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南，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红土地，橙黄橘绿时节再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初冬时节，以“客家情·江西缘”为主题的2002赣台客家文化研讨会在此举行。海峡两岸百余名人士和全国不少媒体记者齐聚千年古城赣州，使客家文化再度成为众人关心的话题。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来，海外客家人越来越多地关心“寻根问祖”和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而国内研究客家文化的热潮则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在江西，研究客家文化则以赣南为根据地，省会南昌以及吉安市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纷纷加盟。随着有关著述相继问世，各种学术研究、文化交流联谊活动的频频开展，“复兴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已成为海内外客家人的共同心声。此次由江西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江西省文化厅、赣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研讨会，以研究客家文化渊源为主线，与会代表就赣、台两地客家人的历史情况、渊源关系、文化特征、民间习俗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还赴龙南县关西镇参观客家围屋民居，并品尝了赣南独具地方特色的“客家宴”。研讨会闭幕式是在赣州文庙进行的，闭幕式前与会者先后参观了闻名遐迩的郁孤台、八境台等旅游景点。在文庙，来自海内外的客人还参观了客家民俗展览，观摩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赣南采茶戏《妹子》和《钓》。听听台湾客家人或用客家话发言，或用赣州话现场吟词《少年游》；看看海峡两岸同胞或推心置腹地交谈，或以久违的方言与当地老表们聊天，一股浓浓的亲情扑面而来，让人感觉到赣台血脉相连，同文同根。正所谓：虽万重关山远隔，隔不断客家情谊。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赣南客家》主编廖军兴奋地说：“研讨会开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据介绍，研讨会上，世界客属总会秘书长林烈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台湾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陈平景、赣州市政协副主席、赣南客家联谊会副会长潘其乐等50余人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赣台两地学者、专家共提交论文70余篇。 本报今日特刊出部分学者有关客家文化研究的文章，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客家人、客家文化。 客家民系形成于赣 □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 以往对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时间的考证，每每拘泥于谱牒以及史料上关于人口的变化、客户的比例等问题上，地域有赣、闽之争，时间有晋代、唐宋乃至明清之争，所有考证，均有不少积极的成果，可极具说服力的，足以破译客家民系形成之谜的，却仍然鲜见。 一个民系得以形成，不仅有族群凝聚的外在形态，更有其历史文化的内在动因，有其独立存在的自觉意识，我以为，内在动因及自觉意识，每每比外在形态的出现更重要更可靠也更确定。 我以为，漂泊基因、文化意识、民族自尊，成为了客家民系形成的三大历史动因。 关于漂泊基因，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不用多说。重点在第二条，作为汉民族强盛期的文化意识，是如何催生了这样一个民系的呢？ 在实地调查中，我发现从湖南浏阳到炎陵，再从始兴到英德，长达上千里的客家人居住带上的客家人大都是明初自江西迁来的，口音只略有区别。而他们迁入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便是明朝取代元朝之际，陈友谅在南方称帝，惹恼了朱元璋，在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对曾支持过陈友谅的地方，实施了灭绝政策，原住民逃亡一空之后，江西人大量填补进来，于是形成这么一条客家人的居住带。广府人常常不解，南雄珠玑巷是他们的开基地，为何现在几乎不见广府人而只有客家人，其实也就是这一原因。 由此可见，当大批移民填补至湘东粤北的“空白地带”之前，也就是明初之前，即宋元年间，客家民系便早已经形成了，不可能晚至明清之际，至于得名，那又当别论。 确认了这一条，我们再谈历史文化的动因。其实，客家人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他们只承传了中原农耕文化那种重义气、偏保守的传统，而没有敢于冒险的、开放的海洋文化精神。应该说，他们是二者兼有的。人们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文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但是，宋代的科学技术仍在处于上升时期，超过了盛唐，像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宋代的经济也相当地繁荣。两宋年间，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重心，可以说是在江西———客家人最早形成的地方。 曾有过一项调查，称自唐至清，江西便有书院1017所，居全国首位。其中以宋代为最，其书院林立、学规完备，影响深远，是他处所无法相比的。学术界一致公认，书院始建于江西，且发达于江西。正是书院，带来了宗族祠堂辟公田为“学田”、辟公禾为“学谷”的传统———这一传统，则由客家人传承下来了，直至今天仍没有变化。 宋代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汇聚于江西，尤其是与客家文化区相接壤的临川。《宋史例传》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国第一。而宋代江西的进士达5442名，状元达122名（居全国第二），与唐代江西进士65名，状元2名，（居全国第十）相比，可谓呈几何级数上升。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以安邦治国的巨大智慧，成了政坛上的重臣，勇敢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纲领，被时人叫作“拗相公”；而欧阳修更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关心人民疾苦闻名，且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有着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及至明代，还有个被视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无疑，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对客家民系民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多才多艺等等。可以说，正是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方能催生这么个形而上的民系，脱离了两宋的历史文化动因去谈客家民系的形成，不仅苍白无力，甚至有点似隔靴搔痒。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数字： 宋神宗元丰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册总户数为136万，其中，被列为“客户”的有50万，占36％强。及至宋徽宗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全国户口为2026万，其中江西有201万，占10％，居全国之首。 人文荟萃，名人辈出，与人口大规模南下、汇聚，显然是有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南宋，偏安于一隅，江西更成为南下士族的首选。当然，“客户”并不完全等于客家，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知，客家民系此时已经形成，而且早已处于“自在”的阶段了。没有强大的文化背景，是不足以催生这个蛰伏了相当之久的大迁徙的民系的。 而宋朝的积弱，更大大地激发了汉民族的文化自尊。可以说，文天祥典型地体现了客家人强烈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人们也不难发现，元兵南下，清军入关，抵抗得最强烈的都是在南方。以至西方史学家称南宋门银湖之战为东方“滑铁卢之役”，认为中国的进步便是由此逆转的。文天祥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不仅历代壮士可以背诵，直至今天，仍是激励我们奋发的雄文。 毫无疑义，在强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文鼎盛，又在极为惨烈的国破人亡的积弱之中，南下早已到达江西的相当一批“客户”，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背负汉民族正宗的族群意识，激发出空前未有的文化自尊！ 我以为，这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最鲜明也最雄辩的标志！ 前承传唐宋海洋文化，中有宋代鼎盛于赣的文化背景，而后更有宋末在积弱之际激起的汉民族的文化自尊，这三段历史文化演进，都熔铸在客家民系的身上，因此，作为这个民系，最后形成或定型于唐宋的赣或赣闽之间，应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庐陵客家与台湾 □吉安客家联谊会秘书长邱洪海 吉安，古称庐陵，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一站，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在论及客家人大迁徙时，指出第一次大迁徙便“南达吉安以至赣县”。唐、宋、元、明时期，由于以赣江水运为中心的交通已发达起来，庐陵一带的沿江不少城镇已成繁华商埠，青山绿水、土地肥沃、良田广阔同时政局和生活又比较安定的庐陵成为南迁中原人（其中一部分成为客家先民）汇集的地方。庐陵客家与台湾客家的联系源远流长： 据地方志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动乱，宋代“靖康之难”，引发的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使庐陵地区人口大增。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录了唐后期各州户口数，开元时（713－741年）庐陵34481户，到200多年后的宋崇宁元年（1102年），庐陵户数达335710户，近96万人口。南移庐陵的北民中，一部分停留下来的成为土著，一部分在庐陵居住一代乃至几代后进入赣南和闽、粤山区发展，成为客家。至明清时期，又有大批客家人从赣南、闽西、粤东回迁吉安，散布在吉安各县的山区。1949年吉安地区有一批客家人去了台湾，仅泰和县老营盘、桥头、碧溪三个乡的刘姓客家人便有几百人被裹挟至台湾。 以庐陵客家胡氏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台湾胡姓与庐陵胡姓的关系。 胡姓在中国属大姓之一，又是客家的重要一支。汉末，胡氏已从北方繁衍过长江，后来在江西繁衍很快，有“豫章四姓胡居其一”之说。江西胡氏影响最大的是华林世系的一支，除在江西繁衍外，还迁徙到江浙等地，南唐时，华林世系的江苏镇江胡霸出任吉州刺史，并以功封庐陵郡侯，其全家迁至赣江之滨的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南宋末年。元兵直逼江南，人们不得不纷纷逃离。胡铨（胡霸的第八代孙）后代外迁的很多，有到漳州等地的，有到广东丰顺、嘉应州等地的，后来又从这些地方远徙台湾等地。由于客家胡氏的历史上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如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庐陵的白鹭洲书院等皆为他们兴办或支持的，促使了客家胡氏的大发展，据胡氏宗谱和有关学者考证，庐陵胡铨是至今仍生活在台湾的胡姓家人的远祖。 庐陵客家先贤在台湾的影响之深，有如欧阳修的诗文，至今深受人们喜爱。像《丰乐亭游春》中“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春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的诗句，便多次出现在台湾影视剧中。而庐陵客家先贤在台湾民众思想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当推民族英雄文天祥。文天祥出生在庐陵富田乡，台湾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文山祠或文天祥祠，供人祭拜。庐陵客家先贤文天祥也是台湾民众的榜样，台湾的学校教材和课外读物中也有介绍文天祥的文章，文天祥正直刚强的品格、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深刻地影响了台湾民众的思想。 庐陵客家民俗文化主要受大客家文化影响，与其他客家地区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庐陵客家灯彩却有独特的风格，显示出勃勃的生命力，并传播到台湾。 庐陵灯彩，受汉末以来几次北民南迁和明清时期赣南、闽粤客家回迁庐陵地区的影响，引进了各地灯彩制作的表演方式。如万安县纯客家乡———涧田乡一带流行的狮灯“麒麟师象灯”，虽与吉安地区北部的民间狮灯大不相同，但与赣南、闽粤的客家灯彩类似。然而，庐陵中心地带泸水河中段的固江棚下村（纯客家村）客家民间灯彩鲤鱼灯却别具一格。1987年，上海科技电影制片厂专程到固江乡拍摄了《鲤鱼灯》影片并发行海内外。2000年，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期间，台湾花莲县客家人士登门访谈，谈到他们看了电影《鲤鱼灯》，并说花莲县乡村很早以前也有类似的鲤鱼灯彩表演，从灯彩的制作形式到灯舞的表现形式都与吉安固江的鲤鱼灯极为相似。而花莲县竟有一个客家人居住的乡叫“吉安乡”。 庐陵客家与台湾客家在信仰、宗教等方面也有类同或同根同源之处。如万安县赣江十八滩边的客家人与台湾民间一样，也崇拜“妈祖”，当地乡村也建有天后宫。而吉安的青原山是古代江南佛教名山，唐朝七祖行思禅师从岭南韶州（含韶关）带入六祖慧能“顿悟成佛”之说，在青原山净居寺弘法28年，创立青原派，现今台湾的许多佛教流派追根寻宗皆源于此。因此，说庐陵客家与台湾客家渊源长久，应是无可非议的。 强化地域优势服务经济发展 □台湾省台中江西同乡会理事长梁君新 我们谈“客家精神”，我想至少有下列两点值得提出来讨论的：第一，就是太偏重农业，而忽略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观念；第二，就是不服输、好动而富有雄心的精神。 我们赣南地区，东有武夷山，南有五岭，西有罗霄山，将我们局限于闽、粤、湘之间的一块丘陵地带里，过着世代相传的“农耕生活”。因此，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重农轻商”，更不重视工业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目前我们赣南地区，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比沿海、沿江地区的发展，好像还慢了一大步。当然，这与地理环境有关系，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传统观念中，太“重农轻商”，太忽略了工业的发展。 这是在我们分析“客家精神”的时候，第一点要特别提出来探讨的———就是要改变过去仅仅注重农业，而忽略了工、商业发展的传统观念。我们客家那种不服输，富有雄心的精神，是不是应该发扬一下呢？我们客家人要放大视野、放开心胸，吸收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点。目前最需要去做的，就是要邀请有这样意识的台湾客家人，到祖国大陆来参观、访问、旅游、探亲、就学、就业、观光、寻根，并扩大学术文化科技经贸交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活水源头是来自祖国大陆，让他们认识祖国的锦绣河山，了解祖国的历史地理，很自然地吸收各地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语言礼仪、文化学术、道德法律及优秀文化。 至于如何来弥补我们客家人“重农轻商”的遗憾呢？那就是不忘农业，大胆地、积极地发展工业和商业！ 我们赣南地区，自古以来农业是惟一的产业。我们客家人的传统观念又“重农轻商”，所居住地理环境又多是闭塞的山区。所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赣南地区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走得很辛苦。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南宋在赣州做过“刑狱”（相当现在的地方法院院长），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首词说：中国自古以来，京都都在北方，我们赣南老百姓的心理倾向，只知道到北方去求取功名富贵。可是，北边都是连绵不断的山，古往今来多少的人们走得眼泪直流，像赣江的水一样，从郁孤台下流过去！我们的眼睛虽然被山挡住看不见长安城，但是赣江的水，毕竟向北流去注入鄱阳湖，而转到长江，浩浩荡荡向东边流去！这也就是说古时候陆路交通不发达，大多依赖赣江的水运交通，所以老百姓也只知道顺着河流自然的地势，沿着赣江向北边求发展。以后，才有了走出山区，面向海洋，改向南方求发展的态势。 改革开放后，在赣南的东南方，有厦门和汕头经济特区；在西南方有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现在，赣南的对外交通，也已大幅度地改善，公路交通四通八达，京九铁路纵贯南北；不久的将来，赣龙铁路又横贯东西；还有飞机航线。所以我们赣南发展的条件已经很好了。 假如，我们以赣州为扇把做基点，向东边的福州划一直线，向西边的广州划一直线，正好像一把完全张开的大扇子，厦门、汕头、深圳、珠海这四个经济特区，都在我们的扇形地区内。而且这个地区内，大多是我们客家人，比如长汀地区“汀州府”、梅州地区的“嘉应州”，都是客家系族的大本营。可以说，这个扇形地区，是我们客家的“金三角”，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好的条件。 现在，从赣州到世界各地去，都非常方便了。何况海外又有那么多的客家人在当地落叶生根，这都是十分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向八方，走出山区，积极发展“全球经济”，才能进一步飞翔世界！ 客家文化的瑰宝：赣南采茶戏 □江西省艺术研究所苏子裕 赣南采茶戏又名三脚班、三脚戏，是客家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瑰宝。她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本地及外地流传到赣南客家地区的各种民歌、民间舞蹈、民间灯彩、民间戏曲的艺术营养，成为既有客家习俗，又有地域风情的戏曲剧种。她曾盛行江西全省各地及广东、福建、广西、湖南等省的客家居住地区，并对上述地区的采茶戏或花鼓戏剧种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以称得上是采茶戏的鼻祖。 赣南采茶戏源自民间灯彩，载歌载舞，欢乐活跃。演出场地不拘，只要有空地就行。有时仍以灯彩开场，如有些马灯班演采茶戏时，先以跑竹马的形式，圈好演出场地，然后，演员放下竹马灯演戏。正因为采茶戏源自民间灯彩，灯与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参加表演者不一定是职业艺人，所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流传和继承。 由于赣南采茶戏主要唱腔“三腔一调”（即［茶腔］、［灯腔］、［路腔］、［杂调］），都是由单个曲调联缀演唱，人称“联曲体”，没有严格的宫调和格律规范，各种民歌、小调、号子，曲艺或戏曲曲调皆可演唱，音乐曲调很丰富，但以茶歌、灯歌为主，所唱皆表现茶农的劳动生活，朴实自然，充满生活气息。舞蹈摹拟自然，形象逼真。赣南采茶戏的舞蹈动作约五百余种，最有代表性的动作有三类：象形动作、虚拟动作和特色动作。赣南采茶戏传统剧目保持“二旦一丑”的行当体制。丑在赣南采茶戏中是最富有戏剧特色的行当，引发戏剧冲突、解决戏剧矛盾常常是通过丑角实现的。别具一格的丑行艺术，是形成赣地采茶戏充满浓烈喜剧风格的基因。 赣南采茶戏均演凡人小事，剧中人物大部分是茶童、米童、茶娘、店主婆等。事件也是摘茶、挖笋、卖茶、戒赌、戒嫖、戒鸦片烟等等小事。从不同侧面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歌颂真、善、美，嘲讽假、恶、丑。 赣南采茶戏的唱腔主要来自民歌小调，与农民的劳动生产密切相关，平白如话的民歌，如行云流水，流利自然，朴实无华，不加雕琢，充满生活气息。 赣南采茶戏产生于赣南客家聚居地，客家方言中形象生动、充满生活情趣的大众化语言，尤其是一些幽默风趣的歇后语、成语、民歌、民谣、民谚等，以及比兴、双关等民间口头文学的修辞手法，在赣南采茶戏传统剧目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为观众所喜闻乐见。不需要深沉的思索，更无须反复的说教。娓娓动听的歌唱、情真意切的言词，可令浪子回头；坦然自若的反唇相讥、脱口而出的双关语意，可使小人汗颜。鸟叫蛙鸣，芙蓉花开，山歌传情，有情人终成眷属。通俗生动而又富有艺术表现力的舞台语言，与剧中人物、事件、环境及整个的舞台呈现和谐统一，形成其清新自然、贴近生活的通俗文艺的特征和幽默诙谐的喜剧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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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4-27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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