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午，汝城县土桥乡金山村的卢在生坐在卢氏宗祠前。不久前，经过几番寻访，卢在生等人在30公里外的马桥乡，据族谱记载的地址、方位、朝向，以及当地老人的记忆，找到了卢氏先祖金甫婆的祖坟。族人议定，集资修缮金甫婆祖坟。
平江县上塔镇黄泥湾的叶家大屋，既是叶氏族人的祠堂所在，也是族人聚居的地方。据族谱记载，叶家自明朝洪武年间迁来此地。几天前的清明节，叶氏后人在此一起聚会，共祭先祖。
蒸菜因携带方便而流行于客家地区。
湘东地区汝城范氏族谱。
他们踏上的，注定不是一次普通的旅程。
北宋嘉祐年间，婺州金华县人张奉亨长沙任“别驾”，公元1067年，张奉亨率家小告老还乡，途经江西境内分宁时，张奉亨在此定居。几百年后，张奉亨的后人张效贵再次率家小踏上了迁徙的路程。他在洪武初年迁居于湘东地区的浏阳洞溪一带。
清代乾隆年间，一位叫做钟洙川的青年男子，时年30岁，带着妻小从江西的“万载县十二都一图黄茅泉山下”，迁居“湖南长沙府攸县邑新漕泊观前”。数十年前，他的父亲在雍正年间由“粤东”迁至江西。
湘东地区的客家人几乎都保存有族谱，它们无一例外地记载了先祖的迁徙时间、地点。对家族先祖的记忆，在客家人心里，多数是关于迁徙的，不仅因为这是他们通往客地、做他乡客的第一步，更因为迁徙充满了艰辛与苦楚。
他移民个案因为爱情，蓝氏先祖与富家女私奔到汝城
即便在记载家族命运的族谱中，迁徙的内容也只是寥寥数笔。举家迁徙、独自外迁的先祖究竟走过了什么样的路途，见识怎样的风景，遭遇如何，后人都不知道。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迫于生计而远走他乡的平民，抵达目的地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但在同时，族人又会在口口相传中说道着先祖的迁徙经历。
汝城县热水镇高滩村蓝屋组的蓝举华，这位现年92岁的老人，据他自幼听到的传说，蓝氏先祖在明末清初遭遇兵乱，当时居住在“广东湖坑企岭陡坡的官道脚下”。
在一次官兵打劫中，蓝氏人家惨遭洗荡，唯有一个不到6岁、名叫蓝瑞龙的男孩藏身于天井水池里，躲过了杀害。孤身一人的蓝瑞龙随后被附近一个谢姓大户人家收养，由谢家小姨太太抚养。在谢家，蓝瑞龙从8岁开始就放牛。他一度染上天花，医好之后留下一脸的大麻子。随着年龄的增加，蓝瑞龙长成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天生力气大，干活勤快，谢姓人家许诺让女儿许配给其为妻。朝夕相处中，蓝瑞龙与谢家女儿也逐渐有了儿女之情，可谓青梅竹马。
不过，当谢家女儿到了待嫁年龄，谢姓人家却反悔了。他们认为蓝瑞龙身无分文，毫无家业，不愿意将女儿下嫁给他。但许下承诺又不能轻易更改，谢家使出一计，想以鸳鸯酒毒杀蓝瑞龙，特意请铁匠打制一把双面酒壶，一面是盛酒，一面酒中放有毒药。
令谢家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将此事告诉了蓝瑞龙，并称“不改嫁，生死相许”，两人决计私奔。是日夜里，谢家大屋已经被长工守住所有大门。在爱情的魔力下，为逃出围困，谢家女儿背上了蓝瑞龙，外披一件长衫，假作一个人，由此骗开大门，一路逃至30多里外的“黄市”。这对私奔男女随后过上了漂泊的日子，先是在一户人家打工，再至江西崇义县乐洞乡高洞村洞角，开荒种山，繁衍生息。几经周转后，蓝氏后人的一支又迁到了蓝举华所在的汝城热水镇高滩村。
在蓝举华的口述中，先祖蓝瑞龙的迁徙虽然历尽艰辛，但在爱情的映衬下，多少有点浪漫。这是极少数的个例。
蓝瑞龙死后不久的清乾隆年间，他的后人蓝柏伸又遭遇了生离死别。蓝柏伸生有不少于5个儿子，为阻止儿子们的离去，蓝柏伸不得不烧掉了几张官府发放的路程单。所谓路程单，即路票，是通行许可证明。蓝柏伸的儿子之所以都执意前去，是因看到了远方的乐土。据蓝举华介绍，“刚到四川时，只要你早上吃饱了饭，往地上插一根筷子，使劲地跑，跑到天黑，这一块地方就是你的了”。
这无疑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蓝柏伸的儿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祖上都尝过类似的甜头，他们当年在湘东能迅速落脚扎根，正是凭借官府所给出的政策红利。更重要的是，“四川那边的田地要平坦得多，不像我们这里的山区”。
艰辛迁徙盐鸭蛋“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从江西吃到湖南”
2015年4月7日下午，在浏阳市张坊镇上，张道奇老人端出两碟艾粑粑，热情地招待来客，“这就是客家人的做法”。艾，即艾草在初春时的嫩苗，将其切碎，与糯米粉混合制成，有耐饥之用。随后，张道奇的老伴又盛出一碟淡黄色的米粑，也是客家人的做法。在外人看来，这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其实，用米制成的粑粑或饼一类的食物，曾是客家人迁徙途中的干粮。
出门远行他乡的客家人，吃饭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清代嘉、道年间，有一个名叫严如煜的湖南人，常到川、陕、湘、鄂等省边界踏访，写下《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称当时的移民“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
移民专走小路，只借宿祠庙、岩屋，或在密林中过夜，饮食极为简单。在湘东地区，与米粑、米饼类似的米制品还有米果。那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吃法，现今主要见于乡村各种宴席上。它与四川黄糕、广东黄板、江西黄元米果如出一辙，用本地一种糯性很强的稻米，蒸熟后置于石臼中用木杵锤砸，同时用槐花和草木灰泡水淋浇，待粘结成团后即做成圆饼存放。
这种小吃，色泽黄艳，食用时切成薄片，以煮为主，也可炒食，便于携带，是不错的干粮。
浏阳蒸菜广为人知，且风行长沙等地。它的出现也与客家人密不可分。客家人为躲避抓丁而准备一天的饭菜，在蒸饭的时候整好几个菜碗放到饭甑里一起蒸，只要饭蒸熟了菜也就熟了，端起饭甑就可以吃饭，这样节省了做饭时间，也尽量少见炊烟。蒸菜因而成为一种由客家人创造的方便食品。
除此之外，客家人所携带的、较重要的是食盐，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盐鸭蛋。为了补充长途跋涉、大量流汗所消耗的盐分，随身携带食盐以备急用。最通常的做法是，带上一个普通农家常备的盐蛋。至于盐蛋如何吃，汝城县热水镇的92岁老人蓝举华听祖父讲过，迁徙途中，每个人都是拿筷子“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从江西吃到湖南”。
蓝举华现今所住房子，是由祖父修建的，迄今有近200年。房屋正厅供有先祖神位。据他回忆，以前还放有一根老榉木扁担。它是先祖从江西一路带过来的，扁担挑着的箩筐里有干粮、路票、小孩等，足有100多斤。这一情形是当年客家人迁徙路上的标准配置。据光绪年间的四川简阳《钟氏族谱》中的《入川履历》记载，来自广东长乐的钟宏予在乾隆初年来到浏阳时，扁担两头挑着两个儿子。至后来，钟氏落脚于四川，扁担、箩筐等物都被供奉于祠堂香火的最上方。
落户也难到湘东，客家有合法通行证，也不一定合法居住
蓝举华的先祖来到湘东时，得到官府认可，领了路票。但对于许多没有路票，私自行动的客家人来说，因为怕官府出面阻拦，只好选择夜晚行路。路票即路牌，也叫照票，相当于居民的通行证或身份证。路票的有无，决定着客家人的迁徙是否合法。
康熙中期，清朝的路票管理有漏洞，大量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尽管如此，客家人钻了官府的漏洞抵达湘东，但并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他们依旧没有合法的身份，被称为流民，或棚民。
唯一的例外在平江。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来。然而县境东南的大片山地，土著对这些贫瘠的土地不屑一顾。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伍士琪招广东、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立名广福兴，编在第二十里，雍正七年入籍”。平江县有目的招募、成建制屯垦、整体解决户籍，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
位于攸县峦山镇老漕冲石下组的钟氏人家，其祖上就是在清代前期由万载迁来的。2015年4月2日下午，58岁的钟超南搬出几本泛黄的族谱，指出关于钟洙川的记载。钟洙川来到此地后，迅速发家，田地达数十亩，家业兴旺。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湘东的客家人很快把康熙皇帝惹怒。明王朝灭亡后，客家人纠集勇壮，头裹红巾，响应郑成功等人，从此便与朝廷结怨。
《醴陵市志》（1995版）记载，“康熙十三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分兵住醴陵，建木城。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配合吴三桂作战。”居住在浏阳的朱益吾率众多客家人响应，以浏阳、醴陵、萍乡一带为中心，直到康熙十六年，吴三桂被清军战败。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棚民终康熙之世，不准编图立籍”，客家人的户口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解决了。
直到雍正时期，清政府对待湘东客家人采取“和平安置”，不问造反之罪，对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棚民都给予合法居民身份。至此，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权。
不过，客家人与朝廷的关系时有多变。距钟超南家不远处的峦山镇新漕村北岭组，洪氏族人珍藏有一件洪秀全的亲笔信，当地甚至还为此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据72岁的当地退休干部洪家运推测，这是洪秀全在1852年率太平天国途经攸县时，派人送给洪氏族人的，信中邀请族人参加太平军，“谁也没想到，太平军后来打败了，洪姓人家受到牵连，一度被当做官府乱民”。
为了生存有人种着蓑衣麻丘田，有人买下浏阳河的水
相比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湘东山区可供开垦种植的土地相当有限。梯田沿山层层而上，当地人说，“往上看全都是田坎，望下看全都是田塍”，外地人说是“挂起来的田，竖起来的路”。
“酃县（炎陵旧名）女子贤，高山能种田”，是当地的一句俗语。据传，观音菩萨在炎陵农家受到村妇款待，使得客家人开垦出的高山梯田有泉水灌溉。实际上，在当地独有地质构造环境下，再高的山，山上都有水，可以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2015年4月10日上午，从炎陵县城前往该县龙溪乡，沿途可见顺着山势分布的梯田。
炎陵县东南两乡“处万山中，田多鳞小丘，坐落冲垅岭壁”，俗称“蓑衣笠麻丘”，梯田一亩几十丘，多者达百丘。当地传说有个请来帮忙犁田的师傅，主人造诉他，这垅田共有33丘。
等他犁完后一点数只有31丘，还有两丘田不见了。他认为主人家可能记错了，拿起蓑衣斗笠，牵起黄牛就走。走了几步回头一看，不禁哑然失笑，没有动手的两丘田正在眼前。原来，蓑衣斗笠盖住了一丘，黄牛躺下歇气的地方也是一丘。
对梯田的精细开垦，不浪费每一片山地，是因客家人自外地迁徙而来，初到陌生的地方，平坦地带已被早到的人们占有，他们只能生活在山林之中。在浏阳市葛家乡，当地的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朝嘉靖年间从外地迁来，看中了玉潭村龙潭片，这是一片由浏阳河冲积而成的平坦地带，“朝玉公”在此“插草为标”。
历经数代之后，每年宋氏族里的冬至酒要办100多桌。当地还流传，宋家人出去种地，几乎不要踩外姓人的田土，唯独在“梅塘坝”有刘家一块三分七厘的田。宋家人数次游说刘家，甚至称“只要你老刘肯卖，开什么价都可以，我马上担一担银元，把这三分七厘地铺满”。后来的客家人因而只能以山林为生，“种山”的含义包括种植苎麻、蓝靛、药材为业。
并不是所有的客家人都靠种山过日子。“毛家的河，潘家的水”，2年前，浏阳文史专家潘信之翻看族谱中的《河道记》，“潘家把整条河里的水都买了，包括从大小溪上游的水源”。
潘家祖先潘必值在明代初年迁来，其后代潘浴新买了一整条河的水。“新中国成立前，河里捕鱼的都姓潘！”潘信之依然记得儿时“开潭”的光景。
从葛家龙潭至普迹木莲渡，每年入冬前都要禁渔，在冬至日“开潭”。据称，潘家人每年还要拿一些鱼送到毛家的祠堂，因为河是“毛家的河”。这毛家究竟有何来头？现今不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