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称谓年代考

        摘　要: 从罗香林先生到近年的客家学研究者,对“客家”称谓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不断有所讨论,然而一些讨论或因文献资料不足,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更在于未能寻得更多具体史料的支持,故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过于主观武断。“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问题,是客家学理论架构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客家史”也难于动笔。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这一考察经常涉及“客家”称谓问题。本文即在对四川、广东、福建、台湾、南洋移民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客家”称谓的出现应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康熙至乾隆年间,而且是以“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域内。“他称”转为“自称”,作为客家民系整体说来,则应是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

        关键词: 客家; 客家称谓; 客家第四次大迁徙


        “客家”一词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一直是客家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罗香林先生到当今研究者均不断有所讨论[ 1 ] ( P41 - 42) 。然而,一些讨论的结果,或因文献资料不足,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更因始终未能寻得具体历史史实的支持,故而不是语焉不详,便是过于主观武断,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迁海复界”、“湖广填四川”、渡台湾和下南洋等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本文即在这一考察基础上,利用文献对“客家”称谓之成因及出现年代作一系统探讨,望就教诸家。

一、“客家”称谓之成因及出现的地域、年代

　　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 颁布的“迁界令”,完全是针对郑成功的海上武装。第一次“迁界”后,清政府认为未达至预期效果,于康熙三年(1664)“再迁”,即向后再退30 里。这个史实是众所周知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 朝廷宣布废止“迁界令”,次年完全解除“禁海令”历时23 年的“迁界”,使得“迁界区”人散难归,田地荒芜。为尽快恢复生产,康熙下达了一系列招垦劝农政策,从此时到雍正、乾隆年间,大量客民接踵而至,进入广东东南沿海地区。这就是“客家”称谓出现的历史大背景。

        1. 1 　成因

        有关“客家”称谓的成因,学者已有所论及。最早谈及且作出全面、详尽分析者,莫过于清末翰林赖际熙。由他撰写于民国九年的《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二万四千余字,可以说是一篇论“咸同间土客械斗”的力著。其中论及“客家”称谓:

        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另外, (道光)《佛岗厅志》:“国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讲明了“客家”称谓的出现与“复界”诱发的“移民垦辟”直接相关;出现的原因就是众多的外来占籍者,在与土著杂居的地区,因语言不同,而被土著称为“客家”。

        大规模迁徙而至的垦民,不仅带来与土著有别的语言,而且也将本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毫无遗漏地带了进来,与土著民形成两个类型各异的文化圈。由此,在“土客杂处”的地区,土著群体才觉得有必要为这一外来群体起个名字,以示区别,遂为“客家”。所以,也可以说“客家”称谓是不同区域文化相互排斥的产物,是区域意识强化的结果与标志。

        1. 2 　地域

        关于“客家”称谓最早出现的地域,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闽南人和广府人之间,是闽南人首先使用“客家”称谓的。因为“广东本地人从其传统的用语习惯来看,没有把由外地迁入广东的人称为‘客’的习惯”[ 2 ] ( P131 - 132) 。此观点可以商榷。刘镇发先生认为,“客家”称谓始于明末清初,尤其是在和广府人冲突时产生的[ 3 ] ( P80) ,这一观点较为接近史实,但将年代上限上推至“明末”,却是早了点儿。下面就此问题分省进行讨论。

        1. 2. 1 　福建

        “迁海复界”对福建社会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为这场灾难实始于此。

        前文已谈及清政府从“迁界”中不仅没有获得益处,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粤、闽两省的巡抚、总督等地方要员屡屡上书,力谏开界。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10 月22 日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田地应给民耕种,户部派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呀思哈往浙江,工部尚书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赴粤、闽,巡视督察复界区“给民耕种”、“紧要地方仍应作何防守等事宜”。杜臻在《闽粤巡视纪略》卷一中记录下了行前康熙与己的对话:

        皇上问:“勘视将先何省?”臣臻对曰:“将始上问:“勘视将先何省?”臣臻对曰:“将始广东。”

        皇上问:“何以不先福建?”臣臻对曰:“臣等先至广东,令彼处百姓及时承垦,庶不误春耕之时。”皇上曰:“独不误福建垦耶?”臣臻对曰:“福建督抚方安插投诚,未暇协理开垦。臣等以其间先竣粤事,次至闽省。诸臣已暇可以会商,且闽土节候比粤稍近。”皇上颔之。由该段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闽、粤两省复界情况的差异,即承垦者的组成大不相同:粤地是招徕的“百姓”,闽地是“安插”下的“投诚”人等。

        经翻查有关历史文献,得知众多的“投诚”者,大致是被清廷称为“海贼”和“山寇”的两部分人:

        “海贼”者,乃郑成功之部属也;“山寇”,则为拥戴前明宗室的明军诸部及地方武装。仅以《福建通纪》卷12 中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郑成功部属。仅从六次(康熙元年———康熙十八年) (1662 —1679) 投诚人数较集中的事例计算,官员4736 名,兵丁136643 名,眷属人役79657名。

        上述数字并非郑氏投降人员全部记录,其余零星先后投降的几百人、几千人和不断从台湾逃归者,因篇幅不赘述。

        另外,康熙二十二年郑克　(郑经之子) 及余部在台湾投降后,有相当数量的官兵陆续被“护送”返大陆安插,具体人数未载,但应在数万人上下。

        第二, 拥明及前明军诸部。康熙十六年———康熙十九(1677 —1680) 年间,福建的地方武装林惟仁部;江机、杨一豹等率领的前明军及前明宗室成员朱铳　麾下部分投降者就有数字纪录,以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余人,实际人数保守一点说,也应在三十六万人左右。

        被清廷视为“山寇海贼”的众庶,绝大多数是福建省内因迁界而失去耕田、捕鱼生计的沿海迁民。从康熙十九年4 月至11 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不断上疏,申述安插投诚官兵的益处、难处,并且向朝廷请求开界。姚启圣认为“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而更难于安插之久远不变”,因此,姚启圣多次急请福建边界开还。为消除朝廷对开界的担忧、顾虑,姚启圣在康熙十九年4 月“为请将界外田地给与投诚官兵屯垦事本”的奏题中对其可行性详加论述。

        奏疏终于在康熙二十年2 月批准,福建沿海开始展界,安插投诚。在康熙二十年10 月22 日的“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中,保留下当时对投诚人员的安插标准,资料十分珍贵,现摘录如下:

        查将福(州) 、兴(化) 、漳(州) 、福宁各府、州属界外田地有主者,听民复业,无主者分给投诚官兵开垦,浩荡皇仁,诚为得所。但赤穷孤身,界外既无室庐,复乏牛种,实难播种。臣随传集道、镇、府、厅公议,分别投诚总兵每员给田50亩,牛种银11 两;副将每员给田35 亩,牛种银8两;参、游、都每员给田30 亩,牛种银7 两;守备每员给田25 亩,牛种银6 两;千把总每员给田20 亩,牛种银5 两;兵丁每名给田12 亩,牛种银3 两;文官每员给田30 亩,牛种银4 两。内有官兵自己原有界外田地领回者,不给别田,照例给银,以为资本。使若辈各安生业,编入家甲,分垦田地,照例起科。则官及兵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 ] (P237)

        正因为福建展界区从政府指导行为上是安插本省的投诚人员,它没有向外发布招垦指令,就不可能有移民潮出现,这是福建、江西客民不向福建沿海运动、反而“舍近求远”地往广东流布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福建展界区不会存在什么“土”与“客”的问题,当然就不具备产生“客家”称谓的各种社会要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