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赣南客家传统社会

读——《“ 贼” “ 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

自1933年罗香林先生出版首部以客家民系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以来，有关客家研究的工作渐次展开。至上世纪80年代，海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量有关客家源流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但是其均未超越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范式，随后，在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对罗香林先生以来客家研究传统的反思、超越与突破的思潮，以大量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成果为代表，不断深化和拓展客家研究领域，寻求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移。

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志繁博士的《“ 贼” “ 民” 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是一本力图结合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与生态学的观点，对赣南社会12-18世纪长达600年的地方动乱进行考察，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的著作。作者试图把社会史和生态史结合起来，把生态变化的各种因素和社会现象的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考察，以便获得对期间历史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从以往的客家著作及期刊论文抑或其它相关文献资料中了解到12-18世纪正是赣闽粤边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目前，学术界对客家这一汉族族群的最终形成时间尚未盖棺定论，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专家认为客家经过前两次中原汉民南迁早在五代时期就已成为稳定的民系；而有的学者认为客家这个共同体在经过宋室南迁后赣闽粤三角地带人流物流的不断调整和运作才得以形成；有的则指出最迟在元代中后期，方言群意义上的客家便以形成；较保守的一些学者则认为直至明代时期南赣巡抚的设立和发挥功用使得赣闽粤三角地带联系紧密，互为一体，客家也就在此基础上形成。暂且不论客家具体是在何时何地形成，从其时间维度可知，此书所述时间确也包含大多论者所提客家形成时间，及其所述赣南地域亦隶属于当前学界所谓的客家大本营，故而，笔者认为黄志繁教授所论述的对12-18世纪赣南社会地方动乱的考察应置身于赣南客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大的社会背景当中。

毋庸置疑，作者在对赣南地域特定时期地方动乱的考察时是置身于客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作者试图通过重构12-18世纪长达600年间赣南山区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的历史, 展现中国历史上地方动乱及其引起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 以期加深对中国历史上“动乱”的理解, 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与逻辑。他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文明教化的展开、社会动乱的频繁和族群冲突的加剧是四条开展赣南地域地方动乱的主要线索,它们共同编织了12-18世纪赣南山区社会的变迁历史。他指出地方动乱的发生，并非简单的“地主——农民”阶级冲突可以解释清楚，动乱的制造者是地方社会中有势力的力量阶层，即“所谓盗贼来自贫困的只是十之二三, 豪杰发起的是十之七八的判断,不仅适用于明代, 而且适用于几乎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动乱。事实上, 只有在地方社会中占据支配力量的阶层才有可能与中央王朝统治抗衡”。进而认为在思考社会动乱时, 需要考虑的也许是一个牵涉到国家、地方土豪以后也许是士绅、农民三方面的关系, 而不是简单的“ 地主-农民” 阶级冲突的二元对立模式。动乱的发生是地方社会支配阶层与国家对抗和冲突的结果, 动乱的发展实际也是不同阶层之间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对抗和冲突过程中，中央王朝的正统观念不断渗透到地方，与此对应，地方社会也在不断地吸纳中央王朝的理念，最终成为中央王朝版图下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以地方动乱与王朝教化为线索，认为从南宋到清初，赣南地域社会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不断接受中央王朝各种形式的教化。而且逐渐由“化外之地”转向“化内之地”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与正统观念的不断向地方社会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精英为了取得官府的文化和政治体系的资源，不断吸纳中央王朝的观念，使得自身不断融人到国家体制之内。作者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的视角把地方动乱理解为“区域社会建构过程”。

在《“ 贼” “ 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中，作者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12-18世纪赣南的地方动乱进行考察，同时，也借鉴了其它学术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引入了生态学的观点，他指出，对于12-18世纪的赣南来说，生态的演变是个非常显著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生态的变化是这一时期赣南一切社会变化的开端。在论及如何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待区域社会动乱时，他强调地方动乱既是生态变迁的过程，也是生态变迁的结果。而生态的变迁始终是动乱发生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贩卖私盐、人口增加，还是盆地与山地的开发，每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导致动乱的发生。

作者通过长期的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大量翻阅赣南地方史志资料，对收集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加以利用，重视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按照社会人类学的术语，这样的调查叫做“参与式观察”，即研究者不仅要前往被调查的人群中进行观察访谈，还要与被调查的人群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从而获得对被考察对象的真正了解。在论述赣南地域社会的动乱时发现赣南从宋到清初大约600年的时间跨度里，经历了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的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从原来“地广人稀”的烟瘴之地转变为“户口日稠，无地不垦，无山不种”的开发成熟山区；人文则是从宋代所谓的“盗贼渊薮”、“奸人亡命出没之地”转变为地方官眼中的“文物衣冠后先蔚起”的文明之邦。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是经过一系列社会动乱完成的。而赣南之所以能够形成现今这种自身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即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基于12-18世纪赣南山区社会史展现出来的逻辑：生态压力是山区开发的动力，山区开发所引起的地方社会与王朝体制的矛盾是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而地方动乱的出现则使王朝教化得以进一步推广，在生态和教化的共同驱动下，不同的族群才得以共享一套社会文化体系，同时族群关系逐渐紧张起来。通过作者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一个“烟瘴”的化外之地，通过生态、动乱、教化、族群冲突等因素交织变化，逐渐转变为一个既具有自身独特社会文化特征，又认同“正统”王朝观念的地方社会的过程。

赣南是个“客家”文化区，作者并不否认这点，其实在此书中也间接说明了客家族群是由南迁的中原江淮汉民（流民）、本地土著（畲、瑶等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融合（地方动乱促成各方面各阶层的联系与融合）之后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地域、心理素质、语言及经济基础的共同体。他指出赣南的客家文化色彩是国家认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客家文化是其地方社会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形成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则是国家观念在地方社会扩大影响的表现。进而认为，宋降以来赣南所谓地方文化的形成发展实际上是地方士大夫接受国家正统文化，并不断对其建构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地方则是认同中国的结果。在赣南地区流民与土著为争夺土地、科举名额等资源的斗争中，客家的意识得以强化，也就是说这种族群认同意识是在与其它族群或者势力争夺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对于客家的鉴定或者划分除了其自身应具备的客观特质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便是自我认同的意识。

作者深知在追求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必须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在做赣南地域社会历史的叙述中，他始终保持着对所引用资料所描述地点的敏锐感，在明晰的赣南这个地点感的基础上，他又能做到严格按照所叙述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进行重建历史，他不愧为专业的历史学者，同时他也认识到了研究者只有从情感上贴近历史场景, 将研究的对象置于其发生的特定时空进行考察, 方能为读者展现出一幅丰富的历史图景和多种多样的发展过程。

黄志繁教授论述的12-18世纪的赣南地域社会实际上是客家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期的有机组成部分。赣南作为客家大本营（赣闽粤边区）的一角，其在客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作者重点论述了12-18世纪发生在赣南地域社会的动乱，以生态、动乱、教化、族群冲突为线索，深度剖析了赣南社会的变迁情况，为我们思考中央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冲突所引发的地方动乱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同时也为新时期的客家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