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家！客家！
生活在2050年的人，假如他愿意回顾、检讨客家史，他应该会发现，对于客家认同来说，旧千年的最后几个年头，和新千年的最初几个年头，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
和此前客家认同的几个重要时期（十九世纪中期、民国时期）相比，千禧年前后的客家认同，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新特点。首先，是认同范围的空前扩张。假如说十九世纪和民国时期的客家认同，还仅仅一种地方性的、或至多是区域性的现象，到了千禧年前后，客家认同已超越了省界、国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景观。从网络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点当然毫不足怪。资本、商品、劳动力乃至信息的流动，已经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现时代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家人、关心客家人的人，以及憎恨客家人的人，可以聚首于“客家人社区”这一虚拟社区，本身就是网络化的一个结果。因此，客家认同的国际化，本身便是网络时代的一个表征。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城市人（尤其知识群体）和乡民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假如说十九世纪中叶的客家认同，具有比较强烈的普罗和乡土色彩——我是说，他们根植于乡民，表现为在客家乡民与其他族群接触、折衷、冲突过程中对自身习俗、语言等特殊性的朦胧自觉，那么，二十世纪开始的客家认同的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从乡民转向城市知识人，从种种乡村组织转向城市社团和政府机构。客家认同的重心，一旦离开乡村，客家认同中的城乡差别，就逐渐拉开了距离。千禧年前后的客家认同，主要是跟城市中的客家社团、知识分子、虚拟社区、政府职能部门相关联的。客家认同毫无疑问是国际化了，可它远远还没有往纵深方向发展。在许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区，由于不存在族群冲突的历史和危机（或这些历史和危机作为历史记忆早已被遗忘），客家认同并没有“浮出海面”，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尽管他们是客家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这点和城市中的客家认同形成了强烈对比。
新时期的客家认同，还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说到政治化，自然，十九世纪或此前的客家认同已具备一定政治色彩，争取客籍人士在科举中的份额，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一政治是在“客籍”而不是“客家”的名目下进行的。很明显，客籍的涵义要宽泛得多。民国时期客家认同的政治化，也是非常有限度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服从于当时的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救国”、“革命”等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遮蔽了族群认同及其政治化。只有到千禧年前后，客家认同才逐渐卷入认同政治。在台湾，“客委会”的成立，客语电视频道的开通，客家歌曲得到主流音乐组织的首肯，等等，都有比较强烈的政治色彩。大陆客家认同的政治化，也许无法跟台湾相提并论，但也提上了日程。建立客家省的设想，办客语电视台，最近已经有激烈的讨论。总之，客家认同政治的出现，已经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了。
总之，到了千禧年前后，客家认同成为了一个问题，一种话语，由此衍生出的种种问题，这一话语本身存在的矛盾之处，及如何摆脱这些认同政治存在的弊病，成为我们必须作出反思、回应的问题。
二、背景分析
那么，千禧年前后客家认同逐渐高涨的现象，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考虑。
从历史的角度看，客家的认同政治，其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认同政治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知道，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反对种族歧视、土著运动、女权主义等运动。这些运动一般都是由某一弱势群体或支持该弱势群体的社团发动的。其斗争目标，在于反对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和歧视，向政府争取和强势群体同等的社会地位，并经常要求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由于这些社会运动以各该弱势群体的认同为基础，一般称它们为“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客家的认同政治，和上述社会运动比较相近，也存在这些运动本身的一些弊病，这点稍后将进行讨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商品、劳动力、信息流通的国际化，催生了客家认同高涨时期的来临。就国内来说，（广义上的）劳动力的流动，几乎影响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些地区成为重要的劳动力的输出地，如湘、赣、川等内地省份的不少地区，有的则成为重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如东南沿海的各主要城市。客家人聚居的闽粤赣毗邻地区，主要是作为劳动力的输出地而出现的。大量来自粤东北、旧汀州和赣州等地的客家人，离开他们的家乡，来到其他族群聚居的地区谋生。在此过程中，这些客家人与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有了“亲密”的接触。同时，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为信息的流通提供了全新、快速、高效的途径。它还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对客家人及其文化有兴趣的人，可以在一个虚拟社区共同讨论问题、交流信息。这点我已在上文提及。必须指出，国际化和网络化固然催生了客家认同的高涨，但是，这些过程同时是“统一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逐渐“涵化”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的过程（自然，“涵化”的限度还有待探讨）。目前大家关注的客家话流失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出现的。这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也许是台湾和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周边地区，但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方言流失的问题，引起不少客家有识之人的关注和焦虑，反过来激发了对客家认同的建构和再建构。
还应注意到，政府部门在建构客家认同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但经常为人忽视的作用。对中国大陆的不少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卷入客家认同，首先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确立以发展、振兴经济为首要职能之后，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以达成这一目的。对客家聚居区的地方政府来说，“打客家牌”，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所谓“打客家牌”，无非是以客家认同为纽带，以吸引海外客家富商前往投资。长汀搞“母亲河”，宁化搞“客家祖地”，龙岩搞世界客属会议，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相比之下，台湾当局卷入客家认同，就带有更强的政治色彩了。台湾客家电视台播出的“弥月之喜”，亲自参加拍摄，这事“凑巧”发生在大选即将来临前夕，谁能担保他不也是在“打客家牌”？
三、认同政治的困境
象土著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一样，客家的认同政治，根本上说，乃是建立在对客家的本质主义理解的基础上的。在我看来，目前客家认同中出现的一些困境，与这种本质主义理解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所谓本质主义的理解，是这么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方面，它认为“我们”与“他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些不同是难以改变的。如女权运动的基础，是建立在女性的性别特征（gender）基础上的，她们认为，从性别特征上说，女性和男性不同，因此，她们的认同及认同政治，实际上复制而不是改变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最后，妇女取得了一些权益，但男权统治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它假设“我们”之间没有差别。再以女权运动为例，这一运动的另一个不成功之处，在于它抹煞了我群内部的差别，不管这些差别是族群的、种族的还是阶级的。
我私下认为，目前的客家认同，未始不存在同样的问题。作为话语的客家，自1900年前后（具体年份，当然还可进一步探讨）开始，一直纠缠于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争。其主要症结，端在于对客家的本质主义理解。现在，这些对客家人的描写，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论辩的一方，对客家的文化、习俗，进行了高度的赞许。他们认为，与华南地区的其他族群相比，客家人有众多的优点，其称许客家人所用的词藻，与日下对“中华民族”的称许正复相同。这些东西大家耳熟能详，我看就不必在此赘言了。而论辩的另一方，对客家文化和习俗极尽了谩骂之词，将之与蛮夷相提并论。言下之意，似乎蛮夷的文化必定落后，而他们的文化必定够先进、够现代。
今天，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至少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基本上退居幕后，这些谩骂之词已经难以见诸文字了。可是，族群之间的“傲慢与偏见”，却没有大幅度的改善。不说别的，光是浏览这个论坛的帖子，各位就有深刻的印象了。对客家文化——或者更精确地说——“客家精神”的称许，基本上没有停止过。自然，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对客家精神的称许，不再是对其他“兄弟”族群的诋毁了。在主张文化多元的今天，保持文化相对主义的姿态（A文化不优于B文化，反之亦然），至少是个“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做法。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客家人的问题，华南地区的广府人、闽南人、潮汕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不少地方的客家人也许更经常诉诸于这种族群“精神”罢了。
大家知道，争论最激烈的焦点，在于客家人（以及华南地区的其他族群）是继承了中原汉人的纯正血统呢？还是他们主要是南方土著的后代？在这些争辩中，究竟孰是孰非，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和所能解决的问题。我在此需要指明的，是这些争辩背后的政治意味及其与客家认同的关系。说客家人是土著的后代，无非是说他们的文化落后，是“异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指的就是这层意思。而说客家人继承了中原汉人的纯正血统，则是说“我们”和“你们”一样，“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将这些争论放回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其政治含义：假如客家是“异类”，在社会经济方面，他们便理应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在文化方面，他们便理应被教化。因此，族群起源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有其明显的政治意味的。
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客家的认同及认同政治，是如此强烈地诉诸于客家族群起源的讨论的。实际上，这相当于给客家认同讨个“说法”。作为客家人，我们为什么要认同于客家？对我而言，客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既然客家人继承了中原汉人的纯正血统，既然客家人是“物竞天择”过程中出现的“优良”族群，既然客家文化如此优秀，我们自然要继承老祖宗的“传家宝”，并力图将之发扬光大。但是，果真如此吗？象其他族群的类似说法一样，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假设，并且经常是无法证明的假设。因此，这种认同方式，在建构起认同的同时，已将自身置于疑问之地：这种客家认同本身的合法性（legitimacy），随时都有可能被打上问号。我们需要超越本质主义认同观，其根本原因端在于此。
四、从认同政治到“联合政治”
大凡具备反思性的客家知识分子，都会对目前客家认同存在的困境感到焦虑。我们的反思意识，让我们警惕自身思想中的“大客家主义”，但是，客家作为一个族群目前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处境，又迫切要求我们去寻求出路。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窘境，我们应如何应对呢？我不是社会问题的“医生”，没有能力给出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子，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路，供各位参考。
反对本质主义。认同政治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什么敌对的势力（如男性、白人、广府人、潮州人、闽南人等强势群体），而是在背后支持族群差异的本质主义的“文化范畴”或“分类法则”。根据这种本质主义的话语，一方面，我群（客家人）与他群（广府人、潮州人、闽南人等）之间有着本质性、亦即几乎无法更改的文化、语言、生理等方面的差别，另一方面，在我群内部，并不存在什么重要的文化、语言或生理方面的差别。正是这一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时下对客家自身的理解及对客家与他群关系的理解。
对于客家研究者来说，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个方面解构本质主义的弊病：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各地的客家人及其历史。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时空中、而不是在抽象的层面（所谓“文化的”、“生理的”或“体质人类学的”）讨论客家问题。这种对客家问题的具体分析，无法完全消解本质主义的弊病，却可经常提醒我们本质主义的危险。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客家看作一个话语，进而讨论这一话语的历史，从而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达成解构族群“神话”的目的。必须指出的是，对客家的研究和对客家话语的探寻，必须与对其他族群的对等研究结合起来。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达成解构本质主义的目的。
反对文化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化、社会差别。“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各地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有着不可否认的差别。以本人记忆犹新的一个情况为例。老家上杭的城关话，与其他乡镇的口音，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中学时代，“城狗子”和“乡巴佬”同学之间的差别，正是基于这种差异。因此，即使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也可察觉出种种文化的或社会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差异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相反，这些差别本身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或社会的设计或构建，也就是说，它们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走向“联合政治”。“联合政治”（coalition politics）的提出，正是为了克服文化本质主义的危险。正因为族群之间的差别不是绝对的，我群与他群的差别只是历史的产物，为某一特定目标为形成的政治组合，可以（尽管可能但是）不必与族群相重合。也就是说，为了某一特定政治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涉及的人群，在某族群内部，或超越族群的界限，组合成某一功能性社团，以达成该政治目的。举例来说，目前客家方言流失的现象，在有的地方非常严重。但是，类似的问题，对于其他族群也或多或少的存在，比方说，由于近年上海话流失严重，已有学者呼吁“将方言进行到底”。为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来自不同的方言群体的学者，是否可以共商大计，谋求共同发展呢？在网络化的时代，我相信，“统一化”的问题，绝不是某些弱势群体和文化才遇见的问题，不少地方的强势群体和文化，同样面临着被国际性的强势群体和文化“吞噬”的危险。从这一点看来，“联合政治”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无法想象。
我们今天反思客家问题，正是以全球化和网络化带来的困境为起点的。和以往比较起来，今天我们更有必要警惕文化本质主义的危险，更加应该学会如何与其他群体和平共处，需要投入心血，去建构一个去本质主义的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的社会。上述这些，只是我的一些点滴思考。要想突破目前的客家认同困境，需要的是各位、来自不同族群的人的参与和反省。要不然，一切仍就只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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