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回忆录里提到，193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此乃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相支，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当年清华里面的集体下棋，大家都是数得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阵，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虽然慢点儿，大抵能够终局。

对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明，但多半支招者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现。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如果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一回家，不停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要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就是期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奕者，即便这个奕者不过是个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有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马上就拥有批评奕者的权力，指手画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逢遭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付，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的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强，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几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当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得好，胜选概率反而会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其作用不是一点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倒是那些权威国家，只要在这种国家，政治往往会带上领导者个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纵横捭阖，飞龙走凤，时有神来之笔，愚蠢者则刻板僵化，墨守成规，怎么看怎么让人闷气。但是，在权威体制下，恰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是这样说的：当时的中国就像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政，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当然，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他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的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来的“支招”的人，必须懂棋，懂得游戏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