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广东客家移民的研究，笔者在撰写《客家人与19世纪末、20世纪处的广东革命运动》一文中，1曾涉及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由于此问题非讨论的重点及篇幅所限，故未能充分展开。应当说，晚清是客家人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广东客家人出现许多新的特点。下面就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
关于历史上客家人的源流和分布，前人已做过大量的工作，2尽管在某些方面至今还有较大的争议，但自明朝以来，“客家人的主要集中地在广东”是取得共识的。3然而，与成绩斐然的客家源流和分布之宏观研究相比，以广东为代表的区域性客家研究却显得有些滞后。研究成果的多寡，则多少反映出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有关广东客家人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近年以来，较早关注广东客家人情况的是日本人。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于1932年撰写的《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4开创了以广东作为区域性客家人研究的先河。但应指出的是：该文是当年日本情报部为侵华之需要，试图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以寻求征服和奴役中华民族的良方。故此文虽然谓之为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但不过是带有鲜明政治目的和偏见的调查报告。因之，此文不属于严肃的学术论著。且该文重点在民国成立之后，亦对我们所关注的晚清时期的客家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反映。此文之后，对广东客家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休眠之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侯国隆先生在广东各地县志办公室人员的帮助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写出《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5方又引起学术界对广东客家人之研究有所重视。尽管该文属于现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但所提供的客家人现实的居地分布情况、人数以及占各县的比重等，仍对研究清末广东客家人的分布很有裨益。
由于客家人在晚清的活动，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戚戚相关，因此不解决当时广东客家人的居地分布、人数及其状况这一问题，不仅无益于客家历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无法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历史。从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来看，记载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情况，以清光绪《嘉应州志》较为翔实可信。该书卷七《方言》篇称：“仲和案：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6写此段案语的仲和氏，即《嘉应州志》的编纂者温仲和。他属本州人，据《兴宁温氏族谱》记载，嘉应温氏是从山西、河南经浙江、福建，辗转迁徙到粤东的。7他既是客家人，又生活在清光绪年间，对当地客家人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温仲和所记载嘉应州及左近客家人情况比较可靠。通过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我们得知当时广东地区客家人的大致情况：
一是其居地分布区域。当时，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二府、二州、十三县之地。二府是潮州府和惠州府；二州是嘉应州和连平州，十三县是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大埔、丰顺、永安、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等地。以上地区是客家人主要集中地区，亦即通常所谓的纯客家人居地。而客、土杂居地区，其范围则很广，几乎遍及广东各地。正如《嘉应州志》所说：“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广东客家人居地分布区域，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变化也不太大。如著名客家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统计，当时广东的纯客住县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河源。”8嘉应州后改称梅县，来安后易为紫金，镇平即后来之蕉岭。兴宁、五华、平远、龙川，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不仅地名称谓未变化，而且纯客家居地亦同。罗氏的考证，除新增仁化、赤溪、始兴等地之外，把丰顺、博罗、河源划人非纯客住县。9尽管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客家人居地有些变化，但是其主要集中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范围。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客家人的调查也大体如此。10
二是客家人是有自己语言体系的群体。当时，不但“其土音大致相通，而且被广州本地人称之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可见，客家人是一个有着共同语言体系的群体。温仲和在《嘉应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叙述客话源流及在当地流行的情况。最后，他在卷末说：“旧书志无方言，此篇为特创，前无所因。…·为述所以编之意，俾览之者，知客话源流之所自焉。”11后世学者对客家语言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面世，兹不赘述。12总之，客家有自己语言体系，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我们对清光绪年间广东客家人居地、方言等情况大体有所了解。
二、 晚清广东客家人数
晚清时，居住广东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前人并未做过确切的统计。罗香林教授曾说过：“客家人口，到底共有若干?这也是从前研究客家问题的人老弄不清的一点。” 13他在吸收中外有关客家人口研究成果之后，采用分类分级核算的办法，得出“估计客家人口约二千五百二十余万人”的看法。14
罗氏对客家人口的估计，涵括海内外客家人的总数，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这对了解清末广东客家人数帮助不大。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对20世纪30年代广东客家人数有所调查，认为：“在广东全省居住的客家约五百万人，广东系客家移住海外南洋方面约百万人。”15这也不过是一个估计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由于清末广东客家人口数目，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做一些考察分析。在有关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利用某些相关资料做些推论。
据当代人口史专家
姜涛先生考证，广东人口：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为29800177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29811390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29825952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29839293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29852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29866133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29880675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29897465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319719613人16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光绪末年广东人口当在3000万左右。
姜涛的上述考证，应当说是可信的。17又据前文提到的侯国隆先生在《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中统计：“全省有客家166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5901 万〈1987年统计数，不计海南岛〉的28.17%。”作者通过对全省79个县〈市〉(包括不带县的东莞、中山两市及潮州市)调查，发现“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是72个”。而“客家人占99%以上的县有梅县、大埔、蕉岭、五华、平远、和平、龙川、连平、河源、新丰等10个县。此外，兴宁占98.2%，南雄占97.61%，陆河占97.64%，始兴占96.8%，紫金占98.07%。如果以纯客家、非纯客家概括的话，这些超过95%的县应归属纯客家县，共15个……”18
上述侯氏的调查资料所列举广东省的总人数5901万，这是1987年广东省人口普查时得出的数字，应当说这一数字是准确的。其他关于客家总人数1662万人以及占全省总人数的比例、各县(市)客家所占比例，都是在各地方志办公室人员帮助下经过实地详细考察得出的结论，应当说比较真实可信。
另外，有一则关于宋代中原迁粤人户数字，亦可作为旁证资料。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客户”(新迁人的人户)占广东总人户的39%，有不少州的“客户”比例多于“主户”(原住户)。如地处韩江流域的梅州，“客户”竟占到52%。又如南恩州，“客户”占78%；雷州，“客户”占70%；广州、端州“客户”均占55%。当时，广东人户比唐时增加2.7倍，全境共有584284户。19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从中获得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一是清光绪末年广东全省人数为3000万左右；二是宋代广东客家占总人数的39%；三是80年代末广东客家有1662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28.17%。如果以宋代客家人39%的比例来推算，清末广东客家人数约在1100多万人。如果以近年28.17%的比例数推算，清末广东客家人数约有800万人。两个数据哪一个较为接近事实呢?我以为后一个参考系数更大一些。因为宋时的统计数字本身准确性就较差，而且宋以后又经明清时代。其间客家的居地变化很大，人数自然有不少变化。而从清末到当代，广东客家人居地变化不大，亦未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事件，故客家人所占28.17%的比例数较为可信。通过上述分析来看，晚清广东的客家人数约有800多万人。所居住区域主要是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即今河源市、惠州市、梅州市、潮州市等地。而且，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到了清末，广东绝大部分县都有客家分布，客家实在是一大势力，客家在广东便是尽人皆知的事。”20
三、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特性
客家先民在辗转流徙和长期为生存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通常所谓的特征、特性等。这种客家人独有的特性，无疑是客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客家人特性的研究罗香林教授做了不少工作，他把客家人的特性归纳为七个方面：(一)各业的兼顾与人材的并蓄，(二)妇女的能力和地位，(三)勤劳与洁净，(四)好动与野心，(五)冒险与进取，(六)俭朴与质真，（七）刚愎与自用。21毋庸置疑，罗教授对客家人的特性研究有开先河之功。然而，客家人的特性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客家人的特性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的。罗氏的不分时代和地域的整体概述，今天看来，似乎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处。应当说，晚清广东客家出现许多新的特征，兹将其主要特性分述于下：
第一、宗族观念发展到更广泛的团体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很强的宗族观念，客家人也不例外。客家人尽管背井离乡，辗转迁徙，但始终不忘其姓氏宗族。正如有学者所说：“客家人在迁移和定居后为获得生存空间，必须增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聚力，而形成尊祖敬宗的共同心理。”22从明中叶始，客家人一直以建宗祠和修族谱来维系同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联系。但是，到了晚清，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种超出宗族观念的较高层次的团体精神，在客家人中间逐渐扩展开来。这主要表现在客家人中间出现许多非一族一姓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人员构成方面已不限于某一宗族，而往往是以某地区同乡会的形式出现。这些民间组织，世人通常称之为“会党”。当时，广东较有影响的有归善(今惠阳)郑士良领导的三合会，23新宁(今台山)李自重与李是男等组织的联志社，24梅县人谢逸桥、温靖侯等人组织的松口体育会等等。25这些民间组织不仅主要领导者是客家人，其中大部成员也是客家人。例如，三合会首领郑士良为归善的客家人；归善郑氏，先世系出河南荥阳。26联志社的二李，其先世均系出陇西的李唐后代，后辗转迁宁。27松口体青会的谢逸桥为梅县客家人，系出东山(今浙江绍兴)，远祖属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28温靖侯是著《嘉应州志》的温仲和同族人，温氏为客家不言而喻。
这种地缘组织不仅出现在广东各地，而且在东南亚各国的客家人中间也很盛行。如这一时期，新加坡出现不少客家人的地缘织，其中主要有应和会馆、茶阳会馆、惠州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等。又如，马来亚有嘉应会馆、惠州会馆、茶阳会馆、应和会馆等。29
广东等地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和团体精神发扬光大，对推动革命运动有着积极的作用。以后，孙中山先生成立同盟会，许多会党领袖和客家人都加入了。
第二、反抗斗争的目标日益明确
客家人在长期辗转迁徙中，不断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做斗争，从而造就了客家人特有的坚忍性和反抗精神。19世纪以前，客家人主要是与徙居地的地方势力抗争，故经常发生与当地土著的械斗事件。30
19世纪中叶，广西金田爆发了广东花县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不少广东客家人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尤其是在广东和广西一一清庭(廷)对客家人的压制，是非常严厉”。31部分参加太平军的广东客家人被迫外藏东南亚，一部分隐于乡间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广东会党当中有不少人曾与太平天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孙中山在初期筹划革命时，已经注意到这一反清力量。他曾说过： “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3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客家人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日益明显，而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广东香山(今中山)客家人钟荣光，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广州创办《可报》，并结交郑士良等进行反清活动。次年又创办《博闻报》和《安雅》，进行革命宣传。广东归善客家人欧渠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著《新广东》一书，“这是一本鼓吹广东自治，对全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的小册子”。33广东潮阳客家人林义顺，流寓新加坡，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易名为《图存篇》，秘密输人潮州、梅县等地，进行革命的舆论宣传活动。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与广东人张永福、福建人陈楚楠创办《图南日报》，用以宣传革命。广东番禺客家人潘达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高剑父等人在广东创办《时事画报》，该刊以“攻击满洲政府，指示革命方向”为目标。34此外，香港发行的《广东日报》等革命报刊也起到推动广东革命的重要作用。据有关专家统计，“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办的报纸就有十六七种之多。”35这其中有些是广东客家人创办的，大概不会有问题。
总之，历史进入晚清时期，广东客家人的反清斗争，日益走上更为明确的道路。
第三、广东客家人与海外客家联系更加密切
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广东与东南亚各地联系较为密切，广东很早就有人侨寓东南亚。36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割占香港之后，“都市初建凡百维新，需要大量人力；因之广东人士来此经营工商各业者与日俱增，就中亦多客家人士”。37香港不仅成为广东人南下谋生的地区，也是前往东南亚等地的中转站。据有关资料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香港岛约有5000中国居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成为华洋杂处之地，人口迅速增多。到19世末，港英政府管辖下的香港岛、九龙和租借地新界，人口逾36万。成为亚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38这些新增人口，“极大数是由广东前来谋生的男性青壮年，大体由‘本地’(广州)、‘福佬’和‘客家’三部分组成”。39由于“广东一带居民纷纷涌来，香港人口遂呈直线上升之势”。40这一时期，由香港转赴海外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890—1899年，中国移民每年离港人数是595028人，抵达香港是1072305人。41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广总督府的官方文件载：“广东人稠地瘠，小民生计艰难，出洋谋食者多，现在富饶之家大半自外洋而归。如汕头一口，有委员稽查，每岁附轮外洋者四五万，散处各岛者何止数十百万。”42这也可以说明，清末广东人到海外谋生的很多。这些流寓境外的侨民曲终关注着国内情况，与国内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不断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沿海省份的广东，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列强垂涎之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租借广州湾条约，把广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尔后，一些报刊登载了清政府将要割让该省的传闻，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开始寻找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路。此时期，广东籍海内外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一部分在海外的客家人中间的优秀分子纷纷回到广东和香港，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例如，霹雳务边埠(今马来西亚)华侨余东雄，新加坡华侨李炳辉、杜玉兴、罗干，侨居南洋的陈文襄、周华、黄世仲、温生才，暹罗〈今泰国〉某报曾主笔陈景华，前文提到生于美国旧金山的联志社李自重，越南华侨罗联、罗仲霍、罗遇坤，印度尼西亚华侨罗福星，留学日本的罗坤，南洋华侨、后留学日本的林修明，出身香港富商的李纪童，生于澳洲的谢绩泰等等，都是原籍广东的客家人以后的广东革命运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除了直接投身革命的志士外，大部分海外客家人采取捐款等方式支持国内革命。
总之，晚清时期，在广东面临被西方列强割占危机的形势下，使海内外广东籍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这种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客家自身的发展，而是以国家的命运为纽带。可以说，这正是客家人团结互助的特性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升华。因之，也正是这一时期，广东的客家人为正义事业献身精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四、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革命活动
晚清广东发生的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几乎都与客家有关联。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赘述。这里仅就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东革命运动中，具体的时间界定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
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这16年当中，广东发生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有七次之多。这七次起义是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庚子(1900年)惠州之役、癸卯(1903年)广州之役、丁未(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庚戌(l910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短短十几年之间，为什么广东会发生如此多的起义？这些起义与我们要探讨的客家究竟有什么关系？下面就此做些说明。
讨论广东革命运动，必然会谈到孙中山先生。而且，以上列举的七次起义，其中有六次是孙中山直接策划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确立开展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活动。随后，进行了以广东为重点的武装起义。乙未广州之役前，孙中山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的主张。43此役失败后，他又指示革命党人”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44这个根本之地选择在最南部的省份，“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45其中尤以“广东为最善”。46
孙中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定位在以广东为中心的粤、桂、滇三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地理位置便于外界接济。由于兴中会及后来成立的同盟会均发起于海外，许多成员侨居东南亚、日本及香港、澳门等地广东靠近香港、澳门等地，便于得到海外人力物力援助。
二是清廷疏于防范利于进取。粤、桂、滇三省地处边陲，远离京城，清廷疏于防范，利于进取。孙中山在发动乙未广州之役时，也看到广州防范松懈，利于攻取的一面。“广州之重要衙署不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虽为军事机关，第承平日久，兵驻左右，有名无实，绝不防卫，只有衙役数人把守而已。”47三是资财可观利于装备自己。孙中山看重两广，“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48还有其经济实力方面的考虑。孙中山认为：“夺取广州后，我们至少可获得十万支新式步枪、充足的弹药、数百门新式大炮以及兵工厂。此外，还可以获得大量现款和物资补给。”49
孙中山以广东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除上述原因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人的因素。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笔谈中谈及：“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又说：“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虽有形势，虽便于接济，而心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50孙中山在这里强调人是第一位的，而他的人之所在，选定是广东。对于孙中山所说的“吾人”，后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指会党，有人则认为指的是革命党人。最近，有一新的提法是“主要是指广东的会党和革命党人”。51我认为，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仅说对了一个方面。其实，孙中山所说的：“吾人”，指的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广东人。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孙中山钟情于客家人和广东人。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为客家后裔，本身对客家人和广东人就有化解不开的情结。兴中会的领袖和骨干几乎都是广东人，52而且有不少是客家人。这与孙中山的家乡情结不能没有关系。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说：“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53可见，他在广东是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曾说过：“先生(孙中山)自为医，于省澳之间，已以能惠恤贫人苦力称。其第一日语余第，即曰： ‘革命为除大多数人之痛.苦。’”54孙中山在家乡“惠恤贫人苦力”，结交“下流社会”，55可见，他的着眼点是很广泛的。孙中山也很关注广东商人的情况，看到清政府的苛敛造成“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56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资金，许多都是从广东商人和广东籍华商中募集的。因此，孙中山之“吾人”也应当包括广东商人这一阶层。而且，广东商人是孙中山依靠的重要力量。
其二，起义的地点是客家人居地。孙中山在
辛亥革命前于广东地区筹划的六次起义，其中起义地点三次在广州；另外三次：二次在惠州，一次在潮州。清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广东，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57广州又是广东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因此，孙中山所说的广州“为战略所必争”，58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诚然，这也包含着支持孙中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三次广州起义，天经地义。孙中山又为何在惠州和潮州发动三次起义呢?我认为，是他的“吾人”之所在，即客家人的情结。我们在前文已经论及，惠州和潮州是客家人居地，甚至可以说是纯客家居地。孙中山十分熟悉广东故乡的情况，对惠、潮是客家人居地的情况也应当是了解的。因此，孙中山选择潮、惠作为起义地点，并非是盲目之举，而是把它视为“吾人”之所在。联系这六次起义和兴中会会员谢绩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参加者有不少是客家人，就不难理解了。如庚戌广东新军起义，其中主要领导者姚雨平、张醁村、林震、刘灏、罗炽杨、张我权、李济民等都是嘉应州所属州县的客家人，何子衡、马雄韬、丘锦芳、邓醁、邓拔、邓挺、邓铿等均为惠州客家人。59广州黄花岗起义牺性的烈士，“其中有三十四名是客家”。60有关客家人在黄花岗起义中的作用，徐辉琪先生曾撰《客家志士与黄花岗起义》一文，对此问题论述颇详可参阅。61总之，晚清的广东革命运动与客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 结 语
晚清是广东客家人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人数来说，客家已有大约8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嘉应州、惠州、潮州等地最为集中。此时客家人的原来的低层次、宗族性的组织，已发展为目的明确的团体组织。而且，这一时期的广东客家人与境外客属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屡屡出现“惠州会匪猖獗”，62“惠州各属本多匪乡，散则为民，聚则为匪”，63“广东会匪名目最多”，64 “广东盗风日炽”，65 “今日广东，贼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66等文字，所指的其中就有许多客家人的组织和客家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东民众的反抗斗争孕育了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时人所说：“即无孙文，广东亦不久安矣。”67时势造英雄。具有远见卓识的孙中山先生顺应历史的潮流，创建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革命向前发展。在孙中山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广东客家人加人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组织，在广东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没有客家人的参与就没有广东革命的成功。同样也可以说，客家的革命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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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载丘权政主编：《客家与近代中国》第108——12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
2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刘果因：《客人客家与客人的老家》，见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
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许德生：《客家源流新探》，见《梅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版。
3 29许云礁：《客家人在东南亚》，见谢佐芝主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上册，崇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4 10 15 30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引自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
5 18侯国隆：《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见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
6 11清光绪《嘉应州志》卷七《方言》。
7 26 27参见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30页。
8 9 13 14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53页、54页、59页。
12参见罗美珍：《从语言入手探讨客家民系》，见《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王东《从方言看客家民系之形成》，同上，第357页。
16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435页。
17参见《中国近代人口史》第1—3页
刘大年撰《序》有关评论。
19参见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第100页。
20万方珍、刘纶鑫：《“客家”正名》，见丘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1罗香林：《客家的特性》，见《世界客属人物大全》第50页。
22孔永松：《略论明中叶以后客家的家族制的发展》，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第164页。
23三合会原宗旨为"反清复明"，郑士良出任首领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4
李新、
韩信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册第8页。
25《梅县辛亥五烈简介》，见《梅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2年版。
28《陈留谢氏族谱》见《宁化石壁》第34页。
31小岛晋治：《太平天国与客家》见《世界客家人物大全》上册，第93页
32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见《
辛亥革命》〈二〉，第210页。
33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44页。，
3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二册，第508页。
35邱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6年版.第252页。
36王柄南：《试论客家在东南亚的贡献》，见丘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37黄石华：《香港客家人士之贡献与成就》，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第8页。
38 39 40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7-339页。-
41同上，第351页。
42 64《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镇压广州起义事附片》(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见《孙中山与广东一广东省
档案馆库藏海关
档案选译》(以下简称《
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页。
4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
44 46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55页
45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7年版，第五集，第118页。
47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见《辛亥
革命史料选辑(上)》，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48 《原敬关系文书》第二卷，“书翰”篇二，日本放送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
49孙中山：《致威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1页。
50 53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3—184页。
51《中国军事通史》第17卷《清代后期军事史（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0—1211页。
52《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47页载：“在预定的军事政变的前夕，在这个组织(兴中会)中注册的会员只有一百五十三名。这些人中，他们几乎全是广东人，其中差不多有半数(七十三名)是孙中山的同乡。”
5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见《辛亥
革命史料选辑(上)》第160页、第172页。
55孙中山：《中国
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3页。
56《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3页。
57《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第224页。
58程潜：《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70—71页。
59仇汇编：《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4页
60《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6页。
61见《佗城开基客安家》第333页。
62《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为缉捕史坚如事附片》(光绪二十七年一月至二月初)，《
档案选译》第687页。
63《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为镇压三洲田起义事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档案选译》第690页。
66《广东日报》1904年8月4日。
67《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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