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合浦县曲樟乡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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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樟客家陈氏土围屋时间：2004-9-13 16:40:20 来源：北海日报 作者：陈征胜


       走进位于合浦县曲樟乡曲木村委的客家土围屋，隐约感觉到一阵阵的浓郁客家古韵，客家土围屋历史渊源悠久，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可追溯到两晋至唐宋时期。因战乱饥荒等原因，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南迁，客家人陈氏十五代祖陈瑞甫又从福建省迁至合浦县曲樟乡，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他率领陈氏族人开始了艰辛的家园建设，最终形成了今日坚固的客家土围城这一相当庞大的家庭建筑群落。它由“老城”、“新城”两部分构成。“老城”始建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3年），“新城”始建于光绪廿一年（公元1896年），总面积6000多平方米。

  曲樟客家土围屋呈平面布局，整体属方形类型。“老城”为“二横二堂”，“新城”为“三横二堂”，堂与堂之间以天井相隔，上厅堂为祖公堂，是供奉其祖先神位的地方。在厅堂正上方，悬挂着一块流光四溢的金匾，正上横雕有双龙戏珠，左右两龙腾云相视，上书“春酒介眉”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虽经百年，颜色依旧像新的一样。下厅堂为门厅，以正厅堂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前逐步延伸，向左右对称发展。正屋、正厅的规模、装饰档次，是各横屋和次厅不能逾越的。横屋房门均朝正厅方向开，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中原故土而怀“慎终追远”的心态。老房子的木窗，均是名贵的酸枝木，素木本色，没有过多花俏的装饰。飞檐翘角，也没有精致的雕刻，处处透着清淡平实，经百年洗涤，仍古色古香。没有多少人居住的老屋子显得空空荡荡的，有些孤寂地站立着。老屋里的天井、木窗、水井、牌匾透出非常古老的光，让人误以为时光流转向从前的岁月。

  曲樟客家土围屋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安然漂移，与其坚固的城防密不可分。客家人认为没有安全就不可能生存，土围屋的所有功能都首先服从于防卫的要求。初看土围屋，冷峻的外貌，固若金汤的结构，给人以威慑的印象。最具有特色就是它的围墙，高7．1米、厚达0．86米，是用石灰、黄泥、河沙、食用红糖（2：2：1：0．1）夯打而成。枪炮打过来也只是出现一个小坑，十分坚固。围墙四周不开设窗户，只有麻密星点的枪炮眼口，大抵在很晚的时候，防御有所缓解，才在一些围墙还是心有余悸地、非常谨慎地开出一些小窗户。城垣的四大转角处及城门上面都设有碉楼，碉楼多数都高出土围屋一层，堡体落地。内墙半腰筑有骑马道，将整座城墙、四角的炮楼及门楼紧密联系相连起来。门是整个土围屋的安危所在，设有板门、闸门、便门、栅栏门等3道5层式的连环防卫门，当碗口粗的横木齐齐放下时，就是膀阔腰圆的汉子也只能望而兴叹了。


  曲樟土围屋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古老的文化背景下演绎着的一个个动人故事。1906年，客家土围屋的后人陈文山提供200两银子资助少年陈铭枢去广州黄埔陆军小学读书，后陈铭枢投笔从戎，成为著名的爱国名将。1938年，陈文山的后人陈承臻常为活动在曲樟、公馆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招兵买马，支援粮草。土围屋里的谷米、洋纱、布匹及银元、铜板等钱物源源不断地运出。解放后，曲樟土围屋曾作为当地供销社、食品站及政府部门的所在地。

  伫立在碉楼上，俯瞰那古老的土围屋，难免生发些思古之幽情，似乎看到了当年重兵屯集把守的岁月，看到了往昔金戈铁马风云变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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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竟敢给毛泽东上书



       在2007年第1期《随笔》杂志上，刊登了章立凡的文章《陈铭枢上书》。看后颇有一番感受，即陈铭枢太不识时务了，竟敢给毛泽东上书。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第二天，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四天之后，毛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而半个月之后才听到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内容传达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在5月18日竟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 。

         陈书言道：“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学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够了，我都不忍再看下去了。毛对此信没有表态，但次日即撰写了反右战略文献《事情正在起变化》并下发，掀起了反右斗争。两周后，陈铭枢因这封私人信件受到了严厉批判，最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有句歌词中道：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毛确实是像林彪所说的念念不忘一个“权”字。“生前权力死后名”，他自己知道权来得不易，因此抓住了就决不放手。在毛泽东的眼里，绝对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最最重要的，他看权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林彪事件后，他有一次中风，醒过来后瞪着眼睛不说话，抢救人员怎么都不能使之开口，只有周恩来最了解毛，他说了句：“主席，革命政权还掌握在你手里！”毛立刻灵魂附体，又来了精气神儿。这等人士你竟然上书赞同他引退，确是不知深浅。另外陈也不明就里，毛搞大鸣大放是在引蛇出洞啊。陈毅曾有诗说毛是“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堂堂八百万国民党大军尚且不在话下，何愁对付不了区区五百万的知识分子呢。稍微放松一下权力，是为了更好地牢牢地再抓回来。虽然毛本人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人民”，他的脑袋已经被权力欲塞满了。

        陈的上书中还有许多金玉良言，可惜老毛根本听不进去呀，所以我一看陈文的内容即知他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果然他后来只能潜心修佛，行事低调了，1965年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如果赶上“文革”，其下场怎样，那就很难说了。另外，这篇文章刊登在《随笔》的第114页，唉，这“114”也不是个吉利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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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上书 两种结局

章立凡
　　陈铭枢遭到重大打击后，晚年潜心修佛，行事低调，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时政。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最不顺耳的当属“下诏引咎”四个字。这番话与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的“右派言论”一道被整理上报后，毛泽东于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旧话重提：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逝世。距毛泽东祝愿他们这些人长寿的时间，仅隔六年，来不及观摩赶上英国后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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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放在<客家名人>版是不是更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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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ytzb.org.cn/zytzbwz/renwu11/renwu/021.htm
陈铭枢（１８８９—１９６５）
　　字真如，广西合浦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同盟会员。１９２５年广州国民政府东征时任第一旅旅长。１９２６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２９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０年所部改编为第十九路军，参加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任京沪卫戍司令，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１９３２年同蔡廷锴、蒋光鼐等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１９３３年与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参加发起组织人民党，发开反蒋。失败后去香港，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１９３５年和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华民主革命同盟。１９４５年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１９４９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１９４９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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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客家人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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