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源市市委、市政府把“客家古邑•万绿河源”作为河源城市形象的定位，这是非常全面、非常准确的，对今后河源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解决了“源”的问题。在广东，人们只知广州、潮州、惠州是历史名城，莫知龙川，更不知河源。回想建市之初，河源市的知名度极低，我们的市领导到北京办事，中央许多部门对河源在何处都搞不清。现在，河源虽然有一定知名度，但由于我们过去对历史文化挖掘不够，人们只知河源是个新建市，不知河源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只知河源是个客家地区，不知河源在客家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总之，由于对历史文化挖掘不够、宣传不够，我们过去在东江、赣江、汀江、韩江四江客家中严重缺位，河源缺失了本应引以自豪的历史文化，河源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似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林。现在，我们正式打起了“客家古邑”的名片，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是解决了“品”的问题。没有文化的地方绝不是文明的地方，经济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地可持续发展。一个地区，没有特色的文化就没有特色的经济。用“客家古邑•万绿河源”作为河源城市形象定位，不仅体现了河源的历史文化，也体现了河源的现实文化；既显示了河源厚重的历史文化含量，又显示了河源现实中的文化经济特色。以此作为对外宣传的名片，将大大提高河源的文化品位。 再次是解决了“标”的问题。我们今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把它建设得更加完美？思路决定出路，对河源形象的定位，实质上是对河源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定位。今后，我们必须以“古”为基础，弘扬客家人善良、友爱、勤劳、节俭、崇文重教的传统，弘扬客家人对事业执著追求、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认真做好“绿”的文章，努力构建绿色文化、绿色经济，打造生机勃勃充满特色的和谐河源。思路清晰了，河源一定会显现出新的辉煌。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的形象定位，突出了“古”和“绿”两个字。由于河源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人们对河源的“绿”是公认的，但对河源为“客家古邑”，可能有些人会不太认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对客家起源的不同认识问题。 客家起源于何时？自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写了“客家源流考”一书之后，客家起源于晋唐时期似乎成了定论。虽然随着对客家研究的深入开展，史学界又相继出现了秦汉说、晋唐说、宋元说、明清说，但除了秦汉说之外，其他起源说都是以中原人的几次大规模南迁为依据的。事实上，客家人虽然与中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主体上来源于中原，但其起源并不能以中原人的几次大规模南迁为依据。对此，本人在《客家的起源与形成》及《东江客家源流考》二文中已作了详述。不可否认，中原人的几次大规模南迁，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起了不可否定的作用，但这里面有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是中原人几次大规模南迁，其流落的不尽是现在的客家地区，流落在其他地方的人也不少。为什么流落在其他地方的中原人没有成为客家人，唯有流落在现在客家地区的中原人才成为客家人？其二是如果中原人几次大规模南迁都到了现在的客家地区，那么一般来说，应具有大规模北方移民的特征，起码在客家人不同族群之间有纯正的北方语言，可此种现象并不存在。其三是岭南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粤北、粤东北、粤东、闽西、赣南地区。据史料查证，其他地方的客家人都是在这块地方迁移出去的。为什么这连成一片的土地会成为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以上三个问题连贯起来分析，在这块地方产生出客家人，显然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若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完全与一个重要的历史名人——赵佗有关。 赵佗是河北真定（即现在河北正定县）人，在秦始皇平定岭南时，他是个重要的战将。按有关史料记载推算，他于公元前227年就来到了岭南地区，岭南平定之后，他于公元前214年为龙川首任县令。当时的龙川辖地甚宽，据史料查证，秦始皇平定岭南时，在岭南设龙川、番禺、博罗、四会四县，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行政区域设置。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赣南地区才设置南墅、雩都、赣县等县，粤北地区才设置曲江县，粤东地区才设置揭阳县，闽西地区直至唐朝才设置三县。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了一些新的行政区域之后，龙川辖地仍然包括现在的河源市、汕尾市，梅州市的兴宁、丰顺、五华等县，江西赣南部分地区及韶关市的新丰县。这就说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之前，龙川辖地涉及到粤北、粤东、赣南、闽西大部分地区，而在这广阔的土地上，都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追踪溯源，其原因应该始于赵佗对龙川的管治。 赵佗任龙川县令七年，表面上看，对龙川管治时间不长，但实际上赵佗在广州称南越王后，对龙川仍然情有独钟，念念不忘龙川，在龙川建立“长乐行宫”，经常回龙川居住。据传说赵佗曾在“长乐行宫”中接待过汉使陆贾。由此可见，赵佗对龙川的影响不仅七年，如果公元前227年赵佗来到岭南时就住在龙川，那么赵佗对龙川的影响就有近百年时间。 赵佗对龙川的管治，起码在两个方面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产生起了基础性的作用。一是在龙川留居了大量的北方人。赵佗是个带兵的人，而且在平定南越时担任副帅之职，在他担任龙川县令时，他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龙川各地。当时，龙川地广人稀，为解决这些将士兵卒生活上的缝补浆洗问题，赵佗上书朝廷，恳求拨三万北方妇女，结果朝廷“许其万五”。因为提出这一要求的并不是当时主南海郡事的任嚣，而是担任龙川县令的赵佗，所以，这一万五千北方妇女来到岭南，应该都到了龙川。由此可知，当时赵佗驻在龙川的部队人员数量是不少的，起码有好几万人。这些部队和后来的妇女都是北方人，他们因为以后中原发生陈胜、吴广起义，汉朝政权代替了秦皇朝，无法再回到中原；加上赵佗称南越王后，龙川大地处于东拒闽越、北守岭南、南卫南海的军事大本营位置，这些人需要继续留在龙川，因此留居龙川的军士兵卒及他们的家属，便成为南迁岭南的第一批北方人，他们世代相传，客居他乡，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二是形成了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语音板块。赵佗驻在龙川的部队及其家属，是以军营为生活圈的，他们最初的语言交流，可以想象，自然是使用北方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需要当地土著人补充，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与当地土著人进行交往，因此，这些部队及其后代的语言表述形式和语音也随之变化。与此同时，当地土著人的语言也受到北方语言的影响，趋之雷同，这样，在龙川这块土地上便形成了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既别于北方语音，又别于当地土著语音的语音板块。这种语音板块的产生，在客家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种语音板块，所以晋唐以后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来到广府语音板块地方的北方人便融为广府人，来到福佬语音板块地方的北方人便融为福佬人，来到客家语音板块地方的北方人便融为客家人，其原因就是这些地方都有自身的语音基础，后来这些地方的人只能适应，难以改变。 总而言之，赵佗作为岭南文明的开拓者，作为龙川的奠基人，他在客家人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客家人应该永远纪念他。此外，龙川是客家人的始祥之地，对这一点，也是不应置疑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内，我们说河源市是“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正如市委书记陈建华所说的那样，完全是“实至名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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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4-23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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