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想象力从社运开始

hakkanews

做音乐的时候我除了会让乐团成员知道词背景之外，只有两点是会在意的：找到最适合的音阶；音乐的走向要契合歌词。

林生祥《我庄》专辑封面

　　东方早报：这张专辑插电了，配器也多了，说是因为2011年草莓音乐节上你们木吉他的声音被何勇跟扭曲机器乐队的声音盖过，所以决心也插电。
　　林生祥：其实是因为录音的时候吉他手和贝斯手听了十五分钟音乐，立即决定这张专辑要插电，包括我的月琴。做音乐的时候我除了会让乐团成员知道词背景之外，只有两点是会在意的：找到最适合的音阶；音乐的走向要契合歌词。除此之外我会让乐手判断要怎么演奏，因为乐手有乐手的生命，我只负责写架构而已。
　　东方早报：这张专辑的感觉挺生猛的，录音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林生祥：我们在录音前五天碰面，彩排了四天，做了个演出就进棚了，录音棚里一共只呆了三天半。这样出来的音乐就比较鲜活。
　　东方早报：依然是钟永丰写了词给你谱曲吗？
　　林生祥：有一部分是这样，一部分我拿到词两个人还要来回商量很久。比如说《课本》，我希望有一段合唱，所以请永丰把词意反复调整到那个架构里去。当然大方向不会变。
　　东方早报：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懂客家语，但是听你们的音乐依然觉得亲切，却说不明白是为什么。
　　林生祥：我一直有个梦想，想去甘肃听花儿。亲切大概是因为我的音乐里有很多传统因素，比如曲大部分都是五声音阶。传统音乐里有联结普罗大众的东西，有活蹦乱跳的音乐生命。我的音乐里有某些部分远离了西方音乐的聆听经验，这也是大家觉得亲切的原因吧。
　　东方早报：这次的专辑里有几个不同于传统的农村新角色——仙人、知识分子、政客、黑道。在美浓，这些角色在农村的真实景况怎样？
　　林生祥：仙人（指不事生产，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的闲人）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女儿见到仙人还会打招呼。农村和城市各有不同的包容，但是对仙人农村显然更包容。在我们这里，对一些没有能力去城市谋生的人，自有一套和平共处的方式。仙人不承担社会责任，自由，跳出局外，有很强的想象力。写有趣的仙人们，是想说农村中并不只有老旧，还有良好的规范和古老的智慧。
　　其他的角色，由永丰来说更合适。
　　东方早报：你曾经离开家乡，又回归并决定定居，为什么？
　　林生祥：我本来就不是适合城市生活的人。大学念的淡江大学，偏居一隅。后来服完兵役又选择了一个山脚下的小地方工作。我很幸运，住在乡下自在又自然。
　　东方早报：你怎么处理搞社运和做音乐之间的关系？
　　林生祥：1998年的时候永丰从美国念书回来，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搞社运，说是做运动精彩又好玩。当时我自己做音乐碰到低潮，不知道社会在干什么，不同的群体在想什么，就跟着他到处跑。他总是能看到事情不同的角度。做社运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人事，看社会更立体了，这些都成为我创作的养分。
　　后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美浓反水库运动音乐纪实》。当时我第一次把唢呐、锣鼓等民间乐器摇滚化，想着既然在做运动就应该让音乐也运动起来。可以说，我的音乐想象力从社运开始。
　　东方早报:很多时候社运没有看上去那么美，你有没有失望过，想着不如放弃，单纯做音乐。
　　林生祥：没有。我很幸运，能够不用做其他职业养活自己，音乐就可以。这些来自众人的滋养和爱，是支撑我做音乐和搞社运的力量。社运不容易，庞杂又高压，但是我一直都有支撑的力量。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而且在和不同群体的对话过程中，我从未失去对很多人想法的好奇。我从不觉得自己都是对的，这种对生命的挑战促成的对话是我很重要的养分来源。
　　我住在农村，唱农村，但是心里知道农村生活并不是那么浪漫的。就像那首《草》里所写，我们用农药，好比我妈妈看到草就受不了，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拔草。后来有了农药就越喷越凶，搞到现在带小孩去钓青蛙都钓不到半只。
　　农业要面对的情况显然不仅是草。很多农村问题农人们都应该检讨自己，看看自己在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做错什么。
　　东方早报：钟永丰说农村“无脑”已经很久，好在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回乡，能够利用资源比较纯粹地生活。但是如《课本》里所唱的传统农村图景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回归而得以保留，变化是必然的。在你心里有没有一幅离乡的农村图景？
　　林生祥：一个地方不会因为一个个体而改变。我在美浓搞社运已经超过二十年。大家在一起讨论社区发展的方向，也会借鉴学者和国外的经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也永远不会结束，下一代人还得接着做。
　　这两三年我们的目标是让原先造水库的地方变成自然公园，事情总得一件一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