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

       研究客家源流，不能不重视客家先民在中国唐朝末年（简称唐末）至北宋时期南迁的历史。这不仅因为它是整个客家源流史中继东晋末年"司豫流人"迁离中原而揭开客家史序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并且其结果还催生了华夏民族中一个独特的民系--客家族群的形成。仅以这段时期的客家源流而言，其流寓于以后成为客家基本住地--闽粤赣边的北方汉民，比之上。历史时期不仅移民的来源更为广泛，而且移民的数量也更加庞大。据统计：今日客家姓氏中有一半"是在唐末至宋初迁人闽粤赣边区的"。然而，以往却有不少客家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汉人南迁的时间和动因是唐末黄巢暴动，并且还普遍以葛藤村的传说认为黄巢曾用兵于闽西宁化。这些说法其实与史实不甚相符。如果真的仅仅如此，那么在唐末以来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移民流入闽粤赣边区。事实上这一历史时期汉人移民向闽粤赣边大量流入，其时间与动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与残杀，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另外，闽粤赣边区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唐末至北宋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唐末至北宋移民背景勾勒 

       唐王朝经"安史之乱"严重摧残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都朝衰败的方向迈步，特别是到唐末，这种命运已到了病人膏肩的境地。唐懿宗（860-873年）时，刘允章便上书直陈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国有九破"，"民有八苦"。这种社会形势，终于在俏宗乾符儿年（874年）爆发了燃起上濮州（个河南范县）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北）以上仙芝与黄巢为首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而且不出几年，战火便燃遍了中原大地。特别是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而领导权归十黄巢之后，农民军更是势如破竹，由山东进河南，而后南下渡江突人江西并占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波阳）、信（今上饶）诸州再转安徽，接着进浙江自衢州到闽北建州（今建瓯县）攻占福州，而后沿闽东南沿海转广东并占广州，并由广州北上人广西、湖南、湖北，再顺长汀东下进入江西而占赣东北的饶州（今波阳县），又入安徽至河南……到广明三年十二月五日（881年1月8日）攻占长安。以后农民失守长安又在中原辗转征战了近十年之久。所以，这次长时间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征战，对于瓦解和动摇唐朝政权，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在黄巢农民军进军与攻伐的过程中，因遭唐军与地方官府势力的抵抗、镇压乃至秋后算帐所带给沿途人民的灾难，也是极其深重和残酷的。所以，在这则有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民众都遭受了死亡或逃流的悲惨命运。

       继唐亡之后的五代，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后梁只有今河南全境与陕西、山东、湖北的大部，以及宁夏、河北、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后唐、后晋和后汉控制的地区虽有所拓展，但仍十分有限；只有后周将南境延伸到今湖北、安徽和江苏境内的长江北土。由于五代的开国君主都是以前朝人镇的身份和力量通过非常手段夺取政权，并且多是好斗善武的异族人氏，所以，动用武力、施行暴政和军事攻伐基本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为夺取或捍卫政权，各军事力量甚至自身内部之间常发生战争，并且以各种惨尤人道的军事与暴力形式施加于人民。王夫之《读通鉴论》称五代所统治："若此凡数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极乎不忍见不忍言之惨。"十国的区域除闽、吴和前蜀稍好一些，其余与五代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统治者也是割据各地的大小军阀，全是凭武力或镇压农民运动或发动武装政变而自立为王。正如出身行伍而被后严封为节度使的安重荣所谓："今世天了，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宁有种那？"他们在各自统治的区域都基本以武力来维护或被吞并，所以，王夫之称朱温篡唐到北宋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战国焉允矣！"。因此，在五代这种充满恐怖和血腥的时代里，广大群众为避免坐以待毙的命运，其出路也只有两条：一是武装暴动，以武力对抗暴力。事实上在五代约半个世纪里所爆发的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北方陈州（今河南淮阳）就有毋乙和董乙领导的反抗后梁暴动，而南方则在粤北循州（今广东惠阳）与赣南虔州（今赣州）出现了张遇贤领导的起义；二是迁徙逃亡，逃往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以躲避暴政的压迫。至于北宋，由于它是以发动军事政变而建立的，因而对于后人涉已后尘特别敏感并严加防范。从赵匡胤开始就加强对各级军事权的剥夺以归于皇帝一身，以致于形成一种将帅分离与兵将疏隔的军事制，极大地削弱了军队应有的战斗力。所以，当北宋与其北邻相继日益强大的辽、夏、金等民族较量中，从一开始就连防御目的也难达到，唯有在不断巨额赔款与裂土的耻辱中苟延残喘，而贪得无厌的异族统治者又得寸迸尺，经常以战争和掠夺手段来补充自己的难填欲壑于是，北宋时期中原以北地区战乱不断，不少人民除遭异族的杀戮与掳掠外，就是往内地乃至南方迁徒，其中在宋与辽签定"澶洲之盟"前，仅官方就输送了云、应、寰、朔四州人民内徙。本来因军事软弱而造成的无数次战争失败所支付的大量赔款就给人民增添了不少负担，但更可悲的是统治者在其他方面又强加给人民更多的痛苦，其中如放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不抑兼并"政策，必然造成"田制不立"而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如荒年大量招募甚至强制丁壮禾入伍的雇用兵制，其结果则不仅使物质生产受到影响，而且还增加百姓对军费开支的负担；又如扩大并简化科举制度，使更多的文人士子进入官僚机构，这也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的更多挥霍，从而使人民为之付出更多的赋税……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平民百姓和社会生产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史籍记载当时各地拥有土地的"主户"日益减少，而失去田产以依附主户任其剥削欺凌的"客户"却不断增加。这种主奴比例的增大与贫富悬殊的增加，势必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以至恶化，从而激起了百姓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政府。因此，在北宋时期，统治者原本防范人民造反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甚至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有史以来产生农民暴动最多最广的一个朝代。这些农民运动从北宋初年在四川的王小波、李顺等人的暴动，到北宋末年出现于中原山东河北一带的方腊与宋江的造反，基本上都是"均贫富"、"杀富济贫"一类为目的。可是，这些农民暴动以及统治阶级对它实行残酷镇压的结果，又加重了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这一系列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所引起的战乱，以及统治者对人民所施行的残酷压榨，必然会使无数人民逃离战乱的漩涡或躲避赋税的重压而远徙他乡。 



       二、唐末移民涌入闽粤赣边区

       唐末徙居闽粤赣边区的移民，主要是指公元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至朱温篡唐（90 7年）期间，由中原特别是长江流域南迁的移民。这一时期大下大乱，其中特别是黄巢农民军还从公元878年初至880年末的南征北讨中，横扫了今河南至华南南端一线以东的所有省域，其中战火最烈的地区，除中原的河南与山东之外，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苏等江淮地区也是如此。它们都遭到黄巢义军南下与北上的两度席卷，而长江流域的赣、皖、苏区域，又正是罗香林所谓晋朝中原大南徙时第二支派"移民即司豫流人的主要徙居地。所以罗香林在其有关客家源流的著述中，将客家南迁的整个历程当作由五次接力般迁徙组成，并把这次南迁看作第二次的迁徙，其依据即在于此。然而，尽管这次农民起义经过并征讨了中原大部及所有华中、华南和华东各省，但闽粤赣边区特别是其中的闽西与粤东却平安无事，因而不少长江中下游沿岸及其以北受战乱影响的移民，便鱼贯而入这片世外桃源般的乐土。不过，在具体阐述北方移民流寓闽粤赣边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解释和理清学术界（包括客家研究界）两种关于唐末闽粤赣边区形势的认识： 

       其一是黄巢是否用兵过闽西。罗香林几乎在其所有有"关论述中都引用了"黄巢不杀葛藤坑人"的传说，并且其中在《客家源流考》中还就这一传说写道："按葛藤坑，据客家各姓家谱的记载，其地实在宁化石壁村。"罗先生的这种按语，明显肯定了黄巢曾用兵宁化。如果照其所说，那么，闽西在唐末就难免有战乱了，从而避难移民人最流寓于此就令人不好理解。其实，罗香林这一按语是不符合历史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任何史志记载黄巢曾进入闽西任何地方。史志只载黄巢从浙东开山路七百里进人闽东、闽北，并且在当地交战非常残酷，然后沿闽东南沿海主要从海路进入广东广州，最后经往广西、湖南北上；第二，这一传说虽然在客家民间广为流传，包括宁化境内流传的内容也与罗香林记述一致，但是，传说本身并没有明指葛藤坑就是石壁的葛藤村，并且连闽西宁化及其任何有关地名都没提到；第三，事实上，在客家族谱资料提到宁化石壁葛藤坑的也极少，罗香林在其《客家研究导论》与《客家源流考》中，论述唐末客家南迁而引的十余种谱谍材，也没有一种提到宁化的葛藤坑，因此，这一传说的内容纯属张冠李戴甚至是子虚乌有，而闽西在唐末则绝对是没有战乱并比较平安的。

       其二是农民军有无进军赣南。从《资治通鉴》到《古今图书集成》，再到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随唐五代史》和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都一致认为黄巢曾攻占虔（今赣州）、吉（今庐陵）、饶（今波阳）、信（今上饶），然而，今人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中代史》却否定此说，并在注释中道："黄巢南进路线，旧说曾攻人江西虔、吉、信等州，今据岑仲勉《随唐史》495-497页考证，不取此说。"岑仲勉在其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隋唐史》有关注释考证的主要理论是："信（今上饶）在江西省东北，吉（个庐陵）、虔（今赣县），在其南部，断是仙芝（或重隐）余部两支之扰，绝非巢之本军，否则虔州已面临大庚之前门，何为不经出广南，反而由浙人闽之迂道？"在此，岑先生虽然否定黄巢曾进军赣南，但还是认为赣南在唐末有遭农民军之分扰。从综合客家族谱资料来看，赣南在唐末是受到战争骚扰的。这可从两方面事象得以证明：首先是这时的北方移民进入闽粤赣边区多趋闽两以远而少居赣南；其次是不少原居赣南的人氏在这时纷纷进入闽西以远。们是，从一些旅谱记载在唐末仍有迁达赣南的现象来看，赣南在当时所受的骚乱恐怕并不十分严重。这些现象，我们从接着具体闸述北方移民进入闽粤赣边区的族谱例举中可以明了。由此可见，闽粤赣边区在唐末期间，除赣南遭受短暂而小规模 战乱之外，其余地区均处于平静安宁的状态。正因为如此，这片刚开始汉化而大有开发潜力的十地，便在这时涌人了无数北方南来的移民，如《嘉应刘氏族谱·世系行实传》记载：一百二十一世祖讳祥（一作翔）公，妣张氏。唐末僖宗乾符问（874一879年），黄巢作乱，携子及孙，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洞……祥公原籍，自永公居洛阳，后（指五胡乱华时）

       徙江南。《崇正同人系谱·氏族》载李氏：南来之祖，则溯始于十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汴梁，继迂福建宁化石壁乡。同上书载蔡氏： 蔡氏本周姬姓之后，文王子叔度封于十蔡，今涧阳、汝阳、上蔡、新蔡诸县……唐末避黄巢之乱，迂于闽南。《大埔范姓族谱》云：一世（即范姓总系六十一世）坤 ，字评，官任龙图阁大学士，唐僖宗元年（874年）因乱，家口十八人居浙江杭州钱塘，后移居南剑州沙县孟澜峡，再徙福建汀州宁化黄竹迳开基，生子四：春、夏、秋、冬。又据《温姓人族谱》、《兴宁温氏族谱》及《崇正同人系谱·氏族》温氏记载：温族源于山西河南，五胡乱华之际，随元帝渡江，后娇公出镇洪都（今南昌），部份后裔迁居石城，唐值宗时避黄巢之乱，温铜宝自石城移居宁化石壁；温九郎从洪都转徙汀之上杭。 《兴宁廖氏族谱》云：唐时我祖由江西于都避乱迁汀州宁化石壁寨。《宁化寒谷张氏族谱》载：嵩公为武昌太守，口唐代避黄巢乱，扶母归隐虔北东温澜，转移陂阳乡竹子坝（今石城县琴江镇境）。《石城蜀日许氏十修谱》又载：唐祥符六年（879年），许十五郎从虔州避乱迁来（按：指迁至石城小松乡牌坊下）。而据宁化县客家研究会整理的《客家流迁中徙居宁化播衍各地的部分姓氏》一文，其介绍杨氏：圣郎于唐乾符元年（874年）由福建延平（今闽北）迁入宁 化石壁杨家，后裔迁往闽西。

       同上文述伊氏云：文敏于唐乾符元年（874年）由开封陈留县迁入宁化河龙上伊，傅至崇本，迁往上杭。如同上所记事象，在客家族谱中可谓举不胜举，而将它们与上一历史时期汉人南迁情况比照，则不难发现这次迁徙的形态有不少自身的特点：除如李、蔡等姓从中原南迁外，还有如刘氏及温氏一支从中原之外的长江流域南迁，又有如廖氏及温氏一支由赣南进入闽粤赣边区；并且其中最突出的是，这一时期进入闽粤赣边区的移民，已大多数越赣南而向闽西及其以远推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如前所述唐末时期的动乱太为惨烈和广泛，并且连赣南都已受到动击。此外，除以上所引多为难民南迁事例之外，在客家族谱中还反映了一些仕宦于当地而留居的政府官员徙居情况。这类现象似乎以发生在赣南为多，如《宁都南门外孙氏族谱》云：始祖讳利，乃唐中书舍人，讳拙之子，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因黄巢之乱，充承宣使，引兵游击闽越江右间，以功封东平侯，嗣略至虔化县，民皆安堵，父老遍道请留，遂定居该县。再如《宁都璜溪中坝清河廖氏族谱》载：崇德公始籍浙江松阳县顺义乡，唐乾符二年（875年）乙末科进士，乾隆《宁都县志》云："县令，唐，廖崇德，浙江人，卒于官，遂录籍。"又如《谯国宁都戴氏十二修宗谱》载：天赋于唐末从金陵赴任虔化令，遂定居萧田坪湖岭。

       这种仕宦而留居当地的原因，说到底也是与唐末动乱相关，因为一方面随着唐王朝的瓦解，这些人已难有"政可依，倒不如留在较平安的当地；另一方面则如《兴国罗氏家谱》所谓：由于当时北方极为动荡，"道路梗塞"，难以北归。除了出于战乱所迫或仕宦而流寓闽粤赣边区的移民外，在唐末至五代还有一批如同广府民系在秦朝南迁一样有组织迁徙的移民，这就是随闽国创始者南下而成为客家人的中原移民。据有关史籍记载，唐末黄巢起事时，河南光、寿两州有支由工绪及王潮、王审知等人领导的农民武装，由于不敌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的压迫而于光启元年（885年）正月南下福建。他们南渡时除开拔了一支五千人的武装外，还逼迫了光、寿两州大部分吏民。这些军民中虽然后来人多成为福佬民系的成员，但也有一些落籍客家住地而成为客家民系的分子，如《崇正同人系谱·氏族·吴氏》云：（吴氏）世居渤海，散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又同上书沈氏条云：五代（应为唐末）时，其族有从王潮入居福建汀州。

       因此，我们从以上仅以客家族谱为主的史料记载中就不难看出，客家在唐末的南迁是非常盛旺和热闹的。


       三、五代移民迁徙汀虔敬诸州从朱温篡唐建立后梁（907年），至赵匡胤陈桥兵变推翻后周末帝柴宗训而建立北宋（960年），这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是华夏人民在中国历史上活得最为惨痛的朝代之一。

       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建立上北方的五代与北汉，还是割据于南方的九个小国，都到处是满目凄凉、怨声载道甚至是生灵涂炭的景象。但是，从总体比较而言，南方的惨象稍逊于北方。五代十国时期，与闽粤赣边区（粤东在南汉将程乡升为敬州）关系最密的割据政权是吴、闽和南唐、南汉。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十国简表》介绍，吴国所辖范围为今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北等省的各一部份；闽国所占的地盘为今福建。但是，据《新五代史·谭全播传》记载，谭全播于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任虔（今赣州）韶（今曲江市）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前，闽同创始者王潮据有岭南部份，而类如《崇正同人系谱·氏族·吴氏》亦云："世居勃海，敝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人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由此可见，闽国初期，其势力范围还据有赣南与粤东北一部。吴与闽分别于937年与945年灭于南唐，因而吴与闽灭亡之后，闽两与赣南都属于南唐所辖。至于南汉的统治区域则足广东及广西的大部，因而粤东基本属其管辖。管辖着古汀、虔、敬诸州的这些王朝除南汉与南唐的统治肯始终比较残暴与荒淫外，吴与闽特别是其前期都还比较开明而菩治。王夫之在《读通鉴沦·僖宗》比较五代十国的政治情势时，以为南优于北，并且还特别夸赞厂闽、前蜀与吴三国的政绩，即所谓："而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前蜀之主）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杨行密（昊之主）定扬州，辇米赈饥。非王潮不能全闽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非杨行密不能更高骈虐用于子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凯中原，以靡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以视朱温（后梁太祖）、李克用（后唐始祖）之竭民肝脑，以自为丑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岂不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