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赣州作为江西南大门和广东“邻居”，是客家先民和后裔的中转站和返迁地，是客家文化、客家民系的摇篮。首部微观的客家社会史——《寻乌调查》也于1930年春夏之交在毛泽东的足下、笔下问世。70多年来，人们只注意到《寻乌调查》的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①，而忽视了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客家社会的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拟对后者作一探索，以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一）

 

1930年春，红军部队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就为寻乌调查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对此，毛泽东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就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借给材料的人。”②“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启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不胜欢喜。”③于是，毛泽东就以寻乌为调查点，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对寻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对于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比较广泛，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从职业上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岁，最年轻的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做过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委员），为这次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调查会等方式。其中主要是找了11个人，在寻乌的马蹄冈，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开会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亲手记录，亲自提问题。除了开调查会外，他还做了20     多天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例如：毛泽东问一个杂货店主：“你这个寻乌城有几家杂货店？有多少种杂货呀？”有几家杂货店答上来了，至于有多少种杂货却说不清楚。毛泽东不着急，放下笔慢慢问：“你们这里的信封信纸，一种是从赣州来的，是本国制作的；另一种是梅县来的，是用‘洋纸’做的吧？”那店主连忙点头说：“是的，是的。不过‘洋纸’便宜些，卖得快。”毛泽东又问：“你们这里卖的竹帘、竹纱也是梅县来的吧？”陪同毛泽东来的古柏说：“那是香港货，是从梅县转到寻乌的。”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店主和店员的关系如何？一个月给店员多少钱？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过年过节允许不允许回家？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毛泽东又问：“听说你们店员里除了雇工，还有一种叫‘等郎嫂’的，对吗？”店主说：“有是有，不过我那个店里没得。”毛泽东又问：“你们说说这‘等郎嫂’是什么意思？”那店主想了想，说：“有的店主人手少，便花钱买一个年少的女子来做工，店主还没有小儿子，要等老板娘肚子大了，儿子生出，才能结亲，这就叫‘等郎嫂’。”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他的发言。④

同时，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

为了研究寻乌城商业发展情况，毛泽东从寻乌市场所经营的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市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他细心地分析了五家盐店、17家杂货店、一家油行、一家豆行、10家酒店、七家水货店、七家药店、两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家旅店、八家理发店、七家首饰店……。为了研究杂货店的生意，毛泽东搞清了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钢笔、铅笔等131种“洋货”的名称，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电筒、洋火、信纸等23种最畅销的商品。他了解了水货店经营的内容，以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等11门产品为主，海参、香菇，云耳等28种为次，详述了这39种土特产品、水产品在寻乌的销售情况。在调查寻乌的圩场生意时，他详列了圩场交易的各种货物，如鱼、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此外，调查还涉及到妓院、会道门、神、坛、社、庙、寺、观及祖宗祠堂的情况。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是决心要把城市问题了解清楚的。所以这次到了寻乌，他便把这个城市的结构进行一番解剖。他把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业进行了统计，分别算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地主、宗教徒等所占的比例。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发现：寻乌城“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⑤。因为在这个县城的居民中，占第一位的是农民，有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占第二位的是手工业者，297人，占11%；农民和手工业都共占71%。由此看来，这个城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毛泽东便发现了寻乌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

通过调查分析，毛泽东还发现寻乌这个撮尔山城中的游民和娼妓占着相当大的比例。占寻乌城人中第三位的便是游民，这些“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都几乎相等。”占人口第四位的竟是娼妓。“‘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30几个妓女，养活着162人，比商人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如果把游民和妓女人数合起来，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毛泽东说：“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

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毛泽东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总共分成20余项，如：

盐：城里第一大宗生意，分潮盐、惠盐两种；全城五家盐店，每年可做10万元生意。

杂货：共有十六七家杂货店，商品以布匹为主，洋货次之；寻乌市场有洋货131种，其中23种销售最多。

油：一家油行，代客买卖，年经手1300担油，抽行佣260元。

豆：一家豆行，全年生意1000担，收行佣300元。

酒：七家酒店卖黄酒，共约700元生意；三家酒店卖白酒，约1000元生意。

水货：七家水货店，销售咸鱼、海带等11种主要产品，另有鱼翅、鱼肚等39种次要的水产品。

药材：七家药材店，共约6000元生意。

黄烟：两家黄烟店，自己加工黄烟销售。

伞：两家纸伞店，生意大不如前。

木器：只一家，产品主供地主、商人用。

豆腐：城内30多家豆腐店，属“居家生意”，既磨豆腐又耕田。

理发：八家理发店，每店一至三人。

裁缝：机器缝衣13家，通常是一架缝纫机，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另有手工做衣三家。

伙店：就是旅店，有十多家，客人以挑担子的为多。

打铁：三家打铁店，专打篾刀、柴刀等农具。

由于进行了这样深入细致的剖析，毛泽东把寻乌城整个工商业的情况可以说做到了了如指掌。

此外，还有寻乌的六种主要出产：米、茶、纸、木、香菇、茶油的出口价值统计、物价统计和工资情况记录等等。⑥

 

（二）

 

在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圩，对调查到的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以具体的事实和统计数字，采用了赣南客家的富于特色的方言，描绘了这个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县城内外的社会生活风貌。

寻乌人多“一姓住在一村”，即聚族而居，且多建祠堂，立有公会，拥有田产，年年收租。祠堂属下子孙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二是“房股肉”；三是“老人肉”；四是“丁肉”。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山地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蕗  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蕗   或树卡（开树本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这就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

在家族主义统治下的寻乌农民因封建剥削的严重，不少人过着“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啊嗬（没有了）”。这，正是民歌所唱：

                月光光，

                光灼灼。

                埃（   ，我）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继续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怎样得老）。

                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埃毛分，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刚割完），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洋伞）。

                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打官腔）。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大地主）。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啊嗬！

《寻乌调查》还揭露了捐税剥削的严重。毛泽东曾详细谈到县署钱根给征柜上的几种陋规：如银水、过割礼、填写礼、券票礼、点规、过节礼、过年礼等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官府剥削农民的种种办法。但这些“陋规”具体怎样实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由于参加调查会的27岁的刘亮凡，原是县署钱粮兼征柜的办事员，现在是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由于他提供了亲身所见的资料，于是便揭开了旧县署征收粮税“陋规”的全部秘密。

《调查》写到寻乌县的剥削状况时，曾谈到农民有被高利贷债主逼迫，被迫“卖奶子”（卖儿子）的事实。富福山村的刘亮凡说，他那村里37家人，分属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过儿子，其中三家姓刘。买主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卖价每个孩子百元到两百元。但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刘亮凡还说，除了本村之外，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据到会的三人估计，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女儿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寻乌妇女还流行着戴首饰的风俗。毛泽东说：“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为什么“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要戴这种东西呢？这自然还是要从人们的社会心理上去解释。这些女人越穷越怕人瞧不起，那怕戴个“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的假首饰，也是满足这种心理要求。

寻乌人是多神崇拜者。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寺庵有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栋、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等等。道观有云盖栋、大山里、川塘坑等等。

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200多人，一个天主堂100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100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100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700人左右，天主堂100多人，共800多人。

寻乌还崇敬“伯公”——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塅下，山垇上，什么地方都有他。

寻乌农村还保持着一种办“社坛”的风俗，这是一种传统习俗。每村都有一个社坛，即使只有三家人的小村也有个社坛。每个社都有会，会期一般是每月初二。开会时不论贫富，每家都要来一个人。人们首先杀猪买酒大吃一顿，然后一起开堂议事。谈的都是有关本村生产的事，“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为什么各村都要办社坛呢？因为人们企盼它“保护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这就是说，由于社坛能够给人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所以这种风俗能够长久不衰。

以不满3000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30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的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

发式是人们的一种时尚，民国元年以前，人们一律是梳辫子，理发一律用旧式的剃刀。民国元年直开始用洋剪理发，样子一概是和尚头。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是寻乌到赣州读书的学生传来的。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广东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毛泽东在这里概述了西方新式发型在客家地区流行的历史。他还说：大革命时，“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

毛泽东上述深刻入微的描述，从平平常常的理发看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山区的客家社会的影响，确实是难得的材料。

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影响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寻乌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毛泽东对寻乌的文化列了一节加以叙述。他说：全县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识字的不过300人），但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而且靠近广东的南半县要比北半县更发达。毛泽东对全县男子的文化水平通过列表作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寻乌大体上的文化状况：

毛泽东在分析中指出：高小生多于初小生是由于许多学生没有上初小、读蒙馆后直接进入高小。高小学生部分是小地主子弟，中学生则全部是地主子弟，其中小地主占多数。大学生则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这一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那些地主特别是中小地主，普遍重视子弟的教育。他说：“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除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则主要是破落户这一阶层的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了。

 

（三）

 

从毛泽东的整个行文来看，他自己是要把《寻乌调查》写成具有可读性的著作的。为此，剖析典型，小中见大：

郭怡和杂货店的盛衰，是全县商业变迁的一个缩影。这家杂货店在清光绪二十五六年时，曾是“寻乌城是第一家大商店”。店主是现在店主郭友梅地叔叔，做了60年杂货生意。有3000元本，却做得20000元上下的生意，因为许多商品如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等是从赣州方面赊购来的（当地称“缴”）。“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钱，就可以拿动。”但现在不行了。赣州、梅县、兴宁的商店“都缴不动”。因为本城农民本来就穷，又遭了旱灾，还不起本城商家的帐，本城商家也还不起赣州、梅县、兴宁商家的帐，这样买卖就越做越小，一年不如一年。民国五年，郭怡和店遭到官军“一个大抢”，抢去6900多元东西，这样这间店就衰败下来，剩下百多块钱本，成了“本钱最小的杂货店”。

潘明征是寻乌大地主的典型。毛泽东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地主阶级三代人不同的思想和生活道路。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是寻乌头号大地主，他的家产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同时还在吉潭圩上开着药店和杂货店，共计价值值30万元，仅田地收租就达10000石左右。潘明征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本人思想非常顽固。他的儿子就与他不同，他们主张办学堂，但办出的学堂还是“半新不旧”的。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做过县财政局长，三多子潘梦春“文理不通”，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堂，却当了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很有实权。后来当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又当上了寻乌县长。潘明征的孙子们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们纷纷外出读书，研究“新学”，有六七个孙子去广州、上海、北京读书，还有一个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是个西医好手，每月收入千多元。

范兴甫是卖山珍海味水货店的店主，有三四百元本钱，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范家的兴衰也很典型。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800担谷。清未民初，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绸缎、布匹、杂货、水货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给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

如此着力刻画家庭、分析家庭，是《寻乌调查》的第一个突出特色。

其次是大量便用客家方言词语和句式。有如：

        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

  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

        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

  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

  油、豆、盐在这里过驳

  三个份子，吊多钱本

  有零年了

  衰下来

 “打斧头”、“打雷公”，“吃油饼”

  有点把子

  顶大门

       “并背罗食使”

        两毛子一斤

“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

      “猪妈带子”

  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

 “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

 “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

       “水浸牛皮——很吝

总之，这份写于1930年5月的包括有五章39节104个纲目的《寻乌调查》，是“内容洗繁的一部社会档案”⑦。而实际上就是一部客家社会档案。这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同时，还为客家人生活留下鲜明的记录。它不仅被称誉为“国的最早班部对客家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力著”⑧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年11月希山书藏初版）早三年半，并在调查方法和写作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模式上和借鉴。所以，说它是首都微观的客家社会史是实至名归，名实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