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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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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 17:38: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香港客家村时间:2014-09-18  | 来源:未知  |  作者:客都网  |  点击:352
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平原,有一条叫“崇正新村”的村庄,它是客家人在香港的最大村落。村内的建筑既有客家人的传统民居,更多是本地形式的低矮石屋。

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平原,有一条叫“崇正新村”的村庄,它是客家在香港的最大村落。村内的建筑既有客家人的传统民居,更多是本地形式的低矮石屋。在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村庄内,居住着将近3000多位包括梅县、大埔、蕉岭、平远、丰顺及惠阳、宝安客家人。他们融洽相处,并有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

     团结互助 创办新村
     内地客家人的村落,大都以1—5姓氏聚居成一地。而这个村庄却有78个姓氏,故而并没有一座属于某姓氏的祖宗祠。虽然他们也以春节作为村内每年最大的节日,虽然他们都以客家话为主要方言,饮食习惯亦与内地客家人无大分别,但它的民风习俗始终与内地客家人不尽相同。

这条村原地名叫“红枣田”。在清朝康熙初年,已有宝安简姓客家人在此居住,随后迁来了陈姓宝安客家人。至二十世纪初,又有宝安籍客家人李斌华家族迁入(其后裔李静波是后来村中的主要理事)。当年的居民以从事水稻种植为生。由于此地水源不足,始终非耕种良田,早期居民繁衍不多。迨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旅居海外的客籍华侨获悉新界土地可自由购买及搭建房屋,且在英国人的管治之下,相对动荡不安的国内较为有利于生命财产的保护。加上地理位置又处在家乡与南洋通道之间,往来方便,故此陆续有一批批梅籍华侨经由南北行引介在此买地和兴建居所。而简姓原居民也巴不得善价而沽。久而久之,梅籍华侨相互引荐,遂令这大片土地逐渐成为梅籍华侨的聚居之地。但那时人口仍然不多,在行政划分上仍属于隔邻的水蕉老围村。随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内地政权的更迭,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进入香港,经同乡、朋亲互相介绍,其中不少客籍新移民便居顿在此。比如十九路军抗日名将李扩(家名李秉钊,梅县白宫人);陈诚将军的秘书古贯郊将军(梅县古圹坪人)及其曾任国民党某军军长的胞弟古思(又名古政平);原国民党中将赵公武胞弟赵永健师长(大埔县人);原国民党某部师长,1948年担任梅县自卫大队长的梁定中(梅县西阳人)。当年富甲潮梅地区的商人陈富源亦在此购入大片土地。很多国民党的小官小吏,如梅县白宫乡李伯浩乡长,原梅县西阳中学朱汝寿校长等均先后携眷居住于此地。原村民亦甚欢迎这批新移民,一来可以壮大村中势力,二来他们大都知书达礼,为未来筹建新村广纳了一批社会精英。事实上村中父老至今仍然十分钦仰当年这批贤达为该村所作的贡献。而原来购置了大片土地的华侨富商亦乐意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廉卖予迁来居住的同乡。呼朋引类,村内的人口不断攀升的同时,电力、食水、道路等公共设施却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行政管理上又受肘于邻村,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李文康、梁干臣、古贯郊(现任村长古强华之父)、梁定中、林志君及林海澜(蕉岭人)、徐根源与谢作谋(梅城人)、林向春(梅县白宫人)等发起筹组新村。经过多年努力,终于1957年正式成立以代表客家人崇尚正义的美德及客属团体“崇正总会”而命名的“崇正新村”,并属在元朗区18乡内。而村公所的日常运作及经费亦由村内侨贤及各家各户捐献。当年新村有二位村长,其一为代表梅籍客家人的李文康,另一为代表宝安客籍的李茂来。村监事为上述发起人,另有杨汉生、陈鼎元,记录文书为梁定中将军(梁能写一手极漂亮的毛笔字)。而这批能文能武的饱学之士,亦发挥客家人写得的优势,不断上书理民府为村民争取应有之权益,并逐一得到解决完善(如供水供电各项工程费用),嗣后又争取修建马路。逾两年,由元朗市区通往崇正及黄泥墩的公路正式建成,大大方便了村民的出入。当时的村民大多以种菜、养猪养鸡为业,尤其养母猪,供应乳猪予游客和驻港英军的生意最为蓬勃。而且养猪种菜还得到港英政府的贷款扶助,所以新村先后成立了养猪和蔬菜合作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崇正新村人口最鼎盛的时期。由于内地改革开放,大批侨生侨眷获准出国出港,这些新移民均选择居住在这同声同气的村庄内。当时,香港的经济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极需劳工和其它人才,薪金收入远较传统的养种高出好多,“人往高处”,村民们纷纷弃耕弃养,入工厂当工人或商业机构职员,有些甚或在街头路边摆卖熟食蔬果、衣物杂件,成为流动商贩,既方便了市民,同时也激活了内需经济。过去养猪的猪舍,很多为配合所需改建、改装成新移民居住的出租屋。廉宜的租金,吸引更多客家新移民入住。屋屋人头涌涌,家家阿姆(客家)话盈耳

崇文重教 打造名校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由原居民创立的村内小学“永安学校”已不敷使用。1959年,当时村内的侨贤梁干臣连同其它热心人士捐出大块土地,在“华侨日报”社及慈善家田家炳先生的悉力赞助下,在村马路边建立了崇正公立学校(小学)。学校有4万多平方英尺,有九间课室及一间“植我”图书馆,另有教务办公室、校长室、实验室及娱乐活动室,还有大片花园及休憩凉亭。绿树红花,书声琅琅,被誉为“花园学校”。学校董事长为梁干臣,校董为热心教育而又精通英文的蕉岭籍人士林海澜,并由他在创校及办学过程中,担当与政府的申诉调办人。另有热心乡贤李文康、徐根源、谢作谋、李幼立。校长则为热心教育的蕉岭籍人士林志君。

    学校除招收本村学童外,也招收邻近村落的适龄少年。在客家人崇文重教、治学严谨的风气下,学校蓬勃发展。尤其七十年代初,在第二任校长尹惠和(194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四邑人)和校董们的努力下,学校教学素质突飞猛进,学生成绩显赫一方,连锦田外乡的学子都慕名前来求学。全盛时期学生超逾800多人。尹校长80年代中退休后,先后由陈鉴泉和黄鸿志接任。他们克尽全力,令学校保持着名校的美誉。

    多年来,村内的两间学校为客家子弟培育了不少人才。最出色的有古贯郊将军的五位儿子:长子古世华曾任香港九龙区著名的协和中学副校长近三十年;次子古健华曾担任驻守荃湾区高级警司直至退休;三子古强华曾任元朗区消防总队目,退休后担任崇正新村村长;四子古成华为交通高级督察;五子古康华为警署督察。大埔籍的陈光真成为香港救护助理总长,大埔籍的张延椒曾任香港消防总长;蕉岭籍的汤先生之子成为本港著名律师;大埔籍的张贤登成为元朗区连届区议员及立法局竞选议员,梅县籍的林岭宗、黄鸿志担任校长多年。至于成为医生、测绘师、会计师、教师者更不胜数。客家人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的精神令崇正新村、崇正学校多年来成为元朗区的模范村和模范学校。而村内亦有不少对社会卓有贡献的贤达,如元朗中都国货公司创业人郭梅清(梅县玉水人)、潘德兴(梅县南口人)等。仍健在的梁广德(梁干臣之孙)、吴伟浩(梅县西阳人)、曾汉英(蕉岭人)和“武训”式的善心婆婆李松娥等等。


      新村风情 三喜堂花炮会
     崇正新村的公共活动组织是不问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三喜堂花炮会”,他们在每年农历的3月23日,组织村中近百名会员,穿上不同服饰及各种打扮,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参加在元朗市区举行的18乡“天后诞”巡游。清晨,长长的队伍抵达理民府,理民府派出官员为舞龙舞狮点睛后,一村接一村的表演队便在市区扭龙舞狮,鼓乐喧天,尽情表演,场面壮观热闹,沿途引来很多市民围观。能舞出40—50米巨龙的则最为荣耀,亦表明该村较有经济实力。龙狮队伍最后抵达大树下的“天后庙”,各支表演队伍再使出浑身解数,举行抢宝游戏。崇正新村在1968年,抢得“丁、贵、财”等三炮,即为最吉利的花炮。全村村民欣喜若狂,并从此命名为“三喜堂花炮会”。同时,集资购入村内500平方米的会址,兼作老人活动中心。夜晚,会所内筵开数十席,并举行投标、抽奖等文娱联欢活动,会员扶老携幼,饮酒猜枚,歌舞升平,通宵狂欢,整条村庄洋溢在节日欢乐中。

    三喜堂花炮会活动经费大都由热心人士赞助,及由村民推举有热诚有威望的村民担任理事。要加入该会成为会员,每人每年只需缴交350元的会费;如果新入会,则要先交2000元的入会费。除了农历3月23日大巡游后的宴会外,还在每年正月初八中午在会址内,大摆宴席。另外,每位会员在当日可领取五斤新鲜猪肉券及三斤烧肉券。

     此外,平日会员家有丧事,会里除派代表前往参加丧礼及慰问外,同时致送1000元帛金。其它会员大都自发地慷慨解囊,加以援手。而这种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纯朴习俗,正正就是旅外客家乡亲庄重自强,异地扎根,得以世代传承的客家精神的最佳体现。


     客家民居的代表作——慎德居
     楼高二层,占地千多平方米,内有32个大型房间,外墙用石灰拌和水泥建成的慎德居,俗称大梁屋,以雄伟宏大的格局,屹立在崇正新村的中央。它是原籍梅县西阳河北乡大和里的梁干臣先生于1930年购入的宅基地,再于1934年聘用蕉岭县47位泥水匠,历时两年多,耗资2万港元兴建的。它的建筑外貌和厅堂的巨杉横梁,精雕细琢,委实是典型客家民居的代表作。而梁干臣是位白手兴家极富传奇的一代华侨典范。他16岁飘洋过海到印度尼西亚,由开初替人打工的小店员,凭自己的双手奋斗,执着坚持,到50岁时终成为印度尼西亚一方的富翁。纵然成了富翁,其日常生活依旧甚为俭朴。据其裔孙梁广德回忆说,他们年幼时嚷着要吃香蕉,其祖父会将一条香蕉分成4节给他们4个子女。不过,对公益事业却非常慷慨大方。他在元朗崇正买下的大片土地之中,拨捐出不少用来兴建崇正学校和客家庙宇——万福堂,同时还赞助了大量金钱给村里的公益事业。他开明通达,仁厚待人,无论乡绅或平民都融洽相处。1965年,梁干臣老先生在崇正新村逝世,出柩那天,前来辞灵的多达数百人,感天恸地,极备哀荣,可见村民们对他的拥戴。


     时移势易 新村巨变
     崇正新村最大变化是人口逐年下降和老化。原本纯朴的自然村庄渐渐变成城市化。由于崇正村民均非原居民,他们的子孙后代没有权利在自己购置的土地上另建居屋居住(原居民享有丁屋权,即男丁可建造政府规限面积的居所,自己不建,还可将丁屋指标“权利”转让。)再加上村民职业改变及收入增加,令村民的后代逐渐迁入繁华的市区。近年来西北铁路和三号高速公路贯村而过,使得不少崇正村民的原居所需要拆迁。好些村民获得政府的赔偿,凑合平日积蓄,便在市区或合心水的屋苑另置居所。条件较差者,亦可接受政府安排入住廉租屋。符合入住政府公共房屋的低收入家庭,也陆续按序上楼,迁入市区或郊外的屋村。以上种种原因,遂令村内人口由全盛时7000多人逐步下降到约3000人。

      曾经作育英才享负盛名的村内两间小学,由高峰期每间800多学生急减至现在的百零人,正面临政府的杀校命运。节假日间或返村探望长辈的客家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周遭环境习惯的影响,讲流利纯正客家阿姆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回顾崇正新村的昨天和今天,真可谓沧海桑田。展望未来,这条典型的客家村势将更加本地化、城市化,时代的滚滚车轮,只能带给人们不胜的唏嘘和片片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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