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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运动的当代价值

2011-6-11 02:03| 查看: 2009| 评论: 0|原作者: 曾祥委|来自: 客家风情网

摘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中国出现了“客家热”,大量学者的参与使客家学成为显学,不断创出会议规格、参会人数和文章数量的新高;世界范围的联谊活动及机构出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各方人士热心参与;各地五光十色的“ ...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中国出现了“客家热”,大量学者的参与使客家学成为显学,不断创出会议规格、参会人数和文章数量的新高;世界范围的联谊活动及机构出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各方人士热心参与;各地五光十色的“文化节”争奇斗艳;大量的论著、刊物和制作精美的宣传手册随处可见;以客家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和电视剧不断涌现;加上媒体的频频曝光,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使客家族群名噪一时。
  然而,在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格局中,突出一个族群,弘扬其文化,其价值究竟何在?对此,人们仍存疑虑。因而,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中国的人种与族群

     要了解客家,得先从中国的人种和民族说起:

        人种,是体质人类学的话题,与民族有关,但有分别。民族是人类的文化认同群体,而种族指人类的生物学基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可以有许多变化,而人们的种族,作为遗传特征却被保留下来。同一民族,可以来源于不同种族,反之,不同民族可以属于同一种族。

        从大的格局看,古代亚洲北部分布的人种是蒙古利亚种,外貌上有浓密的直发、扁鼻,蒙古眼、黄皮肤,铲形门齿更是其遗传特征,北京周口店出土的猿人即此种类型。

        而东南亚,在古代居住的是一种“黑矮人”,在人种学上,被称为尼格罗人。遗传特征上,有较深色的皮肤,有时带橄榄色,阔鼻、突鄂、厚唇等。这个人种,今天在东南亚的少数族群中还可以找到,如菲律宾、马来群岛等处。由于尼格罗人种向澳大利亚移民,在澳大利亚形成了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

        东北亚的蒙古利亚种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互相扩散,在种群交叉的地区,形成了现代我国华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所属的南方蒙古人种。考古的证据表明,这种混化,至少在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

        上世纪的遗传学,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人种有两大群体。南北两大种群的栖居地大致以北纬30°的长江和一些山脉为自然分界。

        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与北方汉族属于同一种群;居住于南方的少数民族与南方汉族地也同属于一个种群。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遗传基因相距较远;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遗传基因相距也比较远。

        北方种群,包括居住在北方的汉族、维吾尔族、裕固族、满族、藏族、回族、锡伯族、保安族等。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和回族中混有高加索人种的遗传特征。另外,属于北蒙古利亚种的分布,还包括北美洲的阿塔帕斯卡人、爱斯基摩人和皮马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少数民族。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美洲印地安人的遗传因子与蒙古利亚种北群一致,提示这个类型的人种经朝鲜、日本,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并成为美洲印地安人的祖先。这一点与上世纪兴起的玛雅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以及印地安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同质研究结果不谋而合。为中华文明的古代传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迪。
南方种群,包括南方汉族,土家族、白族、彝族、苗族、布依族、水族、畲族、仫佬族、壮族、侗族和京族等等。除了中国南方人,还包括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这一区域,正是蒙古利亚种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混化区”。

        这种“混化”,绵延了很长的过程,而且在局部地区有差异。例如有史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就导致沿海地区不断有南亚、中东人来往和留居。汉代以后到宋元时期,从粤西徐闻而粤中番禺而闽省的漳、泉二州,这些通商口岸都有不少阿拉伯——波斯商人留居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闽南地区还有这类报告。这些人口往来无疑对局部地区的人种带来影响。


        二、岭南的人种与族群

谈到岭南,学界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原来分布着百越族群,现今两广黎、壮、布依等民族是“初民”,而广府、客家和潮汕族群中都有大量南迁的北方人。

        有史可稽的大规模移民,要追溯到秦末戍守五岭的十万大军,其中一部由赵佗带领,融入南越族群中。汉文帝时,朝廷使者到岭南,赵佗“弃冠带”、着越服、“椎鬓箕倨”,同于越俗,可见北人并不占优势。

        其后,晋室南渡,史书记载有“避难岭表”者。“五胡乱华”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汉文化中心南移,在今南京为中心的古扬州地区形成新的语言——文化群体。自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是“南朝通语群”的形成时间。

        到唐末、五代,大规模、持续的战乱迫使扬州,包括江淮地区的人民大量南移,其中,进入江西的鄱阳湖流域的群体,后来对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的人种格局都有影响。

        目前,广东的族群大致呈规则分布。山上,是瑶、苗、畲、壮、布依等少数民族;山边,是客家人,其一部在清康熙后移居沿海地区山边;水边,是广府人;海边,是潮汕人。

        广府人,其底层是南越人,秦以后不断有北方移民进入。其最大的认同群体,是传由宋代迁入的“珠玑巷移民”,计一百四十余姓,遍布珠江三角洲。

        客家人,与瑶、畲相邻。瑶、畲同属,其族源有“蛮说”、“越说”之争,更可能是多源的,包括蛮、越在内。在传说时代其祖先曾分布于河南东南、山东西南和河北一部,后来经由江淮,约于隋唐时期进入岭表,其迁移路线与客家一致。客家人与之为邻,文化、血缘上自然有许多互动、混化。

        潮汕人的底层是闽越。唐初,陈洪、陈政、陈元光祖孙入闽,河南光州固始四十八姓军校增援,开府漳州,据有其地数十年。后来五代王潮、王绪、王审知又由光州固始入闽称王。直到今天,潮汕族姓仍多称来自光州,可见移民规模之大。这个族群自闽南一直到雷、琼二州沿海边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三大族群中,有两个族群的认同与福建有关。粤东客家80%以上的姓氏,称来自福建宁化石壁村,而潮汕人则有80%以上族姓称来自福建莆田。另外广府人则有80%族姓称来自南雄珠玑巷。这种认同,大约产生于宋以后,容另文介绍。
有关广东汉族三大族群人种差异的专门研究,目前可见的只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陈华等人1997年进行的体质测量成果。经抽样910名三代内分别讲广州话、潮汕话,客家话的大学生,33项指标和数据统计,结果是:

        身高:潮汕人平均高于广府人,高于客家人。潮汕人的平均身高值,男性168.2mm、女性156.8 mm;广府人男性167.8 mm,女性156. 3 mm;客家人男165.9 mm,女154.6 mm。

        头面部指数:

        头长宽:潮汕人头型相对较宽而短,客家人相对较窄而长,广府人介乎二者之间。

        头长高:客家男性头顶部相对较高而短,广府男性的头顶部相对较低而长,潮汕男性介乎两者之间。潮汕女性的头顶部相对较高而短,广府女性的头顶部相对较低而长,而客家女性介乎两者之间。

        头宽高,客家人头顶较高而窄,广府人的头顶部相对较低而宽,潮汕人介乎两者之间。

        形态面:客家男性面部相对较窄而高,潮汕男性的面部相对较宽而低,广府男性介乎两者之间。潮汕女性面部相对较窄而高,客家女性面部相对宽而低,广府女性介乎两者之间。

        鼻子:客家人鼻子相对宽而短,广府人相对窄而长,潮汕人介乎二者之间。

        口:客家人相对口唇较宽,口裂较短;潮汕人相对口唇较薄,口裂较宽;广府人介乎两者之间。

        容貌耳指数:客家人耳朵相对较宽而短;潮汕人耳朵相对较窄而长,广府人介乎二者之间。

        以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头面部10项指标与广西壮族、海南黎族、云南傣族、云南彝族、藏族、哈萨克族的均值及15省汉族的均值和变异范围进行比较,计算出群体间的欧氏距离,类聚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广东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相似性较大,这两个族群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潮汕人与15省汉族群体的相似性较大。这表明,客家人和广府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较高,而潮汕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较低。

        以广东汉族三大族群头面部及体部测量的10项指标与华南汉族、华中汉族及华北汉族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广府人和潮汕人与华北汉族的相似性较大,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中国北方较偏北的地区,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较少与沿途的其他汉族群体融合;而客家人与华南汉族及华中汉族的相似性较大,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中国北方较偏南的地区,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可能与沿途的居民有较大程度的融合。但,这个结论也许还需要遗传学的验证。



  三、岭南族群国家认同的建立

  
  笔者以为,要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还必须谈到岭南族群国家认同意识建立的过程。二千年来,汉族随着中原文化的地域扩展,由中央而四隅,从北方到南方,融合了大量文化各异的族群。在南中国,尽管自秦末开始,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北方移民进入,但一直到近现代,还有北方人将岭南人看成“南蛮”。在强大的政治——文化压力下,今日岭南汉族的三大族群都有一个正统文化身份的取得问题。

        广府人,由南越族群与北方移民结合而成。他们宣称自己来自北方,“多故家望族”。溯源到赵佗及其部属,到魏晋南北朝避祸岭南的侨民。其中最大的认同群体,是多达140多姓的“珠玑巷移民”。据说是南宋末从南雄珠玑巷逃难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其罗贵等97人集体南迁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然而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个迁移传说有许多破绽,因应的是明朝的编户齐民和生存资源占有的需要。一些研究人员还指出,珠玑巷认同的意义在于这个地名与中原,进而是血缘和文化的联系。

  岭南的另一个族群——潮汕人,多数自称来自福建蒲田,也有自己由中原至南方迁移的故事。一是隋末唐初的陈洪、陈政、陈元光祖孙漳州开府,然后光州固始48姓军校增援,终于战胜土著,立足闽南。另一是五代时王潮、王绪、王审之由光州固始南征开闽的事迹。到现在,广东潮汕人的宗谱,多数溯源还称来自光州固始。然而,闽南系族群有古闽越人的遗传,还有一定数量的阿拉伯——波斯血统,也是不争的事实!

  说到客家人,其族群意识的建立相当晚,清代的“土客之争”在客家族群意识的建立方面起到了相当的催化作用。在语言界面非常清楚的大规模冲突中,一种凝聚意识从需要中被催生出来。随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仍然被人称作“尚未开化的种族”,激怒了客家精英。从那时起,客家学应运而生,而且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论证客家纯正的中原血统、正统的中原文化传人地位的历史使命。虽然经由建国后大约三十年的间歇,仍然在上世纪80年代复兴,发展到今天。

  从上述三个族群来看,尽管有迟早之分,它们的做法都同出一辙,通过地域、血缘的认同,来取得正统的文化地位。对各别的族群而言,这种地位的取得,意味着在政治——文化的权力和其他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利资格取得,意味着可以参与权力运作,可以不在生存斗争中居于明显的劣势。而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地域、血缘和文化的认同,即国家的认同的建立,对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饶有兴味的是,岭南族群的这种认同,正好与明清以后中央政权在岭南的控制增强和巩固同步。这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发生机理都非常值得研究!

  
  四、客家运动的历史
  
  世界上一切民族意识,都由“异”而成,由其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而得于确立。然而岭南的汉族群,特别是客家,其族群意识的建立,却由“同”而成,由强烈地认同汉族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而确立。这一点,对民族统一体的建立和巩固有利,是其存在的理由,在历史上有其价值。然而,到今天,它存在甚至继续发展的理由是什么?这一点,直到今天,人们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尤其是建国头30年里,更是如此。

  在80年代以前,大陆的客家学、客家运动消失匿迹。但是,在大陆以外,声音并未沉寂,变成了亲台的族群运动。由台湾的客家籍政要出头,客家的联谊活动一直在继续,张发奎、薛岳等著名将领都曾担任过客联会的首领,迫近大陆的香港也有崇正总会。由于大陆人士没有介入,这些组织和活动自然具有了亲台的色彩。

  打破坚冰的力量产生于开放改革后引进外资的需要。旅居海外的老一代客家人需要文化归属,同时也需要他们的后代进行文化选择和认同,希望后代仍然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而大陆则需要外援来推进经济建设。于是,两股合力作用之下,客家运动得以重生,开始蓬勃发展。上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了小心翼翼的试探,开始是乡亲的联谊,可归入“统战”的范畴,得到一定程度的默许或鼓励。进而是更大规模的动作和宣传,客家学慢慢复苏。开头还疑虑突出族群意识和地方文化的合法性,左右顾盼,进而因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决然前行。开头由个人悄悄试探,后来是政府操作,大张旗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成为其行动的合法性理由。客家学由个别人,而更多人;而形成气候,而名噪一时。

  需要指出,梅州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20余年来,大陆闽、粤、赣三边地区,还有广西、四川和闽地的不少人同样作出了贡献。但是,仍然应当指出,梅州在这个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上世纪90年代初,梅州开始举办世界性的客属联谊会,而1997年世界客属联谊会常设秘书处落户梅州,意味着客家联谊的中心回归大陆,客家运动的领导权回归大本营。在这个过程中,曾宪梓、熊德龙等人以及梅州旅外的客属人士功不可没。此后,紧随梅州,国内客家族群的聚居地,陆续承办世界性的联谊活动,龙岩、四川,最近是赣州,都先后承办世联会,吸引了更多的旅外客籍人士回到大陆,通过这种文化活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以至政治回报!



  
  五、客家运动面临的挑战和应有取向
  
  大陆的客家运动发展与开放改革进程相伴前行,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取得巨大的回报,但其历史使命仍未完成,客家运动正面临暗流,需要奋然前行。

  在失落了客家运动的领导权之后,台湾方面,特别是台独势力,仍然想利用客家族群力量。近年等人也打起了“客家牌”,资助和成立“客家学院”。同时,想利用客家学为其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服务。近若干年来,台独势力就利用资金导向,组织一些学人,大搞“破解神话”,“破解历史”、“破解文化”,企图从文化上割裂大陆与台湾的血肉联系。于客家学方面,同样如此。近年来的一个明显的动作是,利用大陆某学者的见解,说客家的主要成份是畲、瑶等少数民族,本来就不是汉族,被同化而成,因而与中原没有什么联系,应该自己当家作主。与此同时,还在搞什么“台语族群”的研究,其目的同样如此。其做法之露骨和拙劣,令不少台湾学者都看不下去。去年12月嘉应学院主办的客家学研究会上,就有不少台湾学者呼吁,反对当局将客家研究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以上动向表明,当前的客家运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如果说,历史上的客家运动主要是客家人为自己争取正统文化地位的话,那么,当下客家运动应当自觉地服务于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换一句话说,客家运动的当代价值应当更突出地表现于其国家认同的传统方面,来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这一点,从客家运动一开始,就是其本质价值所在。

  六、客家运动的文化学术价值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以外,客家运动还有更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客家运动实际上是汉文化认同的运动。汉族通过这种认同,由北方至南方,自中央而四隅,融合了大量不同文化的人群,使星星点点的火种,连成了燎原大火,形成了东亚大陆上人数最大的民族,其影响远及韩国,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形成了庞大的东亚儒文化圈,在历史上有过重要的地位。


        今日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低潮后正在崛起。中国的崛起,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崛起!孙中山先生的办法是民权与国族,通过民主政治和中华民族的构建来成就民族复兴的宏图。中华民族的构建,实际上就是共同文化的建立和认同的过程。通过长期的和平共处,通过共同的政治、经济生活和共同价值的建立,通过积极而稳妥的引导,取得文化认同,把多民族的国家整合为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这个共同体中,汉族由于占80%以上的人口,成为主体,汉文化也必然成为主体,吸取各民族文化的精华,熔铸成新的文化版本,来主导新的认同。


        在这个方面,客家运动有样板价值,客家的认同过程有许多可以提供借鉴的地方!今日的客家,仍在建构过程中。清代的“土客械斗”催生了族群意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歧视催生了客家学,八十年代以来的客家运动促成了广泛的认同,使客方言群普遍接受“客家”的标志。客家学者努力抽绎和凸现族群的“特性”,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引导“特性”的表演。这是社会研究中一个典型的“扰动”和“互动”的个案,一个典型的建构过程。从中,可以为未来的国族建构提供有益的经验!


        此外,客家族群本身还是极好的传统文化研究标本。客家人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族群,高度认同中原文化。从价值观到行为规范,从人际关系模式到宗族社会模式都与传统社会吻合。客家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们从农耕走向市场的道路,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这,也是“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桐茂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遗传学报》第18卷2期
2、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曾祥委

(发布者: yanxiu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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