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南虎形围

      风水喝形学说在客家围屋建筑上的经典案例。“虎形围屋”位于江西南部的定南县历市镇车步村方屋排，始建于1786年，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围屋外呈方形，前宽40米，纵深33米，坐西北朝东南，背靠虎形龙脉青山，建筑造型为昂首坐视的虎形，大门塑造成虎头形状，因此得名“虎形围”。据介绍，这是当时来到定南的客家人为了保护自身以及家族的安全，设计创建了防守和生活实用为一体的方形城堡，围屋四角为三层碉楼，四周外屋由河石、麻条石、青砖灰砌至顶，一层外窗由麻石条砌成，二楼以上设有炮楼、枪眼等防御设施。如今，赣南这一独特的“虎形围”，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赏，也成为研究客家文化形成发展的活化石。

     围屋建在一个典型的山间小盆地之中，四周砂山屏立，呈藏风聚水之格局。围屋取坐西北朝东南之向，背靠虎形山脉，面朝天际轮廓秀美的笔架山，门前清澈见底的小溪环绕，加上周围百亩良田的映衬，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层次丰富的山水田园画卷。

    围屋设计者从“风水”的角度，观察地形，认为此地现青龙昂首之势，后山宛如卧虎，从而把这个方家围屋设计成一所虎形围屋。围屋的大门是虎嘴，边上加两个圆形窗户，表示虎眼，正立两侧的炮楼是虎爪，围屋的后面只设一座炮楼，是虎的尾巴。整个虎形围建造形成一个虎的整体，而且将围屋背后虎形山的虎头位置。使虎形围与背后的青山也连成一个虎的造型，可谓匠心独具。或许是虎形山启发了灵感，也许是考虑虎的造型可以作为镇宅的神祇。虎之威，其势不可侵凌，虎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斑斓多彩，有动感美、神奇美，也为百兽之王，成为人们所崇奉的神明。当年的主人选择这样的一个造型，至今仍然是一个惟一。据有的专家考证，这种虎形围，在江西省内实属罕见，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

    虎形围由于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围屋的朝向只能依就后龙山布局。但如此一来，围屋中轴线朝向的远山景观并不十分完美，为此，围屋的设计师在建造大门时将大门的轴线与外墙的重线正对笔架山的主峰，再加上“日灿庭辉”的门楣予以点缀，形成完美的景观效果。 也许是肖像虎形过于雄威，有重武轻文之嫌，围屋的主人在若干年后，按照风水“文风”的理念，又加建了一座院门，将院门朝向东方。一则取门楣上自铭的“常临光耀”之意，二则使院门的轴线朝向了远方视野中的最高峰，期望人文昌盛。

    方屋排的虎形围因出了一位稍有名气的文人方其道，又增加了它的文化色彩。方其道1893年出生于江西定南，先后就读于江西陆军小学、湖北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偷看进步报纸被学校除名，后毕业于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早年担任过《大江报》记者，后任《中庸报》经理期间，住在南昌毛家园47号刘和珍家，与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里的主人公、“三一八惨案”遇害烈士刘和珍相识订婚，并资助其上大学，产生了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刘和珍号素予，祖籍安徽合肥，出生于江西南昌。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外文系。1926年3月18日，组织女师大学生参加北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被段祺瑞反动政府杀害，遇害时年仅二十二岁。刘和珍遇难，方其道痛悼：“生未同衾，死难同穴，劳燕惜分飞，六载订婚成一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疆场共有约，白宫溅血泣黄泉。”其人的非庸常之辈，由此可窥一斑。

    客家人聚族而居，据说，最多的时候，虎形围里可以住上上百人，可见当年方家之人丁兴旺。围屋前曾有一对联：“虎踞龙盘，面对秀美山川；形神兼备，方显英雄本色。”可见其猛虎下山状之威风，也道出其面对笔架山的秀美。

    据定南县车步村方屋排《方氏六修族谱》载：方氏家族于元顺帝廿六年（1366）年自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居虔州，“卜居信丰鹅叫，维龟弗正，转择龙南属境之横江车步（定南1569年建县之前，属龙南县地，称横江堡）”，繁衍丁口千余。为了后代的发展，宅主把围屋的设计，完全肖形于出山猛虎，赫赫虎威，有防范外族地痞侵犯的心理自护因素存在，当然不经意之中给赣南客家建筑留下的一个极具文化意蕴的典型个案。

    国人称江西赣州风水为“形势派”。这是因为风水宗师杨公认为，地有吉气，土随而起，化形之著于外。形势派，在形法上有论龙之“龙法”，讲究形象美观、格局合理；有“砂法”，将砂山即寓形象称名之谓“喝形”：如：华盖、宝盖、玉台、锦帐、宝顶、宝椅、文印、文峰、文笔、笔架、三台、玉斗、锦屏、凤凰、玉几、双鞍等等。另外，论其格局，重要的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兽或四灵砂山，案山（贵人、禄马、锦屏等）、水口山（狮、象之类）、朝山（左辅、右弼）等。自然环境的具体形态成为风水师们判别吉凶的重要依据，通过“观势喝形”----凭直觉观测将山体比作某种动物，推定吉凶衰旺，进而趋吉避凶。古老喝形方式，源远流长，至今也是了术士和风水师们操弄的重要手段。

      喝形派风水是对山川河流的形象进行类比，然后依状喝形，再依形进行风水操作。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同样位于江西定南的老城，是明朝时候的县衙，因该地位于赣粤两省交界处，城池建成后，因客家流民经常冲击官府，于是在城前的河上建一座桥（抗日期间被炸，建国后重建，现名定和桥），桥对岸的山上竖一七层石塔名巽塔，风水先生认为桥为绳，塔为柱，用绳子把城池拴在柱子上，就不会顺水流到广东去了（老城河水流入东江水系，意指城池不会为广东流民所占领）。这说明古代喝形派风水对城市规划的产生了过影响。但是，高明的风水师不会只满足于形象外表，还会作深层次的理气操作，这就是风水师的功夫所在---形理兼备。

阴阳宅风水理论基础知识

阴阳宅风水之气：气，在古代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唯物论者认为它是构成世界本原的元素，唯心论者认为它是客观精神的派生物。先哲普遍认为，气无处不存在，气构成万物，气不断运动变化。《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宋张载在《正蒙·太和》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气，在风水术中是一个很普遍、很重要的概念。有生气、死气、阳气、阴气、土气、地气、乘气、聚气、纳气、气脉、气母等等。气是万物之源，气变化无穷，气决定人的祸福。人要避死气、乘生气，就得请风水师“理气”。“理气”是十分复杂的，要结合阴阳五行、实地考得“旺象”，才能得到“生气”，有了“生气”就能富贵。因此，风水术实际是“相气术”。
　　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这就是说，世界是从无(未见气)到有(气之始)，气是本源(一)，它分化出阴阳(两仪)，又分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五行)，这些物质的盛衰消长都有不可改变的规律(有度而不渝)，并且有了祸福(吉凶悔吝)，这些祸福都是可以预测的。这段话，是对《周易》“太极说”的发挥，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色彩。 风水术认为，气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 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由此可知，山脉和河流都可以统一于 “气”中，寻找生气就是要观察山川的走向。风水术还认为，气决定人的祸福。有土就有气，人生得于气，人死归于气。郭璞《古本葬经》论述得很详细：“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内骨，以荫所生之道也。经云：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陇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 这一段话，可谓风水的总纲，而这个总纲的核心是气。由手段话，我们可知风水师对气的总看法：生气是一元运化气，在天则周流六虚，在地则发生万物。天无此则气无以资地，地无此则形无以载。生气藏于地中，人不可见，唯循地之理以求之。葬者若能知其所在，使枯骨得以乘之，则能得福。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本，子孙形体乃父母之枝，本与枝相应，得吉则神灵安、子孙盛，这叫作“气感而应鬼福及人”。
　　不论是阴宅还是阳宅，都要注意乘生气、避死气。《黄帝宅经》云：“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气死气之位。……正月生气在于癸，死气在午丁；二月生气在丑艮，死气在未坤；三月生在寅甲，死气在申庚；四月生气在卯乙，死气在酉辛，五月生在辰巽，死气在戌乾；六月生气在已丙，死气在亥壬；七月生在于丁，死气在子癸，八月生气在未坤，死气在丑艮；九月生气在申庚，死气寅甲；十月生气在酉辛，死气在卯乙；十一月生在戌乾，死气在辰巽；十二月生气在亥壬，死气在已丙。”这是说，每个月都有生气和死气，具体的方位，则是罗盘上用八卦、天干、地支表示的方位。风水先生看地时，手持罗盘，首先看清本月中生气和死气所在的方位，以生气方位动土为吉，以死气方位动土为凶。
　　因此，“理气”是风水术的关键之一。风水师认为，理寓于气，气固于形。形以目观，气须理察。天星卦气，为乘气之法则。以伏羲先天八卦配合阴阳，以文王后天八卦推排爻象。以内卦为天地日月，六十卦为阴阳气候。以各卦之下配分六十花甲子，并纳五行，取其旺相，以合卦气，这样可以推知万事万物只要理气适宜，乘生出煞，消纳控制，精辨入神，就可达到相的目的。实际上，“理气说”是虚无飘渺的，谁又能看得见气？只能靠“意会”，这就凭风水师任意解释了。
　　　此外，又有望气说。宋黄妙应《博山篇》云：“既明堂，要识堂气。一白好，五黄好，六白好，八白好，九紫好，此为五吉。又忌四凶，二黑宜忌，三碧宜忌，四绿宜忌，七赤宜忌。”这种吉凶划分，不知依何为据。明缪希雍《葬经翼》有《望气篇》，云：“凡山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蔼蔼，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香而腻，石润而明，如是者，气方钟而未休。云气不腾，色泽暗淡，崩摧破裂，石枯土燥，草木零落，水泉干涸，如是者，非山冈之断绝于掘凿，则生气之行乎他方。”据风水师说，望气可以知道朝代更替、官场人事、家业兴衰。卦建社会的统治者很相信望气说，其实，这是毫无依据的。
阴阳宅风水之阴阳：阴阳本指日照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用以说明万物的本源，说明相互对立和相互消长的情况。《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本府也。”人们将万事万物都归于阴阳两个方面：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至为阳，去为阴；动为阳，静为阴；速为阳，迟为明；昼为阳，夜为阴；等等。
　　风水术以阴阳解天地，《管氏地理指蒙》卷八《阴阳释微》云：“混沌开辟，江山延衰。融结阴阳，磅礴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钟形势，以通气候。以清以浊，以奇以偶。精积光芒，呈露星宿。以孽衰微，以孕福寿。”又说：“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并且说阴阳之气不得有损伤：“阴阳之气出于天造，非人力所能成。一有增损，不但无益，且所以伤之也。肤腠割之，小者耳鼻伤之，大者伤至于丹元，则无用矣。”依照这个观点，风水先生很忌讳挖山开塘，以为伤了阴阳之气。风水先生又认为，人是由阴阳二气派生出来，因此，人要适从于阴阳，不得违背阴阳，顺者昌，逆者亡。俗语云：“大门朝南，子孙不寒；大门朝北，子孙受罪。”南为阳，北为阴；住宅朝南，为阳，有吉。住宅朝北，为阴，有凶。
　　相地点穴离不开阴阳。空石长者《五星捉脉正变明图》指出：“太极既定，次又分其阴阳。晕间凹陷者为阴穴，晕间凸起者为阳穴。就身作穴者为阴龙，宜阳穴。另起星峰作穴者为阳龙，宜阴穴，反此皆有凶咎。”
　　风水以阴阳交感为吉。谢和卿《神宝经》云：“阳作必借阴气一吸，阴作必借阳气一嘘，即阴来阳作，阳来阴作之义。若阳来阳受者，则见福舒徐；若阴来阴受者，则见祸惨急。”这就将人事祸福与阴阳联系在一起了。不仅如此，阴阳还可以作为各种术语的本义词，如逆顺即阴阳的别名。看地形时，“逆中取顺者，因脉逆转而求。顺中取逆者，因脉顺流而出。三阳从地起为逆，三阴从天降为顺。阳脉为逆，阴脉为顺。”　　阴阳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是先哲认识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思维方式。可是，风水将它与人事吉凶相附会，必然堕于诡辩的泥坑。
阴阳宅风水之四象：“四象”一词最先出自《易·系辞》，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即太阳、太阴、少阴、少阳。先哲在天文学中也有“四象”一词，不过，这与《易》中的概念完全不同。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东南西北各有七宿，每个七宿联系起来想象很象一种动物。如，东方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角 象龙角，氐房象龙身，尾宿象龙尾，它们连起来象一条腾空而起的龙，于是先哲称东方为苍龙；南方的并、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柳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嗉，翼为羽融，它们连起来象一只展翅飞翔的鸟，于是先哲称南方为朱雀。此外，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象一只缓缓而行的龟。因位于北方放称玄。因身有鳞甲，故称武。合称玄武。西方有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象一只跃步上前的老虎。白虎是已经绝 种的大毛虫之长，《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盂山“其兽多白狼、 白虎”。这四种动物的形象，称为四象，又称为四灵。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疏》：“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这里，朱鸟即朱雀。“左东有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下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吉凶祸福。《三国志·管辂传》记载：“格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开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二年之内灭族。郭璞在《葬经》中也宣扬这一套，他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頫。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音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
　　“四象”对民俗有很深的影响。如果我们到北京中山公园去看社稷坛，就会发现坛中的土色各有不同。由于东方是青龙。土色为青；西方是白虎，土色为白；南方是朱雀，土色为红；北方是玄武，土色为黑。中间的土色是黄的，象征人。这些土，是明清时期由四方的府县专程运来，表示四方朝贡，天下祥和之征。
中国古代建筑风水学在现代建筑中的影响与运用 ：一 古代建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有：(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2)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4)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究，这个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地遗留在后人的脑海中，并具体显现在许多现代城市、村镇的选址与建设中。从上古文化遗址情况中还可判断，人们聚居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如半坡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阴宅、阳宅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地选择环境。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阳宅撮要》） 再则，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所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其次，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的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周易》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环境特点决定的。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由于是“面南而居”，风水学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如《葬书》说：“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风水中推崇的四个方位神的名称。但风水中何时开始使用这四种动物作为方位神，一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河南淄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O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着一幅图案清晰的用蚌壳砌塑而成的“青龙”、“白虎”图形，分别位居埋葬者两侧。如果墓葬中的“青龙”、“白虎”图形也有着指方位的作用，那么后世风水著作中关于“青龙婉蜒，白虎蹲踞”的思想就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其实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有了较明确的方位神的观念。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此四个方位神的名字又代表四个天神的名字，构成南北东西四个天象。故《淮南子·天文训》曰：“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四方之神，后为道教所尊奉，以致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 青龙、白虎等四神作为方位神灵，各司某职护卫着城市、乡镇、民宅，凡符合以下要求者即可称之为“四神地”或“四灵地”。其条件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即玄武方向的山峰垂头下顾，朱雀方向的山脉要来朝歌舞，左之青龙的山势要起伏连绵，右之白虎的山形要卧俯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象毕备”，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堂非窄势。此言住基大局面，别有奇特分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向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正如佛隐《风水讲义》中所说：“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的发福发贵之地。” 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的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一些薪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这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村镇，也就是古代建筑风学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二 古代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启示
　　在古代风水学中，经常把大地比作人体来考虑各种因素，对此风水中有一句话叫作“相地如相人”。如《玄女青囊海角经》曰“支龙形势，如人之状，然其身一动，则手足自应；将主一出，则群兵必随。”“本身之龙要长远，身体必要端正为上，手足必以相合为佳，长幼必以逊顺为贵，主宾必以迎接为奇。”在这种人、地类同思想的基础上，风水中常据人体的结构将龙脉之真穴分为三种穴，一在头部，二在脐眼，三在阴部，其具体位置是：“上聚之穴，如孩儿头，孩子初生囱门未满，微有窝者，即山顶穴也；中聚之穴，如人之脐，两手即龙虎也；下聚之穴，如人之阴囊，两足即龙虎也。”（清孟浩《雪心赋正解》）在清《六圃沈新先生地学》中即收有一幅以人体之“窍”为原型的风水穴位图，最能形象逼真地体现这种人、地同类的理念。
　　由于古代风水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与元气说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作为融贯整个风水学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太阳、月亮及28星宿及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它们同地球昼夜节令变化和灾情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天地的运动直接与人的生长相关。《履园丛话》说：“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与宇宙同构。天地分为阴阳，人体亦分阴阳。天地有五星五岳，人体亦有五官、五脏。天分成十天干，表示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人亦对应有十指。地分为十二地支，表示一年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人亦对应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十二皮部……人的整个经络系统随着时间的先后，年、月、日、时辰，周期性地气血流汪，盛衰开合，人应时辰月令，这一切都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凝聚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人体完全是与宇宙相合的，人体之气与宇宙之气以交流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与初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元气在宇宙天地间回荡，气在人体中聚合，人实际上被视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与大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生存中的任何活动要吻合于自然，要取得与天地自然的合谐相处。因此，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与环境中生活，人的建筑活动就要利于自然的合谐。风水说中用气来解释自然环境，在人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只要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也就是按照自然的秩序，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合谐，就会获得平安与快乐，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风水选址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人类寻找适当的居地。而藏着天地间生气之地域，即为人类生长繁衍的理想居地。概括地说，风水理论的一切具体措施也就是围绕如何寻生气之凝聚点，如何迎气、纳气、聚气，通过对宇宙天地之气的迎合、引导和顺应，使人体之气与之产生合谐，从而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保证人类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从这种意上看，风水可以说正是使宇宙之气与人体之气和合的艺术
　　风水最重理想环境的选择，而风水的理想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水龙经》中说：“穴虽在山，祸福在水。”“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因为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山以水为血脉，本身就是有机的。《黄帝宅经》的观点更为明确：“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这里明显地把宅舍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这是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亦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王充《论衡·书虚》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血脉流动，泛扬动静。”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就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地气场，即对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有利的外环境。这个环境要山青水绣，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相匹，相得益彰。所以，几乎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幺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心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旷神怕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乎人们会孜孜以求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
三 古代建筑风水学的现代运用与价值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古代建筑风水学，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必然有着许多虚幻不实的成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用当代的语言与科学的理念去阐释传统的思想，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学的专家学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首先，要跳出传统风水学中“玄之又玄”语言怪圈，用浅显易晓的现代表达手段，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风水学的精义及现代价值。其次，应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善于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当作“点金石”，去点化传统风水学，使其脱胎换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风水学的精华发扬光大。第三，要适应当代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建筑业的高速发展，研究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敢于创新，尽快地促进风水学的现代化，即将传统风水学中精华有机地融入当代建筑学之中。 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但众多的城市却没有山峦，或缺少河流，似乎与传统风水中强调的依山傍水距离甚远。但只要略加变通，依然可以找到符合传统风水宝地的范例。在考察城市中的风水状况时，可以将一座座的楼房看作是重重迭迭的山峰峦头，左右护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可以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看作是一条条的河流溪水。因为对于城市、民居建筑而言，自然环境即山岳河流等要素的影响，远不及毗邻宅周的其它屋宇、墙垣及道路等影响更为直接和密切，因此在城市井邑之宅的辨形方法中，龙、砂、水、穴遂被赋予了新的特殊喻义而加以应用。正如《阳宅集成》所说：“万瓦鳞鳞市井中，高屋连脊是真龙。虽曰汉龙天上至，还需滴水界真宗。”《阳宅会心集》亦说：“一层街衢为一层水，一层墙屋为一层砂，门前街道即是明堂，对面屋宇即为案山。”在遵循传统风水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发挥各个地区、各种先天条件的优越性，细心发现个别地区的先天缺陷，并通过各种努力去改善其整体环境，去完善这个小区的建筑，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阴阳宅风水之五行：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穑。”五行之间相生相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见图，圆圈线表示相生。五角线表示相克。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贯穿于我国古代思维现象的各个领域。
　　风水术认为，相地奥妙，尽在五行之中。山川形势有直有曲，有方有圆，有阔有狭，各具五行。概其要，惟测其气验其质而已。质以气成，气行质中。地理千变万化， 关键在五行之气。
　　风水师认为，五行是阴阳之纲领，造化之权衡。拔砂、放水、辩方；立向都得依靠五行。五星中，金星头圆而足阔，木星头圆而身直，水星头平而生浪，火星头尖而足阔，土星土平而体秀。用图可表示为：不仅是地形取决于五行，风水术中的所有理论都要以五行为指导。《管氏地理指蒙》说：“推星必由于五行，言天必由于五土，仰佑善之五音。”此书又说：“五行之五位，五方之五色，五性之五神，五正之五德，五象之五兽，此皆不可差而不可易。”为什么风水要如此重视五行?此书论述说：“葬者乃五行之反本还元，归根复命，而教化之达变也。嗣续因之，而盛衰消长。”子孙的祸福，取决于葬者的五行。五行盛，子孙长；五行衰，子孙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