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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网摘]站在21世纪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回望与思考

已有 366 次阅读2007-1-20 20:25 |个人分类:历史天空

2006年12月28日  解放军报
 
  李炳彦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军事谋略学》中提到,要看清21世纪的国际形势,须回头看一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国际战略格局急速演化的今天,笔者仍主张回头看一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际关系,看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为什么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相提并论呢?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有哪些相通之处?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对于解决国际上的纷争又有哪些借鉴之处呢?这正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一定时代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价值尺度有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同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同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由人产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始点”;一切社会关系又都由人收拢,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终点”;一切社会关系都靠人支撑,人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支点”;一切社会关系都在人身上交织,人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交点”。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两个层次的社会关系之中,即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既定的民族、阶级或党派,生活在一个法定的国度,处于人际间的宏观关系之中。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有亲属、同事、上下级和业务联系等关系,处于人际间的微观关系之中。事实上,每个人总是要同时以“宏观身份”和“微观身份”来对待和处理人际间的多种关系的,不管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联合,还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抗争与妥胁等,都概莫能外。

  日本著名汉学家村山孚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权谋术数,原本是人类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生存而产生的智慧。它理论化于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从那个大变革时期日益丰富起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法。这种技法的特征是:不单凭蛮力硬干,注重以间接方式巧妙地摆布对方,使对方的行动自然而然地归循于自己所期待的方向。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确切,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就是我国古代计谋韬略的丰富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人际关系的诡诈多变有密切联系。因此,我们探讨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外交谋略,不应该忽视对这一时期人际关系特点的分析。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张仪客居楚国时,感觉到楚王对他的态度愈来愈疏远,渐渐冷漠,对他的看法也开始恶化,甚至在侍从中也能听到不满之声。张仪苦思冥想,心生一计,求见楚王。张仪对楚王说:“在贵国我也没有什么用处,请求去见魏君。”楚王立即点头同意。张仪问楚王需要魏国的什么东西,楚王不以为然地说:“宝石黄金以及象牙等,都是我楚国所产之物。寡人无求于魏国。”张仪又提出,中原女子的美貌“常使人误以为天仙”。楚王一听垂涎三尺,说道:“楚,僻陋之国也。中原之女如此之美,虽有所闻,然而尚未尝亲见也。请费心……”楚王于是给张仪珠玉以为资金。而楚国的王后南后与宠姬郑袖听说此事后,心中十分害怕。二人分别派人向张仪赠送大量黄金,嘴上虽说是“以供刍秣”(即旅费),实际是作为阻止美女入楚的酬报。张仪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些钱财。他在向楚王辞行时说:“当今乱世,往来艰难,不知什么时侯才得相见,望大王赐之以酒!”楚王于是备送别之宴。酒至半醉时,张仪再拜而请,说:“这里再没有其他人,愿大王招所喜爱的人侍酒……”《战国策》对此作了一番精彩的记述:王曰:“诺”。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见到这两位女人,张仪故作惊叹,向楚王倒身下拜:“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赴魏)得美人,是欺王也。”楚王听到对自己心爱之人的夸赞,非常高兴,更加吹嘘道:“不必介意,我本来就认为天下再没有像她们两人这么美貌的了!”至于南后和郑袖,听到张仪的话更是感激不已。张仪由此得到了楚国宫廷的宠信。张仪在处理君臣之间的人际关系时,先从争取南后和郑袖信任方面下功夫,以此博得楚王的好感,行此迂回之计巧妙之极。

  再一个例子是《战国策·韩策二》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韩国相国公叔与韩王爱子几瑟对立,相互争权夺利。结果,几瑟失宠流亡在外。公叔为了除掉后患,在几瑟流亡之前,曾欲派刺客暗杀几瑟。有个策士相劝说:“不要这样做,太子伯婴非常看重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几瑟的存在,是为了利用你牵制几瑟,你才受到重用的。因此,他如果死去,你也必然要受到轻视了。只要几瑟存在,太子就有所畏忌,不得不依赖你的作用。”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诡诈之法,不禁使我们联想起群雄争立的形势下,策士们经常提出的“平衡术”。在那样的形势下,“均势”是稳定的基点。为了求得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就必须造成一个“强不能过强,弱不能太弱”的局面。既要防止主要对手过于强大,威胁自己的利益;又不能使其彻底削弱灭亡,丧失钳制其他次要对手或潜在对手的能力。由此,才能使国际力量达到相对“均势”,造成比较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格局。相反,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马上就会出现新的利益矛盾,从而引起新的国际争端。

  另外,有的时候,处理人际关系本身就关系到国际争端的解决。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载,楚国大军北上攻魏,魏军被打得大败,一连丢失8座城池。接着,楚军又转而向东,开始进攻齐国。齐国难以迎击势如破竹的楚军。于是,齐国派遣策士陈轸作为特使前往楚军大营。当时统率楚军的是出身贵族、深得楚王信任的大将昭阳。陈轸首先向昭阳祝贺他的军事胜利,随后问道:“按照贵国的制度,如果战胜敌军,杀了敌军的将领,将会得到什么官爵?”

  昭阳回答:“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圭。”

  陈轸又问:“地位更为尊贵的还有什么?”

  昭阳说:“只有令尹了。”

  这时,陈轸使用巧妙的启发术说:“令尹是够尊贵的了,但楚王不会设置两个令尹。我想为你作一个譬喻,楚国有户人家进行祭祀,赐其舍人一杯酒。如果几个人分饮,数量就太少了。于是,相约在地上画蛇,最先画成的人饮酒。其中一人最先画成,他左手把酒,右手画蛇,说:‘我还能给蛇再画上足。’正在他添画蛇足时,第二个画完的人夺走酒杯,说:‘蛇本无足,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足呢?’于是把酒一饮而尽。画蛇添足的人,最终失去了那本来应当属于他的酒。”接着,陈轸继续循循善诱:“昭阳将军,你已经得到了上柱国的官位,又引兵而欲攻齐,可谓‘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不知道适可而止,不正是描画蛇足吗?”昭阳恍然“大悟”,于是撤军归去。在封建社会中,君王最忌臣僚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危及自己统治地位。陈轸正是从君臣间人际关系的这个关键环节入手,说动昭阳撤军而去,从而解救了齐国之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人际关系同国际关系有紧密的联系,研究人际关系有利于分析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在同一个时代里,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往往也会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尺度;在一个国度里,人际关系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常常会影响到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

  时代变迁,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都将同步变化

  为了进一步认识激烈竞争的战国时期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我们还需要将战国时期和春秋时期的这两个不同时期进行一下比较。

  周王朝建立之后,在经济上推行井田制度,政治上实行宗法分封制,由此造成了一个松散的统一局面。为了巩固这个局面,周公旦煞费苦心,提出了一套“礼治”的道德约束制度,规定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必须有互助互爱的义务,将所谓“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义,朋友有信”作为中心信条,意在用维护奴隶制度的礼来治政。这套礼制,提倡以“孝、悌”来加强宗法秩序,宣扬以“忠、恕”来巩固国家统治,强调人们要通过自省、自我修身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增进贵族奴隶主之间的团结。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对这套礼教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发展,提出了以“仁”为中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体系。他所说的“仁”,核心是“忠”、“恕”,由此派生出恭、宽、信、惠、智、勇、孝、悌等内容。这样,便使维护旧贵族统治的伦理道德更加完善化和系统化了。

  然而,春秋战国大分化、大动荡的形势愈演愈烈,兼并战争日趋频繁,变革的洪流像决堤之水,冲破了周礼的约束。不过,同战国时代相比,春秋时期在许多诸侯国统治者内部,尽管存在着臣弑君、子杀父、兄弟相残的争权夺势的角逐,但周礼这层面纱还没有完全被撕掉,在社会表层仍高举着虚伪的“仁义”旗帜。历史变革的洪流中,一方面在急剧的旋涡中翻卷着争权夺势的恶浪,另一方面在滚动的缓滩处却还飘荡着“仁爱”的波纹。“周礼”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到统治阶级的赞扬,并或多或少地还在人际关系中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

  这种情形反映到国际关系上,同样一方面是激烈残酷的厮杀征战,另一方面则是竞争的上空飘扬着尊礼扶周的旗帜。春秋五霸相继而出,无不是打着“尊王攘夷”的牌子,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他们虽然取得霸主地位,但还不敢独立称王(楚国因情况特殊除外),在总体上都是举着周天子的牌位,来处理国际事端的。不论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是晋文公“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概莫如此。

  总之,由于“周礼”这层面纱还没有完全撕破,以至在春秋的国际关系史上,闹出过宋襄公“仁义”之师打败仗的笑话,出现过一面开兵见仗,一面又彼此联姻,结为秦晋之好的滑稽戏剧。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他的夫人便是晋献公的女儿,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他的夫人文嬴,便是秦穆公的女儿。而两国的矛盾又非常尖锐,经常处在战争状态。当然,周礼对于人们的约束和影响,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总的说来,春秋前期大些,愈到后期愈微弱。同时,对各个诸侯国影响和约束也不尽相同。

  《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事实证明,古往今来,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是围绕着争夺一定的利益目标而进行的。然而,在春秋时代,由于周礼的道德规范还没有被彻底打碎,所以人与人、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在围绕利益、权利进行争夺时,还没有公开打出“利益至上”的旗帜。到战国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周礼已不复存在,周天子的地位大跌,已无足轻重,群雄便纷纷摆出杀气腾腾的兼并之势:攻城池、拓疆土、说纵横、施权谋,“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以便其私”。这时,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已公开提出了“利益至上”、“利益第一”的口号。例如,战国中期时,孟子来到魏国游说,梁惠王(即魏惠王)一见孟子便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结果,孟夫子居魏10余年而不能见用。可见,当历史的航船驶进战国时代,仁义已真正让位于利益了。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若还企图用仁义慈悲来安邦治国,争取天下,那么强国大业必败无疑。

  不同时代的国际关系与军事外交策略的选择

  战国时期,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下面我们仅就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救援”问题作一对比分析。在群雄逐鹿的战乱年代,当一方遇到危机或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对手时,往往向第三方求援,而第三方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需求或某种考虑,决定是否救援。春秋时期在“救援”的决策问题上,不但考虑利益,而且道义也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楚国,占领郢都。楚臣申包胥奉命前往秦国乞师求援。由于秦国距离吴国较远,加之秦本身地势险要,所以吴入侵楚的行动,对秦的利益并无直接威胁,秦哀公不想出兵救援,他先让申包胥在馆驿休息,推说待与大臣商量后再定。但申包胥认为楚王尚在颠沛流离之中,自己作为楚国的臣子,不能住下休息,于是“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国君臣终于被申包胥这一“忠义”行为所感动,决定出兵救楚。结果,秦军打退吴军,使楚国得已复存。

  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请看《战国策·齐策一》中的一篇策论,叫“邯郸之难”,说的是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邯郸时,赵曾向齐求援。起初,齐国内部在是否救援的问题上认识不一。相国邹忌主张“不如勿救”;策士段干纶认为,如果魏国兼并赵国,“则我不利”。齐王决定出兵救赵,下令“军于邯郸之郊”。但段干纶连忙阻止,他认为直接出兵邯郸援救赵国,“是赵不拔而魏可全也”。不如先出兵威胁魏的襄陵,待“邯郸拔”,尔后进攻魏国,这样,“是赵破魏弱也”。齐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先派兵向襄陵进发,以钳制魏军。第二年,魏军攻破邯郸后,齐军迅速出击,魏急忙退兵回救,在桂陵被齐军打得大败。

  从这篇策论可以看出,齐国出兵救援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交战国双方力量消耗得愈多愈好,等到他们都精疲力竭的时侯,再出兵救援,这样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很显然,若在交战初期就出兵救援,齐和赵虽然也能战胜强大的魏国,但这样一来,处于被援地位的赵,就会成为利益的既得者。然而作为出援者的齐国,却只能成为力量的丧失者,等于白白做了一笔“蚀本生意”。

  我们引用这篇策论,主要不是分析评价齐国策略运用的高低优劣之处,而是意在证明,春秋时诸候国普遍重义,而到战国时就唯利是图了。

  据《战国策·齐策五》记载,著名纵横家苏秦曾向齐闵王说过一句名言,叫作“形同忧而兵趋利”。意思是说,在形势上同处忧患之中就能真正结为盟友或互相救援,而战争的实质都是为了自己获取利益。可以说这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然而,在战国时期,有些诸候国却非常重利(确切说是重视眼前利益)而忘忧。例如公元前260年,赵军长平之战中大败于秦,将士死者45万余人。燕、赵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燕之所以未受秦的侵犯,就是因为中间隔着赵国。但在赵国战争危急时,燕却未派兵支援。战争结束后,燕王喜才派大臣栗腹去赵国慰问,赠送五百金为赵王治酒祝寿,以表示自己对赵的善意。可是,这位大臣返回后,竟向燕王提出“赵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的建议。利欲熏心的燕王喜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便乘人之危,以50万大军突然进攻赵国,挑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即燕赵高代之战)。从而为秦进一步东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加速了两国的灭亡。

  激荡时代的人性特点与国家求强进取之策

  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子曾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荀子认为人本性“好利而恶害”。他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而人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则必争”。我们姑且不论“性恶论”错对与否,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战国时代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严酷现实的真实反映。

  战国时代,诸侯承春秋以来大小封君以强凌弱的兼并之势,怀着更为强烈的“辟土地、兼天下、成王业”的贪求,对西周以来的传统统治秩序无疑是更为狂放的亵渎和叛逆,而且为此把千百万人民驱向血与火的战场。这些举动确非出于善良、高尚的愿望,而是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从道德上看,着实可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恰恰是当权者们不断膨胀着的“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这种热衷于以“力”服人、独吞天下的“恶”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构成了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为卓著的战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前提。

  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诸侯国在进行改革变法的过程中,都举起了利益杠杆。无论是商鞅的奖励耕战、严厉法制,还是齐威王的广开言路,下令“求谏”;无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燕昭王高筑“黄金台”以招揽人才……可以说,都是靠利益这根杠杆启动的。当利益的杠杆举起之后,不但推动了多国改革变法的进程,而且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竞争激流奔腾旋转的流速。

  要想求生存,必须谋发展;顺时者昌,逆时者亡。一个家庭、一个集团、一个国家,能在发展中自立、自强者,都必须顺应时势。迈进21世纪以来,更加猛烈的变革巨浪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航船急速进发。回头看一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可以为我们处理今天复杂的国际关系找到可借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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