姓在本社区这一特定环境中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现象。

一、新村黄、卢屋之源流及其语言

新村黄氏源流
坑梓各姓，族谱散失严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姓氏的族谱遭毁，全本见不到，残本也很难搜集。谱牒的空白，使坑梓社会发展、移民历史等研究做起来相当困难。新村黄、卢屋卢还算好，能找到民国时期族人的手抄谱，只是均非全本，且存在迁徙年代、世系变化缺漏等问题。
新村位于坑梓镇中心区，深汕公路旁，交通便利。新村共三十几户人家，全属“新村黄”。新村《黄氏族谱》，十世祖黄官保所修（约1700年）。谱载一世祖黄吉溪“从葵涌溪涌搬来……兄弟二人离开溪涌，其一在坑梓落脚，其二到惠阳横坜新村。”谱中没有黄氏祖上何时何处迁至葵涌、又于何时进入坑梓的记录。“新村黄”二、三世祖只留有名讳、葬地，到四世祖心忍公才有了生卒年代。“心忍公系在惠阳乌石新村（川按：即今坑梓新村，当时归惠阳管辖）创居，生于庚午年正月初六日巳时，享寿76岁，终于弘光元年”，即1644年。若以20年为一代、一世祖30岁时移居坑梓计算，黄吉溪当在1500年前后，即明朝中叶从葵涌迁来。依笔者手头资料，新村黄应是目前所知坑梓地面上最早的入居者。心忍公在新村创建的“横排世居”，年代已无考，假设心忍公30岁起屋，至今有整400年的历史，“横排世居”之年代久远，当列坑梓现存民居之首。“新村黄”与“坑梓黄”并非同宗。坑梓黄的一世祖朝轩公，明末从嘉应州到惠东，清康熙三十年，其次子黄居中携眷从坪山江边村到坑梓开基立业。新村黄与之不同，一是来自大鹏湾的海边，二是时间上也早二百年左右。所以说，坑梓二“黄”并非同宗。

卢屋卢氏源流
卢屋地处坑梓镇东部，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离镇中心较远，没有公共交通，是个较闭塞的村落。但它是坑梓与惠阳的接合部之一，两地仅一步之隔。卢屋村43户姓卢，仅一户姓杨，村名“卢屋”，还是名副其实的。
现存《卢氏族谱》，是由十四世卢远馨偕侄卢学衡、卢志云于民国26年重修 。《重修谱序》坦承其世次迁徙因“旧谱失散，实难考也。”谱载“祖卢愈……自宋钦宗时生于浙江，周岁后，父母携之徙于南雄，乡名石井头者，系卢氏昔之所徙居也。至高宗南渡时，又自石井头来。有三房，一徙于惠州归善（川按：即今之惠阳）之蓼坑，一徙于广州 东莞之樟树，一徙于惠州博罗乌坭塘，未知我鸡笼山开基卢周公自归善之蓼坑而来，抑自东莞之樟树而来，或由博罗乌坭塘而来，俱无可考”。面对三个可能来源，卢远馨等推测：“归善属本县，蓼坑又与淡水不远，或者从此而迁，未可卜也。”笔者认为此话有理，因为蓼坑到坑梓的迁移，既有地缘上的方便，又有语缘上的关联。
卢氏进入惠州的年代，据谱载为宋朝“高宗南渡时”，而卢周到坑梓“鸡笼山开基”的年代却阙如。卢屋的十四世卢奕奇老先生，生于1919年，他说村里与同龄者多为十四世。依此推算，一世祖卢周公到坑梓的时间应在1659年前，即清初顺治十六年前。据此，卢屋卢氏也很可能是明末迁来，也是坑梓最老的原住民之一。

新村黄、卢屋卢的“祖宗话”
新村黄、卢屋卢等早期坑梓居民，在村内、家里使用一种方言，他们自称为“祖宗话”或“祖公话”，也有人称之为“半江话”或“粘米话”。“祖宗话”，即村民母语的意思。依方言学的划分标准，应是闽南方言（俗称“福佬话”）的一种次方言。在坑梓，说这种“祖宗话”的，还有沙田行政村的宋、关、李、叶等姓，他们都是坑梓的早期居民。换言之，坑梓当初的原居民，是以先期迁入的使用属于闽南方言的“祖宗话”的人为主。
这些原住民现在都是双语人：对内说“祖宗话”，对外操“客家话”。平时，他们能依交谈对象与环境之变换，熟练而自然地切换“祖宗话”和“客家话”，双语双方言是这部分村民正常的语言生活。

“坑梓黄”的社区优势
清康熙年间的“迁海复界”，形成了闽粤赣山区客家人向粤东南沿海大举移民的浪潮。坑梓黄及其他先后迁居坑梓的他姓客民的迁移，是这一大潮中的朵朵浪花，属于史称“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典型个案。他们进入通行“福佬话”的坑梓，开始艰苦的创业。
“坑梓黄”二世祖居中公及其三子在老坑村立祠开墓，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口繁衍，实力渐长，尤其到了第五、第六世，实现了第一次经济腾飞，其谱牒中有寥寥数语，可以窥豹。例如，《城肚谱》、《井水龙谱》都记有黄维球（六世）“自率诸弟课耕课读，卒至家业丰厚”；《黄氏总谱》记黄义奇（六世）“职授卫守府，承祖经济，创业以成巨富”；黄奇绅（六世）“守创至成巨富”等等。
根据族谱提供的线索，笔者再踏勘同时期的黄氏地面建筑，不禁惊叹不已：坑梓黄仅五、六两代，就建造了诸如金沙村的“长隆世居”、“青排世居”，龙田村的“龙田世居”和城内村的“秀山世居”等大型围堡11座。同期向坑梓以外地区拓展的五、六世族人，在龙岗、坪山、惠阳、淡水等地，还筑起如坪山“丰田世居”、惠阳黄泥岭“见田世居”等大型围堡11座。其中，建成于道光十四年（1834），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素有“九天十八井”之称的“龙田世居”，更以其坚固精美，成为坑梓民居建筑的经典之作。这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古代民居建筑，展示了黄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是当年其经济实力的有力证明。
坑梓其他22姓的建筑，具规模的不多，粗略统计约为13座。较大的，有龙田行政村的新屋罗氏和大窝村高氏的祠堂，金沙行政村龙山村的“李氏祠堂”、叶氏的“歧山楼”等。它们在占地面积、建筑水平诸方面，都不能与上文谈及的黄氏大型围堡同日而语。比坑梓黄无论是早来的、还是晚到的各姓，在坑梓的发展，都远不及坑梓黄，他们是这么解释的：“风水都让黄姓占去了。”
坑梓黄氏之成为一方巨族巨富，究其原因，首先是得力于族中涌现出以第五世梅峰公为代表的族内掌门人。他们有文化，又有新思想。他们既能继承发扬客家耕读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又能够冲破传统之局限，以新思想启迪族人。例如，梅峰公明确提出“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作为“为人治家处世”的指导思想，扭转了客家文化中重“耕读”、轻“工商”的偏向，使坑梓黄的社会文化理念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适应了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时代需求。“坑梓黄”之所以在坑梓诸姓宗族中成长发展得最好，这才是关键，而不在于“风水”如何。
在注重工商的同时，坑梓黄也承袭了客家传统文化中对“仕”的追求。黄氏各房都办有学校（私塾）供子弟读书，历史上真正参加严格的科举选拔做了大官的人虽然不多，有真才实学的济世之才却出了不少：族谱中记下“州司马”、“布政使司理问”、“武德左骑尉”、“儒林郎”、“国学士”，以及“贡生”、“监生”等，虽说多数是使钱捐得的虚衔，这些空头衔却有其很现实的社会意义：显示黄氏家族与社会主流势力的密切联系。这也是社会荣誉和政治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些“政治光环”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相结合，使得坑梓23姓氏中，唯“坑梓黄”独占鳌头，令其他姓氏望尘莫及。

二、新村黄氏、卢屋卢氏的语言现状及其文化认同

新村黄、卢屋卢等的语言现状
前文已谈到新村黄、卢屋卢等姓村民是操“祖宗话”和客家话的双语人问题。除这两种方言外，粤语，“只有到外面去的人才会讲”。这个“外面”，指的是宝安、东莞、香港等粤语区。这类人在现村民中不多。普通话，老年人基本不会，中年人多会听、会讲。年青人普通话程度较高，因为中、小学教学语言基本上是普通话，又受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影响，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从教学中获得了听、讲普通话的初步能力。可以说，村民普通话水平的高低，大致跟年龄成反比，跟文化程度成正比。所以，现今新村黄、卢屋卢等姓基本上是多语人：至少会讲两种方言，多的，会三四种。而“坑梓黄”都不会新村黄等姓的“祖宗话”。
近十几年，新村、卢屋开始出现少数青少年不会讲“祖宗话”的情况，村内外、家内外只会说客家话。对此种现象，家人、族人中，没有抱不满情绪的，“不会就不会了”，表现出的是一种相当平和的接受现实的心境。

新村黄、卢屋卢等的文化认同
坑梓23姓中，象新村黄、卢屋卢讲“祖宗话”的有6姓，另外17姓都讲客家话。就是说，“迁海复界”后，客家人陆续进入坑梓，并逐渐“反客为主”，成了当地最大族群。尤其是坑梓黄，在本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及人口各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是区内的导向力量。而新村黄、卢屋卢等早期原住民，因其后来的发展欠佳，逐渐成了弱势族群。
我们知道，在一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强势与弱势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话，弱势族群单凭自身条件是很难同强势族群抗衡的。再者，强势族群所代表的强势文化，也确实有让弱势族群心悦诚服之处。这样，弱势族群为了寻求自身的立足与发展，在外部挤压和内心钦羡两种力量的驱动下，就会产生“磁石效应”──身不由已地向强势文化靠拢、接近，并逐渐地、公开地表示跟强势文化的心理认同。新村黄、卢屋卢等，在坑梓这一特定环境中，就表现出了这种靠拢与认同。
笔者在新村调查时，新村黄的长者曾数次自豪地说：“他们（指创建“新乔世居”的坑梓黄三世）的地是我们卖的，那是我们的秧田。”“我们跟他们是兄弟，所以我们两边到现在也不对亲，一家人是不能结婚的。”这种认同，可能发生得较早，因为在惠东客家黄氏总祠清同治元年（1862）的《重修总祠捐款花名册》上，我们既见到了“坑梓黄”，也见到了“新村黄”。而“新乔世居”的黄氏却说：“听老人讲，新村的黄本来姓王，不姓黄，他们说的是半江话，黄是后改的。”有关两姓的这种说法，我们在新村黄那里找不到线索，但多少看得出，坑梓黄对新村黄还是存有一点儿距离感。
有意思的是，在新村、卢屋问及其身份时，他们都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是客家人！”坑梓黄等客民也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客家人！”在认定身份时，双方都忽视了彼此所操母语上的差异。母语上的差异，本是个重要问题，但是在坑梓，却谁也不关心，谁也不去刨根问底，可谓“熟视无睹”。

语言，是判别民族、民系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民族、民系的文化标志之一。某些人群如果不存在语缘上的关联，他们很可能分属不同的民族或民系，这是语言学、社会学上的一般通理，但坑梓却表现出对它的否定。我们认为，此种现象就是文化认同所致，十分有趣。
首先，从坑梓黄一方看，自客民移居坑梓的二三百年以来，诸姓氏中的小磨擦、小矛盾时有出现，但重大冲突却很少发生，总的说来，关系还算不错。这首先可能跟力量对比悬殊有关，但也不应该忽略了另一因素，即在社区内起导向作用的黄氏，注意与邻里和睦相处。而且，坑梓黄有事时，其他各姓都主动相助，例如，历史上惠阳樟树埔的人曾与“长隆世居”发生械斗，金沙村的卢、池、薛等姓都无条件地偏帮“长隆”，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所以，坑梓黄一方从感情上是不拒绝接纳对方的。
其次，从新村黄、卢屋卢等一方说来，对“客家”身份的主动认同，是基于对坑梓强势的客家文化的靠拢与认同。他们的双语制，正是这种文化认同心理的反映。现在青少年中出现的客语取代母语的趋势，说明认同心理还在继续加强。面对这种文化整合，坑梓人顺其自然的“不会就不会了”的心态，是值得嘉许的。因为，存在异质文化的社区里，文化的碰撞、交融，定会造成文化的重新整合；而此种文化的重新整合，体现的正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进步，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坑梓新村黄氏、卢屋村卢氏等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
由此，我们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在某些地区，基于主客观各种因素，客家人历史地成为弱势族群，其文化特征正或缓或疾地在消失，有些朋友便痛心疾首，有些朋友更大声疾呼，要“拯救”“捍卫”！我们认为，客家作为一个文化族群，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在闽粤赣客家聚居的中心地区，该族群相当稳固；而在边缘地区，有“整合”出去的，也有“整合”进来的，进出大致相抵，局部无碍大体。面对这种局部的“文化整合”，坑梓新村黄、卢屋卢所表现的文化认同心理，富有启发性；弱势族群逐步放弃其某些文化，必有其出于自然之道理，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甚至主动靠拢强势文化，以适应社会、时代之进步；面对这种“文化整合”，文化工作者与当事者之不同，只在于更冷静的分析和更热诚的因势利导，并极其小心地提醒弱势族群对自己的文化不可虚无主义地一概否定，在“整合”过程中让自身文化的优秀部分发扬光大──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这不是倒退，而是进步；这里不存在胜负输赢，有的只是整合各方的更加强壮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