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专题

鹏城浪子

不能尘封的记忆。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

鹏城浪子

不能尘封的记忆。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

鹏城浪子

不能尘封的记忆。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

鹏城浪子

不能尘封的记忆。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

鹏城浪子

不能尘封的记忆。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

鹏城浪子

不能尘封的记忆。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

夏荷

本專題帖出的照片，前半部分多數是資料圖片，後半部分［不能塵封的記憶］是東縱老戰士羅歐鋒在戰爭年代拍攝的。這些珍貴的紀錄，讓我們今天能看到這些共和國的功臣當年
堅苦卓絕的鬥爭，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今天幸福的生活。
東縱戰士絕大部分是客家人，我們這裏的港九獨立大隊也一樣。

小于一

这个帖子太好了，比《东江纵队史》更通俗易懂且内容丰富。遗憾的是看不到照片。

念亲恩

对不起！我要按的是顶。按错键了。对不起！

夏荷

這麼多年的帖都找出來，我都忘記了。
今天晚上，香港“深圳寶安大龍華同鄉會”與“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在沙田舉行新春茶話會，紀念曾生司令誕辰一百周年。有一席是邀請香港工聯會的，當年曾司令在香港領導工運，是海員工會領導人，一九三八年回去組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當中很多骨幹是從香港追隨曾司令回去的。
現在先送一段曾生回憶錄，以後有時間才補一些照片，因為今晚要去幫忙，很快就要出發了。

夏荷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在家乡和香港读书
一九一零年(清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坪山乡石灰陂（现属宝安县）。
坪山乡（现坪山镇）位于大鹏半岛北端，东南濒临大鹏湾，与九龙新界山水相连，西南是深圳，东北接连惠州。这里是客家人居住的地万。由于交通近便，很多人到香港去做工。也有不少人去当海员或到外国当侨民。因为接触外来自的新事物，这里的人，特别是青年，头脑比较开通。坪山是个丘陵地带，土地贫瘩。据传是“本地人”不愿在此居住，才由客家人来开垦种植，世代相传。这里的人能吃苦耐劳。更因为男人们大多外出谋生，留在家乡耕种，照顾老小，料理家务的都是妇女，所以人们郡说客家妇女最能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江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坪山和邻近各区乡都有农会的组织，这里的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坪山是我从小受到良好董陶的地方，也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一个基地。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常常回到坪山来进行破除封建迷信，宣传进步文化思想等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广州后，我在香港接受了党所交托的到敌人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也是首先回到坪山来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坪山的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支持我们的斗争。坪山成了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最早建立的一个坚强的抗日游击基地。所以，几十年来我对家乡坪山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它十分热爱。
我的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名叫曾庭杰，小名曾生。我小的时候取名叫曾振声。因为客家话“振”与“曾”读音相近，而“声”与“生”又读者相同。我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时，就用“曾生”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我父亲青年时候没有读多少书，因为生活所迫，只身跑到香港，在英国轮船上当厨师，随船到过欧、美、澳、亚各洲的许多大城市，算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小的时候，常听他讲述关于海洋的知识和世界各地的见闻，开拓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寻求新知识的欲望。我后来因在广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跑到香港去做海员工作，多少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一九零零年以前，父亲利用一次行船到澳大利亚的机会，离船上岸，留居悉尼做厨工。过了一些时间，宝安县南头的袁绍麟来到了悉尼。袁是轮船的管理员，因为他不是合法入境，在澳大利亚没有户籍，就借用我父亲的名义租了一座房子，开了一间商店，取名“安和昌”。我父亲在这间商店当伙计，做些搬搬抬抬的力气活。经过几年的苦熬，父亲积蓄了一点钱带回家置了十几亩田，作为母亲和我生活的经济来源。我在香港搞海员工运时，为筹办一间招收海员子弟读书的“海华学校”，征得母亲的同意，卖了几亩田。后来，在东江纵队工作期间，部队经济困难，我又征得母亲的同意，把剩下的田全部卖掉了，把卖田的钱用来补充部队的经费。这也可以说是将我父亲的遗产贡献给了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造反派”到我家乡去调查，要找材料证明我家是 “地主成份”。当地的群众出来说公道话：“曾生的家庭怎能说是地主成份，卖光田地支持革命的，我们这里就只有他一家！”
（（之一））

夏荷

我的母亲叫钟玉珍，是坪山邻乡的龙岗墟沙梨园人。她也是客家人，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思想开明，通情达理，为人厚道，勤俭持家。她针线活很好，除了种田以外，还兼做裁缝。父母只生我这一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但不溺爱，从小对我要求严格。父亲长期在外谋生，母亲和我朝夕相处。我对母亲的热爱超过对父亲。母亲勤劳善良，宽厚待人，同情贫弱的品德，对于我的一生都有很深的影响。母亲对我不仅有养育之恩，而且积极支持我从事革命工作。抗战时期，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她跟着我们打游击。她还帮助我带养儿女，遇到情况紧急时，就用箩筐挑着我的儿女转移。历尽艰险。她真是一位平凡而高尚的女性，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母亲。她于一九六二年去世，骨灰被安放在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我现在虽然也年老了，但仍然经常怀念她。
广东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策源地。从我出生到十岁这段时间里，广东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时局动荡多变，斗争十分激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个革命胜利果实，不久便被北洋军阀的袁世凯所窃夺。孙中山从广东发动第二次革命，结果又失败了。广东为袁世凯的忠实走卒龙济光所盘踞。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这三年中，龙济光为了镇压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拼命扩充军队，而把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给人民。他不仅强征暴敛，盘剥百姓，还重开赌禁、烟禁，允许娼妓公开复业，以增加税收。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为了反抗暴政，惠阳地区的革命党人。曾经多次发动反袁讨龙的武装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一九一六年初，陈炯明领导的共和军围攻惠城之役。这场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激烈的战争殃及离惠州不远的坪山乡。龙济光的军队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一九一六年底，龙济光被赶走了。却又来了桂系军阀。在桂系军阀统治广东五年的时间里，承袭了龙济光的劣政，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军费比龙济光时期还要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因而造成社会混乱，盗匪蜂起，人民纷纷外逃。那时我刚刚懂事，常常听到家乡的父老气愤地讲述这些事情，我虽然不能深刻理解，但却使我知道了封建军阀是坏人，军阀打仗，百姓遭殃的道理。
（之二）

夏荷

我六岁开始在家乡福音堂读书，一年后到知新书室（私垫）就读，以后又转到龙岗墟外祖母处的沙梨园小学读了两年。十岁那年我读完了初小。由于当时广东的政局十分动荡，我伯父曾学田便通过香港超然学校校长胡雨川的关系，叫我和他的孙子曾琮一起到超然学校去读书。曾琮论辈数是我的侄子，但与我同岁，我们从小就很要好，于是便结伴同行。我原以为香港的学校会比家乡的学校先进，没料想超然学校却十分落后，课程没有什么新知识，净是讲老八股文章，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老师随便体罚学生。特别是那位胡雨川校长，更是一个封建老顽固。他对孙中山的革命党很仇视。曾写过一副长对联辱骂孙中山。送孩子到这所学校读书的家长，大多数也是象我伯父那样的老古板人物。他们虽然在香港这个洋人统治下的殖民地生活，却仍然是满脑子效忠清朝皇帝，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我这个从乡下来自的，又读过几年新学堂的学生，对于这些陈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常常在课堂上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孙大炮”的胡雨川校长，内心十分反感。由于我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讲的是客家话，胡雨川听不太懂，因而对我这个“客家仔”不存好感，这就免不了要发生冲突。有一次。胡雨川叫我站起来背书，我的客家音重，他听不清楚，就说我不用功学习。我争辩了几句，他就用教鞭朝我的头上打来，打得我很痛。我从小就有一股倔强的脾气，受不了这种屈辱，就把他的教鞭抢过来，折成两段，往他的身上掷过去。那时我还不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但天真地认为他打我一鞭，我掷他一下，这是很平等很合理的事。没有料到这可闯了大祸，按当时当地的规矩，这就是“造反”，是会被立即开除学籍的。曾琮马上在伯父面前讲了一些袒护我的话，伯父又在胡雨川面前赔礼道歉一番，才把风波平息下来。但是，一波末平一波又起。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李冬虎，长得胖胖的，大我两岁。他自恃力气大，经常欺侮年纪小的同学，大家都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牛王头”。有一天，他又欺侮和我同书桌的李琦同学。李琦个子瘦小，斯斯文文，学习成绩很好。李冬虎自己不好好学，却妒嫉学习好的人。他借故突然揪住李琦的头发，把李琦的书抢去。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警告李冬虎，要他立即把书还给李琦。这个“牛王头”就挥着拳头冲着我骂道：“关你什么事，你这个客家仔，是不是要和我比试比试？”我也不服输，就回答他放学后在校门外较量。放学后，我们两人走出校门就挥拳踢脚地扭打起来，经过几个回合，李冬虎被我压在地下认输求饶，我才罢手。围观的同学无不拍手称快。从此，李冬虎再也不敢欺侮同学了。李琦同学因为我帮了他，就对我很要好，常常同我和曾琮一起玩，班里的同学也对我抱有好感。但是，胡雨川校长却不问是非曲直，认为打架就是违犯了校规，声言要处分我们。我也不管他，照样上课学习和同学们玩耍。他就多次在我伯父面前告状，说我难以教化。伯父无可奈何，只好让我回坪山读书。
其实我对这所超然学校已经十分反感，早已想回坪山读书了。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是有钱人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太不平等。洋人把自己看得很高贵，把中国人看得很低下，中国人受了洋人的欺侮，只能忍气吞声。看到洋人动不动就打骂中国的工人，特别是一些外国水兵，喝醉了酒就在街上乱喊乱跳，见到穿著较好的中国妇女就追逐、搂抱，我幼小的心里就感到很难受，很气愤。所以，伯父叫我回坪山读书，我真感到像获得自由的小鸟，高兴地飞回了坪山。
（之三）

夏荷

到澳大利亚求学
我回到家乡在坪山小学继续读高小一年级，同原来相识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过得十分愉快。不久，父亲来信要我到澳大利亚去读书。这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舍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另方面，又觉得这是寻求新知识的好机会。当时，中国军阀混战，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之后不久，滇桂军阀入粤，把陈炯明赶出广州，坪山正处于交战的边缘地带，直接受到战火的蹂躏，很多青年人都想到国外去谋出路。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就说：“阿声，你放心去吧！到父亲那里好好读书，有了知识将来才能找个好的职业，不要为了我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于是，我便按照父母的意愿，于一九二三年离开故乡去澳大利亚。母亲为我收拾了行李，并亲自送我到香港，一直送我落了船，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父亲怕我初次坐远洋轮不习惯，就嘱托轮船管理员曾三叔照顾我。曾三叔是惠阳县淡水人，是父亲过去在轮船上的同事，为人忠厚乐观。我跟着他和十几个工人挤住在不大的船舱里，他怕我晕船，特地买了一些糖果给我吃；他怕我离开了母亲感到寂寞，就给我讲了许多行船中的见闻和故事。由于曾三叔的照顾，我在船上过得还比较愉快，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但是，在船上我也看到一件令我很惊讶的事情。我见到一群人惶惑地蜷缩在船舱幽暗的角落里，我问曾三叔他们是什么人，他就向我解释说，按船上的行话，这些人叫做“屈蛇”。因为很多人在国内无法谋生，就到国外去寻求活路，但又买不起船票，只好靠相熟的船员掩藏在船舱里。当军警或船老板来检查时，这些人就象蛇那样，蜷缩到床底下或木箱里，由中国船员去对付检查人员，求得蒙混过关。倘若被查出来就要被抓去坐牢或驱逐出境。因而，这些人就得此“屈蛇”之名。听了曾三叔的解释，想到我们祖国的贫弱，看到我们同胞这样穷困可怜，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些“屈蛇”的形象，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之一）

夏荷

船到达悉尼靠岸后，曾三叔带领我见到了父亲。父子相聚自然十分高兴。我住在“安和昌”商店的一个阁楼里，设备虽然简单，但我这个刚从农村来的孩子已感到很舒服自在了。
遵照父亲的安排，我先到一所教会办的补习学校读书。不久，去读初中。初中毕业，就转到商业学院去学习。商业学院是一所自费的职业中专学校，主要课程有：会计、广告、打字、速记等。父亲所以末让我接着读高中就转去读商业学院，就是希望我早日学些商业知识，毕业后就能赚钱养家。由于“安和昌”商店主要是做华侨和中国船员生意的，夜间生意较旺。晚上我帮助商店做些事，所以接触到来自各处的中国船员。在和他们的接谈中，我又增长了很多见闻和知识。我还到附近的汽车行去，学习过修理汽车。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居住着白人、黑人和中国人。在这里虽然谋生比较容易，但中国人很受白人欺侮和歧视。他们把中国人看作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不出门感觉不到这种耻辱，一出去活动就被白人孩子讥讽嘲弄。他们用英语骂我，还以为我听不懂。这时我已经长大了，和在香港读书时不一样了。在香港只读了一些过时的八股文，见到洋人欺负中国人，只会感到难过和愤怒。而在悉尼，我学到了一些新知识，同时也增长了民族的自尊心，意识到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负的责任，暗地里立下了效忠祖国，振兴中华的志愿。我希望自己长大了能为祖国多作贡献，希望祖国尽快地富强起来，使中国人能够在世界各地昂首阔步地走路，不让别人看不起。
我在商业学院毕业以后，父亲就对我说：“我己年近花甲，俗话讲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想回家乡去安度晚年了。”我听了很高兴，这也正合我的心愿。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底，我便和父亲回到了坪山，与母亲团聚。
我离别家乡的六年期间，中国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举行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井岗山会师，等等。作为一个已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我对于这一连串的重大事变既感到新奇，又引起了思考：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将走向何处去？
（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